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在南京家里傅抱石和兒女在客廳看畫
“父親畫桌旁的書架上，長年貼著一條長長的單子，上面密密麻麻寫著人名，這都是父親欠的‘畫債’。”
“母親常說父親一生不串門子，不扯閑話，就連一年一次的春節(jié)拜年也是決不去的，不管怎么勸說都無濟于事。”
傅抱石女兒傅益璇今年七月出版新書《傅家記事》，回憶了父親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并描寫了傅家一家人的故事，包括祖父輩的舊事、父母的相愛相伴、兄弟姐妹六人相處的親情片段以及父親去世后一家人在“文革”中拼盡全力保全父親畫作的種種艱難。
六個兒女都當了畫家
傅抱石有六個子女，兩子四女，傅益璇是二女兒。傅抱石并沒有想到，在他身后，六個子女全部子承父業(yè)，成為畫壇名人。
“父親從未想過要我們學畫，繼承衣缽，但內(nèi)心的期望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傅益璇覺得，兄弟姐妹并沒有繼承父親的天賦，但終日耳濡目染，確實受到了環(huán)境的影響。傅益璇認為大哥傅小石還算是繼承了一些父親的藝術(shù)才情，在畫畫上頗有些天分。
傅家六兄妹都不拜父親為師。傅抱石欣賞林風眠，就督促傅益璇去拜訪求教，但自己并不教。傅益璇說，自己雖然從小學畫，但時常“心不在焉”，直到父親去世后才認真起來。傅益璇后悔，父親在家擺放石膏模型，要求17歲的她開始練習素描時，自己因為貪玩沒有好好練習。傅益璇曾抱怨父親不教她畫中國畫，卻要求她練習素描，原來是因為傅抱石從未學過素描，“畫山水人物倒不覺得有欠缺，但畫現(xiàn)代題材遇到樓房、汽車、輪船時卻常常覺得不順手，”所以希望女兒從素描學起。父女兩人同時練畫，一個畫國畫，一個畫素描。
日本留學過的傅抱石想把傅益珊送去自己學成之地學習畫畫，“你要是喜歡顏色，將來送你去日本學圖案。”傅益珊回憶，“果然過了不久，父親對我說，他已經(jīng)和夏衍(時任文化部長)說好了，可以成行。但父親的突然去世和接踵而來的“文化大革命”，讓此事成了永不能實現(xiàn)的約定。
跟著父親去榮寶齋賣畫換糧食
抗戰(zhàn)時期，傅抱石夫婦帶著幾個孩子住在重慶歌樂山金剛坡，一住就是八年，這期間，許多文化界人士都聚集在重慶，時常來傅家聚會，因傅太太燒得一手好菜。李可染、吳作人、常任俠等畫家和老舍、郭沫若、曹禺等作家都是座上?？?，“母親說，只要菜一上桌，頃刻便被一掃而光，父親就一個勁兒地喊‘快上菜！快上菜！’”
傅益璇的敘述中，出身富家小姐的母親下嫁給了家境貧寒的窮畫家傅抱石時，確實是崇拜和愛惜對方的才華，而跟傅抱石過了幾十年的苦日子。沒米下鍋的時候，傅抱石就拿自己的畫去賣。“他好像總有辦法搞點錢回來。”傅益璇蹦蹦跳跳跟著父親去榮寶齋賣畫，“那時父親的畫是幾十塊錢，一張四尺整張才寫‘八十元’，再考慮一下，可能又改成‘六十元’，雖然錢不多，但母親卻很感到安慰，私下里對我們說：‘爸爸真能干’！”
改變傅抱石命運的有兩位亦師亦友的“貴人”，徐悲鴻和郭沫若。1930年傅抱石結(jié)識徐悲鴻，一見如故。“徐悲鴻對父親的藝術(shù)才能大為欣賞，說服當時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撥專款一千五百大洋供父親赴日本留學。”而傅抱石原本接受當時入主中央美術(shù)學院的徐悲鴻的邀請，想要“北上”北京工作，但卻因為徐悲鴻突然去世而遭受巨大打擊，心灰意冷。而在抗戰(zhàn)期間，傅抱石一直是郭沫若的秘書和助手，交往甚密，“直到后來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動中，每逢父親遇到無法應付的麻煩，都得到郭老的關(guān)心。父親一生為郭老所作的畫不在少數(shù)，而且都是精品。”
父親一生從不串門子
傅益璇記得很清楚，1965年的9月28日下午，父親因飲酒過多引發(fā)腦溢血猝然離世。“我從學校失魂落魄地趕回家中時，見到大門口停滿了車，院子里、客廳里都擠滿了人，個個都神色凝重。”讓傅益璇印象最深的是父親的葬禮上，來了許多連母親都不認識的人。“連殯儀館外的街上都站滿了人，泣聲不斷。”
這是因為，窮苦出身的父親對于窮人有著不僅僅是“同情”那樣的感情。傅益璇解釋，父親不熱衷結(jié)識顯貴，“母親常說父親一生不串門子，不扯閑話，就連一年一次的春節(jié)拜年也是決不去的，不管怎么勸說都無濟于事。”連平時的親戚往來、應酬吃飯都不敢叫他，因為傅抱石看來，這是“浪費時間的事”。
傅抱石成名后，慕名而來的人很多，有的還“穿軍裝、帶著警衛(wèi)員，自報家門是某某將軍”，而傅抱石卻“極不情愿地放下畫筆”。傅益璇描述：等到客人離去后，母親督促著父親送客人到大門口，但是等到對方一鞠躬剛直起身，準備說“再見”時，父親已不見了蹤影，弄得母親哭笑不得，直說“還是把人給得罪了”。
“父親直到去世，欠的畫債還沒有還完。”傅益璇記得，“父親畫桌旁的書架上，長年貼著一條長長的單子，上面密密麻麻寫著人名，這都是父親欠的‘畫債’。”傅抱石的“債主”各式各樣，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領(lǐng)導、師長親朋好友來求的不說，光為了體弱多病的大女兒傅益珊尋醫(yī)問藥，就到處許諾過不知道多少幅。傅益璇從未見過父親大白天躺在床上，或無所事事地閑坐著，“他總是在畫室里忙，似乎永不疲倦。”
曾算命說只能活六十歲
傅益璇小時候就知道，父親愛和舊書攤的老板們，街邊賣驢肉火燒的小販們打成一片，一到晚飯后就去南京新街口一帶逛舊書攤，“一去就是一兩個鐘頭，不知疲累，舊的臟的毫不在乎，喜形于色，母親拿他沒辦法，說他是‘馬路巡閱使’。”傅益璇記得牽著父親溫暖的手，一路走過去，“攤主們都認識他，客氣地稱父親為‘傅先生’。”
對于母親篤信的種種“預言”，傅益璇并不真的相信。傅抱石曾經(jīng)算命，說他只能活六十歲，算完“在場的人無不吃驚，場面尷尬”。傅抱石在平安過了六十歲生日的第二年突然去世，傅益璇稱母親流淚說“不能不信呀！”
然而傅抱石去世的第二年“文革”開始，與傅抱石一同的不少畫家文人都遭受了巨大的沖擊，“文人都是有骨氣的，老舍和傅雷都是他的好朋友，多慘啊。傅益璇一家都覺得，如果父親在世，那他就首當其沖了，因為他這樣的性格，一定會據(jù)理力爭的。”
傅益璇記得母親曾對自己感嘆：爸爸真是聰明，知道什么時候該走。“講起來特別迷信，每每到大災大難的時候，父親就會躲過。他的突然離世好像是有什么在安排著，讓你趕快離開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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