當90年代澎湃的通俗文化向這位學院派藝術家發(fā)起沖擊時，他選擇用一種艷俗的方式思考這個國家的信仰和抉擇；而今天，當艷俗從一種時髦變成一種大眾的生活方式，他依然無法“同流合污”，而是繼續(xù)做一個觀察家，一個思考者，一個徹徹底底的藝術家。
中國艷俗藝術代表人物俸正杰也遵循了藝術圈的這一傳統(tǒng)——請藝術教父栗憲庭為自己的下一代取名。當栗憲庭拿出厚重的辭海，翻到“三川”這一詞條時，俸正杰眼前一亮。“三”是俸正杰下一輩的輩份，“川”則代表今天的四川，他的家鄉(xiāng)。所以俸正杰當場決定，為即將出生的第一個孩子取名“三川”。
這是2008年初的決定，這一年，俸正杰40歲，他第一次結婚，第一次做父親，第一次發(fā)現人生中還有很多事情比藝術重要。
而在14年前的冬天，當他即將從四川美院研究生畢業(yè)，尋找自己的出路時，也是栗憲庭，將他從四川帶到了北京。去北京是他當時打定的主意，盡管他并不清楚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樣子，但從過去的信息他得出如下想象：北京是一個人才濟濟的地方，各種各樣的人都會在這里碰撞，年輕人在這里過著藝術、詩意、浪漫的生活。
“艷俗”終究不是一個討巧的詞
1995年的北京藝術圈確實風生水起，以“F4”為代表的當代藝術家成名并富裕，“玩世現實主義”受到西方追捧，一個憤世嫉俗、激情四射的中國當代藝術時代，正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的南方經濟沖動一起，向這個保守的社會主義國家發(fā)起沖擊。
而當時的俸正杰，一個藝術圈的毛頭小伙子，一個內斂而友善的四川人，到北京后卻并沒有機會享受這個繁榮時代的藝術盛宴，他向栗憲庭借了一輛自行車，跑遍北京各大學的藝術系，遞交求職資料。幾個月后，他接到北京教育學院的面試通知，由此獲得在北京落腳的寶貴工作機會。
10多年過去，俸正杰早已辭去教職，成為一名成功的職業(yè)藝術家，中國艷俗藝術的代表。栗憲庭說，中國的艷俗藝術，是從泛政治波普熱潮中衍生出的一種語言方式。中國90年代中期消費文化的泛濫，為它提供了艷俗的審美語境；同時，上世紀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藝術通俗化，給它輸送了養(yǎng)分。而俸正杰那些大紅大綠大粉的大頭作品（幾乎都為中國女性），在艷俗藝術領域達到了成熟境界，整體上形成一種快樂、漂亮、嫵媚、鮮艷、膚淺、脆弱??的趣味。
但“艷俗”終究不是一個討巧的詞。它沒有“傷痕美術”文藝，沒有“鄉(xiāng)土藝術”質樸，沒有“現實主義”酷，也沒有“卡通一代”炫。艷俗代表著膚淺、大眾、普通，就像中國傳統(tǒng)的大紅花布，從來和高雅、經典無緣。
俸正杰似乎對此早有心理準備，除了年復一年地制造艷俗作品，還在生活中貫徹艷俗氣質。他梳著中分頭，開著豪華跑車，穿著顏色鮮艷的襯衫、T恤和鞋子。他位于北京費家村藝術區(qū)的工作室更是色彩斑斕，粉紅的沙發(fā)，綠色的鐵門，甚至連垃圾桶都是粉色的。最吸引眼球的還是他那些巨幅的大美人頭作品，畫面都是大紅大綠，畫中女人的形象大多取材自時尚雜志，擁有濃艷的臉龐和斜視的眼神。一張張畫排在一起，除了主角從電影明星張曼玉變成名模呂燕，似乎也看不出太大差別。
但如果僅以這些判斷俸正杰是一位膚淺的、刻意追求特殊效果，按照西方人喜好創(chuàng)作的畫家，你就將失去認識一位社會觀察家的機會。
“恰恰相反，”意大利博洛尼亞現代藝術博物館館長洛倫佐·薩索利·德·彼安奇說，“俸正杰是一位思想者，是一個喜歡思考生活現實的人，他對時代精神非常敏感，正如每個時代的偉大藝術家們一樣，他是偉大的社會觀察家，并用極其清晰的思維對其進行分析、分割和探測。”
我要把樹葉一片一片畫下來
這種觀察能力是從何時開始顯現無從考證，在回憶時，他總會想起小時候的家庭。在四川安岳縣的一個農家里，母親作為童養(yǎng)媳，從小就到了父親家，而父親在1958年被成都一兵工廠招為工人，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城市。1968年，長子俸正杰出生，為孤獨的母親帶來依靠。
“很小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家庭不是完整的。”俸正杰回憶說，“父親很長時間才能回來一次，這讓我感覺很壓抑，每次我都不愿意讓他走，總希望他能在家里多住一段時間。”他記得，父親每次回老家，總會帶回很多城里的零食和連環(huán)畫，這讓他非常驕傲。但父親一走，他就覺得家里空空的，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樣，很難受。
上初中時，12歲的俸正杰因為腸胃不好，被父親接到成都，一邊治病，一邊在兵工廠的子弟中學上學。而小他8歲的弟弟則留在老家。城市的生活并沒有好到哪里去。那時父親住在單位的集體宿舍，這對父子只能擠在一張單人床上。每天早上天還沒亮，父親就用腳把俸正杰踢醒，讓他去廠門口的路燈下看書或跑步。
“父親似乎對我沒有特別的要求，也沒要我出人頭地，他只希望我好好讀書。”俸正杰說，“我母親也是，盡管她目不識丁。”
但俸正杰很快和一幫城里的孩子混在一起，不做作業(yè)，逃學，打架，考試一塌糊涂。他因此做出人生第一個重大決定。當年回老家過完春節(jié)，父子倆收拾好行囊準備回成都，剛跨出大門，俸正杰突然宣布，“我不去成都上學了。”這是他計劃了幾個月的決定。在最后關頭宣布這一消息，是因為父親必須要趕當天唯一一班開往火車站的長途車，也不可能為他留下來。為了安慰氣急敗壞的父親，俸正杰保證，一定要好好念書。
半年后，這個只能考30分的男孩創(chuàng)造了奇跡，升學考試考到年級第三，他如愿考上了縣里的師范學校，“我當時就想考師范，可以吃國家糧、不用挖泥巴、有份穩(wěn)定的教書工作，然后一輩子也不用再讀書學習了，找個老婆過日子就算了。”
所以，在進入師范學校后，俸正杰天天想的是放開了玩，混到畢業(yè)。直到1984年秋天，中師二年級的他必須在音樂和美術兩種課程中做出選擇時，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一生要走的路。沒錯，就是畫畫，他天生五音不全，當然只能選擇美術課，當他拿起畫筆隨便畫了幾筆，卻獲得了老師的表揚。“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覺，像吃了藥一樣，一畫畫就覺得全身興奮，感覺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感覺這是可以一輩子做的事情。”
那時學校附近有一條小路，路兩邊長著桉樹，夏天時掛滿了綠油油的葉子，迷上畫畫后，俸正杰就暗暗發(fā)誓，“等我有了能力，一定要把這些樹葉一片一片全部畫下來”。他說那時的自己像瘋了一樣，進入一種癡迷的狀態(tài)。有一段時間，他總是等到宿舍熄燈查完夜后悄悄溜出來，到教學樓里的美術室畫石膏像，畫到后半夜再回宿舍睡覺。
我現在每天的生活難道不真實嗎
因為畫畫，俸正杰成了安岳縣一個名人。等到從中師畢業(yè)時，其他同學大都被分配到偏僻的農村，他卻毫不費力地被留校。但那時他已經不再滿足鐵飯碗的工作，他覺得“自己應該是一個有前途的人”，所以，1988年，20歲的俸正杰放棄保送，考入位于重慶黃桷坪的四川美院。但這一切，他都沒有跟父母商量，“父親是一個老實、本分、孤僻的人，也是廠里的技術能手，人人都認為他很能干，但我知道他社會活動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從來不給他們提什么要求，提了他也做不到，反而給他增加煩惱。”
自1979年恢復招生以來，四川美院一直是中國現當代藝術的旗幟。羅中立、何多苓、程叢林、周春芽、張曉剛等人在這里留下幾乎難以超越的傳奇。俸正杰入學后很快以品學兼優(yōu)引起師生們的注意，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將順從地做一名學院派藝術家。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后，他開始對中國社會進行思索，對先鋒派畫家產生了興趣，并強烈地感到有必要與傳統(tǒng)決裂，開始研究新的手法和材料。二年級時，他拒絕美院學生去大巴山、涼山少數民族聚居區(qū)寫生和體驗生活的傳統(tǒng)。“難道去那里呆一個月就能體驗到真正的生活嗎，而我現在每天的生活難道不真實嗎？”他反駁說。
他在創(chuàng)作上也試圖突破美院傳統(tǒng)的灰色、沉重的調子，開始嘗試鮮艷的色彩。“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覺得鮮艷才有現代感。”這種嘗試促成他在1992年創(chuàng)作了自己的第一個作品系列—“解剖系列”。而當年除夕與堂兄一道去買年畫的經歷，則讓民間的年畫色彩和形式從此進入他的作品。
“當時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美院所在的黃桷坪的變化，”俸正杰回憶說，“仿佛是一夜之間，港臺文化進入中國內地，四大天王的招貼畫和港片的海報掛滿了學校周圍，80年代流行的深刻的西方哲學受到極大沖擊，一種俗氣的文化正勢不可擋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我想表現這樣的生活。”
但他第一次賣出的畫作卻并不是這些先鋒作品，而是他的課堂作業(yè)，其中包括一張靜物圖，主題是一盞馬燈和兩個梨，畫布是打著補丁的床單，畫框是他在外面撿的小木頭做的，一個當時在重慶做畫廊生意的人找到他，出價3000元買下了6件作品。他后來轉了幾次公車去畫廊拿錢，老板用一個當時最流行的腰包給他裝好，但他不敢掛在腰間，而是死死拽在手里，等回到學校，腰包全都汗?jié)窳恕?ldquo;那時我家里的經濟情況很不好，3000元就意味著一年的花費，可以買很多東西。”
1994年到1996年，也就是俸正杰的研究生學習期間，他又創(chuàng)作了《皮膚的敘述》系列。“如果說80年代的新潮美術首先表現為一場文化運動，通過引入西方現當代文化來反抗、解體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從而使其向當代社會開放的話，那么到了90年代，我們的藝術則應該清理和反思這場運動所帶來的社會和文化現實，發(fā)現其所隱含的問題。”他對這一系列作品做出注解。
在美院，他的這些作品并未受到太多好評，更無法成為主流，但那個時代的藝術家們都在探索，包括當時還在四川美院任教的張曉剛、葉永青，雖然每個人形式不一樣，但都在開始嘗試挖掘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很長一段時間我其實很困惑，”俸正杰說，“我對流行、通俗文化并不那么喜歡，但我意識到這種文化又將改變這個國家，以及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這讓我無法接受，又做不到坦然面對。”
在他們爭得與世界關系的那一刻，仿佛失去了自己的靈魂
1995年，俸正杰從四川來到北京—這個他夢想中的浪漫詩意之城，他的生活并無太多改變，這個藝術的城市需要物質作為生活基礎，而微薄的教員工資只能供他勉強度日。那時，他又鼓勵弟弟放棄工人工作（接父親的班獲得），考上了四川美院，而家里的經濟狀況變得更加拮據了。每個月工資發(fā)下來，他首先是寄300元給弟弟，剩下的錢，“交完房租就迷茫了”。
“最開始是在學校辦公室睡了兩年，后來就是四處搬家，”俸正杰說，“那時候除了經濟問題，最重要的就是藝術問題，沒什么展覽機會，也沒太多人知道自己的作品。”而他的同學們畢業(yè)后大都加入了創(chuàng)業(yè)致富的隊伍，“他們的選擇不會對我構成任何影響，我很清楚那不是我要的，我就想過現在這樣的生活。”
1997年，在多次拜訪了一位婚紗攝影師朋友的影樓后，俸正杰開始創(chuàng)作“浪漫旅程”系列，身著鮮艷傳統(tǒng)服飾的新婚夫婦，宣告著自己的幸福生活。評論家認為，從這一系列起，俸正杰可以被定義為一位擁有不容被混淆的風格，極具個人特色的畫家。但他沒有在那個熱鬧的時期一炮而紅，“我在這條路上其實走得很慢，沒有突然改變，只是每天都往前走一點。”
90年代末與俸正杰開始接觸的著名藝術經紀人程昕東回憶，第一次看到俸正杰的作品，他直接找到了俸正杰的工作室，一聊就是一個下午。那時俸正杰在創(chuàng)作“酷”和“蝶戀花”系列，艷俗的味道愈發(fā)濃烈，“我第一次見到他作品時眼前一亮，那時沒有人用民間年畫的形式來反映當下問題。”程昕東說。
2000年后，一系列突出嘴唇、面孔、發(fā)飾、表情、眼神的中國女性形象作品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就是俸正杰至今仍在創(chuàng)作的“中國肖像”系列。“如果說前一階段的作品是以表面的浮華艷麗來反襯人物內心的空洞與虛榮，那么現在的作品則是以簡單的形象、濃縮的色彩來直逼人物的內心世界，”俸正杰說，“她們不是某個特定的人的肖像，而是經歷了20世紀中國社會、政治動蕩，表面浮華光鮮，心理狀態(tài)復雜微妙甚至空洞、茫然的中國人‘肖像’。”
在程昕東的推動下，俸正杰的作品很快推向紐約、巴黎等地。深諳中國當代藝術的洛倫佐·薩索利·德·彼安奇說，“我相信如今沒有任何藝術家能比俸正杰更好地表現出他的國家在全球化和暴富的沖擊下，幾千年的傳統(tǒng)經受了怎樣的動蕩。他的作品強調了物質生活質量和傳統(tǒng)精神價值之間的隔閡，突出了年輕一代的困惑和迷茫：在他們爭得與世界關系的那一刻，仿佛失去了自己的靈魂。”
俸正杰也不同意他那些中國符號作品是在為西方人而畫的論調，“所謂我的作品在國外更受歡迎，是因為國外的人會買或者收藏，而國內收藏者少，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內的人不喜歡，就像‘中國肖像’系列作品，剛開始一兩年國外的人也不理解，后來慢慢就接受、喜歡了。”
當然，艷俗的意義在他這十幾年間的創(chuàng)作中已發(fā)生巨大轉變。90年代，他借用艷俗來諷刺和反思社會，而現在，2000年后，當流行文化已經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人們已經在外表跟上了國際潮流，艷俗的目的是要觀察人們的內心是否也如外表那樣國際化。“所以我選擇從時尚角度去觀察，因為時尚對人的影響最為明顯，比如外表，比如眼神，但我并不是熱愛時尚，而是想探尋時尚給中國人的外表和內心帶來的變化。”
他承認，在骨子里，他依然保守、傳統(tǒng)、深沉甚至憂郁，艷俗只是外衣，是他觀察這個世界的屏障。就像婚姻，過去那么多年他一直未婚，不是因為他特立獨行，而是因為他未能遇到。所以，4年前在一次朋友的服裝店開業(yè)聚會上，當他在人群中發(fā)現一個孤獨、安靜的女孩，他就立刻走了過去。“我問她有喜歡的衣服嗎，她指了指一個包，也不說話，然后我就再也找不到話說了。”兩年后，他和這個比他小16歲，名叫熊雨花的女孩走到了一起，并結婚，生子。
我不再認為藝術是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
但有一個遺憾卻讓他背負終生。在他9年前把父母都接到北京生活后，父母卻雙雙患上癌癥，母親于2001年去世，父親也在2006年走完人生旅程，看到兒子結婚生子是他們的最大愿望，但俸正杰未能實現這一承諾。“這是我最大的遺憾，40歲以后，我不再認為藝術是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事，家庭、兒子、生活對我一樣重要。”
這位艷俗藝術家也似乎看透了目前最流行，最俗氣的“天價”、“泡沫”之類的問題，他說人的藝術生命很長，價格只是現階段顯得比較重要的話題，但其實當代藝術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很時髦的標準，比如80年代在美術雜志發(fā)表作品，90年代參加國際的展覽，所有這些都是藝術和社會發(fā)生關系的某一個方面，但跟自己的路怎么走沒有任何關系。
他的路，還是得一個人慢慢走下去，就像過去那些年，他一個人決定不回成都念書，決定考師范，決定學美術，決定來北京，以及，決定一直艷俗下去。“對藝術，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對自己負責，而不是給外界交代。”俸正杰說，“我不會強迫自己改變，就像以前沒有強迫自己一定不變一樣。沒有市場的時候我在畫這些，現在受到歡迎，有了今天的我，恰恰是因為以前我尊重自己的感受。”
他說，也許這輩子就按這種風格一直畫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