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是記錄歷史瞬間的一個載體。新昌縣名人信札收藏愛好者董伯敏至今收集到上千封名人信札，并打算出一套名人信札研究的系列圖書，舉辦“近現(xiàn)代當代名人信札展”，把藏品詳細地介紹給讀者和研究者。
十年心血淘回上千信札
董伯敏是新昌一名普通的機關(guān)干部，從小就喜歡讀歷史知識方面的書，后來他迷上了收集名人信札。
搞收藏，眼力、財力和魄力三者缺一不可。作為工薪階層，因為財力有限，因此搞收藏更要有魄力和眼力。為了培養(yǎng)眼力，董伯敏買了很多工具書，研究名人的書寫風格和習慣，熟悉名人的不同氣息和歷史背景。多年的知識積累，董伯敏的眼力突飛猛進，給他的收藏增添了不少底氣和勇氣。
2005年，董伯敏去北京出差。辦完正事，他乘坐公交車到潘家園舊貨市場去淘寶，一下子買到了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財政部長王丙乾等人的多封信札。可等他買完回程機票，卻發(fā)現(xiàn)口袋里只剩下了幾元零錢。回到杭州后，身無分文的他只好向同學借了幾十元錢，才買車票回到新昌。
每封信札仿佛都會講故事
一封看似平常的信札背后其實都有一個故事、一段歷史。
董伯敏的手頭有一封錢學森寫給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原外國文藝研究所朱豐順的書信，是朱豐順寫信向錢老請教文藝創(chuàng)作的問題后錢老的回信，在這封回信中，錢老講了自己的一些見解，但錢老仍謙虛地說對文藝創(chuàng)作“自己是外行”。“字里行間流露出一種謙遜態(tài)度，完全沒有一種大科學家的架子。眾所周知，錢學森是位科學家，從信札中看出他對人文科學也有獨到的見解。”
沈鈞儒寫給好友王云五的毛筆書信，記錄的則是一段歷史。信中，沈描述了“一·二八”變事中上海法科大學圖書館被燒的情況。沈鈞儒時任中國法科大學教務(wù)長一職，這封信真實地反映了沈鈞儒復(fù)雜的心情。
去年一個冬夜，董伯敏在網(wǎng)上淘到一件原浙江大學校長、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寫于1949年的信札。這件信札把竺可楨人雖出走上海，可心里卻記掛著浙大師生的心境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信札中的“紹興印跡”
董伯敏收藏的名人信札基本上以近現(xiàn)代、當代為主，側(cè)重于“五四”前后文化名人的墨寶，如張之洞、俞樾、梁啟超、葉圣陶、顧頡剛、季羨林等國學大師和文化名人。
近年來，董伯敏十分注意收集紹興鄉(xiāng)賢的信札。董伯敏手頭有一份《光復(fù)軍志牟言》原稿，其作者為清末學者康有為的“萬木草堂”弟子張伯楨，這封信札真實地展示了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紹興籍革命志士矢志推翻滿清王朝的歷史。
開明書店由紹興人章錫琛、章錫珊兄弟在上海創(chuàng)立，是當時很有名的出版機構(gòu)，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都由其出版發(fā)行。1929年，開明書店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當時的很多文化名人，包括豐子愷、林語堂、夏丏尊都是書店的股東。
幾年前，董伯敏無意中收集到其中一份股單，“上面有股權(quán)人的簽名和印章。”之后，他開始有意識地尋找、收藏這些股單，然后發(fā)現(xiàn)當時的很多文化名人都是該書店的股東，如今，他手頭已經(jīng)有1000份左右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