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 五彩山水人物筆筒 H 15.3 cm 估價 RMB: 28,000,000-36,000,000
參考：北京翰海2009春季拍賣會古董珍玩 Lot.2325
香港蘇富比2005秋季拍賣會臻美珍瓷-亞洲私人家族匱藏專場 Lot.207
參閱：《故宮珍藏康雍乾瓷器圖錄》圖版68 雍正木紋秞墨彩山水紋筆筒；
《世界陶磁全集15冊》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東京，1983，圖版197
《明清瓷器鑒定》耿寶昌，香港，1993，圖版433
《胡惠春先生王華云女士捐贈瓷器精品選》，上海博物館，1989，編號50
《暫得樓清代官窯單色釉瓷器》 P 274
筆筒是為文房雅器之一，中空以納筆，是其最初也是延續(xù)至今的特質。“唯殷先人，有典有冊”，發(fā)端甚早的中華文明，最自覺的將歷史的經驗加以勤奮的傳承。文化，不可逆轉的囊括了一切它所觸及的物質世界。書典必有刀筆，筆從人而行走撂握，久而久之，不便貯存攜帶，便有筆盒容納，書案之上，則有筆筒承之。
筆筒產生的年代已不可考，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漢墓和山東臨沂金雀山周氏漢墓各出土一件竹筆筒。金雀山漢墓的竹筆筒兩端穿透，筒身鏤有八孔，筒身中間及兩端有三道皮箍，筆筒涂黑漆，出土時，筆筒里置有竹筆。筒身鏤孔是為便于取筆。由此可知，兩漢筆筒是一個鏤孔的細竹管，筆完全置于其中，與后世圓筒狀插筆的筆筒有很大不同。三國時期的吳國文人陸璣，在《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螟蛉有子》中寫道：“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且不細查其外貌，僅筆筒一詞，便有史可查的綿延了二千于年。宋無名氏《致虛雜俎》載：“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鐘’皆世無其匹”，然竹木易腐，無論是兩漢，亦或是文物昌隆之唐宋，筆筒存世者皆寥寥可望。近至明代，各類傳世器逐漸增多，蔚為大觀，朱彝尊曾作《筆筒銘》云：“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閑彼放心，歸于無邪。”一語道出了筆筒容毫納筆的精神內核。明屠隆《文具雅編》載：“湘竹為之，以紫檀烏木棱口鑲座為雅，余不入品”。又明文震亨《長物志》云：“筆筒，湘竹，栟櫚者佳”，以上文獻頻出于明，即是證明。經過長時間的發(fā)展，竹、木、瓷、漆、玉、銅、象牙、紫砂等質地品類的筆筒，已經徹底的作為一種可以欣賞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之一，無時不刻的出現在文房陳列之中。
瓷質筆筒從目前的考古實物中看，最早之實物現于宋代：故宮博物院陶瓷鑒定專家馮先銘先生在《中國古陶瓷圖典》中記載“筆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筆之用，始見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狀。宋代筆筒口徑較小，傳世不多”。另據明代文獻《天水冰山錄》載，查抄權相嚴嵩家產之清單上，赫然列有牙廂(鑲)棕木筆筒、象牙牛角筆筒、哥窯碎磁筆筒。故此推斷，瓷質筆筒最早可追溯至兩宋時期，而這與宋代高度發(fā)達的社會文化氛圍和高超的治瓷水準相吻合。而瓷質筆筒的再次勃興，始于明代，盛行于清，并伴隨有清一代高度發(fā)達的陶瓷製作水平而臻于鼎盛。
清雍正時期，王朝初興，瓷製筆筒的生產也達到了鼎盛時期，不僅品種繁多，有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顏色釉等，而且裝飾圖案豐富，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裝飾紋樣有山水、人物、花卉、鳥獸或題寫詩詞歌賦等。
此件雍正仿木秞墨彩五彩筆筒呈筒狀，圓口直壁，外底中心內凹。外底、足墻、口沿及器內施木紋釉，外壁中部留白，通景繪墨彩山水，并點染五彩裝飾。外底滿繪仿木紋理，無款。與之同類者，有一件故宮博物院藏，內、外、上、下及底足均為仿木紋秞，外壁通景粉彩松鶴延年的筆筒，與此件風格一致，也無款識，應當是為了追求像生之效果，故意而為之。此器胎體致密，圖案在器物上環(huán)繞一周，展開則是一幅完整的山水畫卷，構圖有密有疏，水面的遼闊，林石的繁密，形成巧妙的對比。筆觸上也極好的表現出多樣的技法，山石的皴筆層次清晰，樹木依種類不同或用點簇或用夾葉。彩墨結合，以墨筆為骨干，以青綠為主調，間雜些許鮮紅，由于釉料的緣故色彩比之繪畫又多了一分鮮亮明快。其構圖疏密得體，層次分明，景物錯落有致，頗得章法，筆觸運用自然靈活，渲染皴擦，格調清新，別具藝術魅力，整體畫風富有清代宮廷山水畫慣有的嚴謹富麗，文雅含蓄的特點，令人觀之悅目，賞玩不盡。其細節(jié)處之繪畫筆法，如松枝針葉，與同時期琺瑯彩瓷名品“松竹梅圖橄欖瓶”如出一轍，可印鑒為雍正官窯作品無疑。仿木釉始燒于清代雍正時期，以赭褐色彩描出木材自然紋理，形象逼真，它是清雍正、乾隆朝獨具特色的釉色之一，裝飾效果自然生趣，清雅怡人?！讹嬃鼾S說瓷》載：“乾隆有專仿木制各皿，遠望儼然如木，而實為瓷者，名曰‘仿木釉’。”景德鎮(zhèn)官窯以紅、黑二種不同的釉色繪成木理紋，有的還作藤條裝飾，遠看乍望儼若木製器皿。以其做裝飾瓷器之中，有筆筒、臂擱等小件，也有大型的仿木桶。并有以木紋釉為座，配以粉彩、茶葉末等花盆、瓶等器物。單就墨彩產生則與雍正皇帝有著極大的聯(lián)系，因為他對賞玩器物品鑒要求極高，大多參與設計，非精細而不用，其創(chuàng)造的瓷器品種亦多，墨彩即是其中之一。清雍正年間，景德鎮(zhèn)用國產彩料仿燒水墨琺瑯效果的研究獲得成功，窯工首先在白瓷上以黑料繪紋樣，再經低溫烘烤而成，其效果猶如在宣紙上以墨筆作畫，木紋釉與墨彩結合，在烘托主題紋樣方式上新穎別致，而且更為世所珍罕。查閱耿寶昌先生所著之《明清瓷器鑒定》，可知木紋釉搭配墨彩、五彩之筆筒，為雍正朝所獨有，“…木秞地開光繪畫的筆筒，款式甚為特殊，器內及外壁上下邊線飾以木紋理的彩色秞，外壁中部繪有墨彩松鶴圖或人物行旅圖，在畫面的花草和樹梢上點染淺藍、綠、淡珊瑚紅、紫和白色，甚為新穎。”關于這一豐富釉彩瓷器的誕生，不能忽視一個人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其就是雍正六年旅任之督陶官唐英，其供職于江西御窯廠將近三十年，在都理窯務期間，創(chuàng)製新彩凡五十七種，這為創(chuàng)燒各種特殊效果的瓷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公元1723年，雍正承繼大統(tǒng)，蒞位13年。他通過使用繪畫、製瓷等手段，努力將自身標榜為一位澹泊儒雅的帝王，以天下文人之表率的形象君臨天下。雍正常諭旨怡親王燒製新樣，怡親王深諳雍正治瓷用心，精勤窯務，力求將清雅秀逸的藝術風格鮮明、準確的融入每一件官窯瓷器的燒製，雍正帝本人也從畫稿、碹木樣、書款、煉製彩料，到督窯官人選、窯工錢糧等一一躬親。每一處精心勾描與設色，無不受皇帝力求表率天下的動力所驅策，傳世雍瓷中，我們看到無論琺瑯彩、墨彩、粉彩，還是青花、單色釉，其造型和色彩一變前朝的渾厚古拙，趨于雋秀內斂。清麗的線條中流露出一種超凡脫俗的寧靜；其紋飾典雅，繪畫筆觸精妙纖柔，構圖簡潔疏朗，不染一絲煙火氣。雍瓷在中國製瓷史上，以趨于完美的表現，傳神地表達了一位帝王的情懷和審美。
【編輯：易小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