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以后，書畫潤例始呈上揚趨勢。是書畫逐漸脫離一般消費品的低價，向藝術品的高價位移呢？還是民國亂世逞英雄的時風使然呢？恐怕后者更占主流。
我們看當代有哪些藝術家或作品最易博得時譽？首先是一定時期美術潮流引領下的創(chuàng)作，比如1949年后圖解政治、新時期反政治或刻意創(chuàng)新的美術作品，它們都從政治或創(chuàng)新的概念出發(fā)，割裂藝術創(chuàng)作規(guī)律，把藝術作為工具。其次，主流美術價值觀引導下的獲獎作品和獲獎者，他們只滿足了美術作品單方面的功能，比如教化，缺失大眾欣賞要素。最大的時譽群體是目前價值體系下的政治受惠者，包括體制內的專業(yè)官員和專家，他們因為體制的機會和資源，容易博得廣泛的知名度。這不包括非專業(yè)人士借官職附庸風雅者，此類古畫，過去古玩商很蔑視，直接稱之為“紗帽”。
最人為的時譽是通過市場炒作或拔高潤例，吸引外行眼球，這種風氣始于民國。據《近現代金石書畫家潤例》記載：1912年以后，書畫潤例始呈上揚趨勢。是書畫逐漸脫離一般消費品的低價，向藝術品的高價位移呢？還是民國亂世逞英雄的時風使然呢？恐怕后者更占主流。開先河者是當時和現在海派畫家中都不甚知名的俞禮，其1883年潤例：堂幅六尺二元，五尺一元二角，四尺八角，屏幅減半，扇冊每二角，人物仕女加半；1909年山水堂幅先十二元又漲至二十元。有記載：1937年齊白石花卉翎毛每尺四元，山水人物加倍，雙款加倍。而上海的賀天健1935年載于《國畫》月刊的潤例：山水，寫意之作整張四尺至六尺止每尺十四元，八尺至丈二止每尺二十四元；工夾寫之作整張四尺至六尺止每尺廿元，八尺至丈二止每尺三十元；工細之作整張四尺至六尺止每尺三十元，八尺至丈二止每尺六十元…當時圈內對賀天健的種種表現就物議紛飛，倘若知道幾十年后與齊白石市場價格倒掛遠遠超過當年潤例倍數，不知他是否汗顏？但比之當代書畫家潤例動輒每尺幾萬、幾十萬，那是小巫見大巫了。
還有某一時期市場導向形成的時譽，當年海上畫派前后期兩位領袖人物胡公壽和吳昌碩都有日本買家因素造成的火爆。有頌揚胡公壽的詩句：“一縑倭國價連城”，說的是胡公壽的畫在日本的地位。晚清民國日本人在上海畫壇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他們不僅買畫，也結交當時的知名畫家，甚至拜師學藝。而胡公壽、吳昌碩都先后被日本人推崇，視為畫壇權威。
最不易覺察的時譽是搭順風車，比如中國文化喜歡湊數，四大金剛、五虎上將，某畫派、某群體，可能就一個或幾個打頭的厲害，其他都跟著沾光；比如某大師的兒子、嫡傳弟子、秘書等等，也順勢傳承宗主的時譽。
當今的新文人畫也是時譽斐然，始創(chuàng)于上世紀80年代的這個虛擬概念結合了一幫謀求出道的畫家，隨著藝術品市場的升溫，90年代末其中屬于新經典畫法的畫家開始嶄露頭角，價格節(jié)節(jié)攀升，并無意中為其中主體的游戲筆墨的簡筆畫作了背書。當新經典價格高得讓小玩家無法企及時，新文人畫整體內價格較低的簡筆畫開始有了炒作的由頭。這首先是搭畫得好的順風車，得市場價格導向，又有人為炒作，還大有形成藝術品市場潮流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