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rtesy of 時曉凡（Quentin Shih）
幾周前，當紅青年攝影師時曉凡(Quentin Shih)的“上海舊夢(Shanghai Dreamers)”系列攝影作品在迪奧(Dior)的新上海旗艦店與公眾見面，他無疑確信獲得了又一次成功。自從2008年他首次與迪奧合作以來就踏上一場夢之旅。然而這次卻不同于以往：他在中國博客圈激起一股批評浪潮，指責其作品含有種族偏見。事態(tài)發(fā)展得如此緊張，他不得不上網為自己辯解。
在這一系列照片中，時曉凡將身著迪奧品牌服裝的西方模特置于密密麻麻的身穿中國現(xiàn)代史上“禁欲年代”服裝的“克隆”人群之中。照片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而傳達出的視覺信息令許多人難以接受：對他們來說，這些照片意味著中國人是無個性的大眾，而迪奧(與西方)代表著個性。時曉凡更選取20世紀70年代進行戲仿，那個年代的中國，“文革”仍進行得如火如荼，為無數(shù)公民帶來苦痛，監(jiān)禁甚至死亡。
“親愛的克里斯汀-迪奧(Christian Dior)，您的‘上海舊夢’陳腐而平庸，是東方學的范本，你覺得我們會覺得它大膽、激動人心、新奇無比?”一位義憤填膺的博客人如是寫道。結論是：這只是種族主義，許多網友表示贊同。
時曉凡在McClatchey“中國崛起(China Rises)”網站的Tom Lasseter博客上為自己辯護，稱整個系列作品只是他個人的“藝術創(chuàng)作”。而當他繼續(xù)往下說時，這辯解便顯得有點兒牽強：“我運氣不夠好，沒有拍一位穿迪奧的中國模特——如果拍了我肯定把她放進我的作品中”。如果他是在別人的掌控中，你不會覺得他對作品的視覺組織憑運氣有多么重要。
有諷刺意味的是，如今損害時曉凡藝術名聲者恰曾是他成功的推手。時曉凡作為嶄露頭角的藝術家應邀參加2008年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舉辦的展覽“迪奧與中國藝術家(Christian Dior and Chinese Artists)”，那是一場藝術與時尚結合的華麗盛會，為慶祝迪奧60周年，參展藝術家包括張曉剛、劉韡和張洹等人。而他們的參與并未增添太多光彩：展覽開幕時，人們都覺得面對服裝和藝術，那些連衣裙是最搶眼的。在那里看到的藝術品不及伊夫-圣-洛朗(Yves St Laurent)、加利安諾(Galliano)或迪奧先生本人的靈感、奇想和技藝的光輝。
而攝影師時曉凡無疑是其中的贏家，他從眾多才俊中脫穎而出，應邀在巴黎為迪奧創(chuàng)作藝術作品。這一系列作品名為“玻璃箱里的陌生人(Stranger in a Glass Box)”，將身著迪奧服裝的中國名模杜鵑置于玻璃箱里，又將玻璃箱放置在風格各異的中國布景之中，從老工廠到老車站。與他的新作一樣，這一系列作品中的旁觀者也都身穿20世紀70年代的“革命”服裝，但很有生氣，不似新作中那些“克隆人”，吸引著他們目光的模特同樣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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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曉凡開始成為迪奧的一位“御用藝術家”，為迪奧-桀傲(Dior Homme)拍攝照片，并將他的“玻璃箱”作品從北京巡展至莫斯科、新加坡和美國加州。
如今，與客戶走得太近的隱患已然明顯了。時曉凡當然愿意被當作一位嚴肅的藝術家看待，但難以擺脫他的作品看上去太像廣告的危險。
對包括ARTINFO在內的觀察者而言，種族偏見問題是小事。畢竟西方模特自身在時曉凡營造的怪異空間中也顯得不安，仿佛醒來身處恐怖夢幻，那些中國“克隆人”倒看來舒適安然。
核心在于一個敏感問題：誰有權利以玩世不恭的姿態(tài)看待陰暗的歷史，誰沒這個權利?時曉凡在作品中使用20世紀70年代的元素似乎不感到不安，只看到那個時代“革命服裝”的“幽默”。在他的辯解中，他明確表示他知道“文革”不是逗樂的事，卻似乎感到在作品中給予這個時代一抹玫瑰色的光輝并無不恭。事實上他仿佛是在為其所作所為進行申辯。“客觀現(xiàn)實”顯然“比我作品中和諧人群的‘白日夢’殘酷得多”，時曉凡在網文中這樣寫道。他顯然忽略了這一點：對一些人而言，這正是在一系列時尚照片中向那個時代致敬令他們感到不安之處。
“文革”時代對中國藝術家的魅力持久不衰，而以前的藝術家們對這一時代有所體驗，利用這個時代的圖像進行譏諷、批判或傷悼，時曉凡則將一切減至單純的視覺觀感——很搶眼，但不具含義。
此事對時曉凡未來的創(chuàng)作道路有何影響尚難判斷，而這確實突出了藝術與時尚品牌合作的危險性。如今似乎人人都已接受這種互惠互通——藝術家以聲名和前衛(wèi)之勢為品牌增色，品牌也為藝術家增添時尚派頭，當然還有大把的鈔票。而當這種合作的產物遭到質疑，在前線擋槍子兒的是藝術家，他們必須為自己的名譽申辯，并不顧一切地否認他們是為了賺錢。
【編輯：李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