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們能在西方同時看到日落嗎
標題中的“我們”指的是誰？指以漢語為母語進行日常語言交流的人們，因此區(qū)別于we和nous(法語的“我們”)。在大量西方的 “we”被翻譯成“我們”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能夠用“we”說“我們”的今天，“我們”和we之間的界限模糊了。在語言上，“我們”和we無疑是可以互相轉換的，但在現(xiàn)實中就沒這么簡單，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我去美國之前，國內學界就開始大談解構與后結構主義，回國后則看到聽到不少關于結構主義的文本中心論過時的說法。也許在we和nous的世界中是這樣的，但并不等于在“我們”這里也過時了。太陽在美國和歐洲落下的時候，在中國卻冉冉升起，在中國落下的時候，則在美國和歐洲冉冉升起。
標題中的“跨越”是典型的中國思維，美國有句俗話：Without here, we can not get there.(不經(jīng)過這里，我們不能到達那里)，因此美國人不斷地引導世界。中國有個笑話，一個聰明人吃了第三個燒餅后飽了，于是后悔自己為什么不直接吃第三個。由此可以衍生出為什么不跨越生兒子直接生孫子？蓋房子為什么不能跨越蓋第一層直接蓋第二層？一步登天的美夢只能產生風箏這種玩具、嫦娥奔月的故事和大躍進、文革式的全民鬧劇，只有走完第一步再走第二步，才能產生“神五”、“神六”、“神七”并最后實現(xiàn)“嫦娥(奔月)計劃”。
二、從本質論到關系論：結構主義對西方哲學的貢獻
標題中的“結構主義”是本文的議論中心。首先看看它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意義極其對中國的“引進”價值。在笛卡兒的唯理論與英國經(jīng)驗論之前的西方哲學討論都是事物的本質，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本體論(ontology)。本質論對人類認識的貢獻是區(qū)分現(xiàn)象與本質，確定認識對象是物質世界，認識的目的從復雜混亂的現(xiàn)象中的歸納出事物的共性(本質)。高名潞提出的“現(xiàn)代性”(modernity)問題，就是從紛繁的現(xiàn)代藝術現(xiàn)象中歸納提取出他們的共項(本質)“現(xiàn)代性”，他提出的“中國性”則是要中國藝術中歸納提取出他們的共項(本質)“中國性”。
笛卡爾和英國經(jīng)驗論思想家把西方哲學從關注客觀世界導向關注認識主體，笛卡爾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和貝克萊的名言“存在即是被感知”分別從理性和經(jīng)驗角度強調的認識主體對認識的重要性，同時置疑了未經(jīng)理性和經(jīng)驗證明的上帝的存在，其對人類的貢獻是從理性和經(jīng)驗的角度否定了結論的任意性，推動了科學論證方法和感知方法的發(fā)展，今天的很多科學儀器，如顯微鏡、X光機，不過是人類感知系統(tǒng)的延伸，今天的論文和各種方法論不過是笛卡爾論證方式的延續(xù)，我們所說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都是對笛卡爾和英國經(jīng)驗論強調認識主體在認識活動中的作用的承認。
結構主義應當說是對本質論和主體論的補充，對本質論的補充在于它注意到了事物之間的關系和語言對認識事物的重要性。仍以“中國性”和 “現(xiàn)代性”為例，結構主義的補充表現(xiàn)為事物的本質不但在于不同的中國藝術的共性和不同的現(xiàn)代藝術的共性，還在于其與“非中國性”(如“西方性”、“美國性”、“日本性”等等)和“非現(xiàn)代性”(如“傳統(tǒng)性”、“原始性”、“后現(xiàn)代性”)的區(qū)別，相區(qū)別的對象不一樣，“中國性”、“現(xiàn)代性”的內涵也不一樣。結構主義語言學和語言哲學共同強調了語言與認識的關系和對認識的影響。后結構主義，對于“我們”來說，毋寧是結構主義的修訂版。
如此簡短的文字肯定無法詳盡概括西方哲學史，只要能說明結構主義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和對我們的“拿來”價值就可以了。我們沒有必要和西方哲學家一起捉他們前輩身上的理論跳蚤，更沒必要跟隨他們的哲學史腳步超越他們的前輩，我們沒有受他們前輩的思想“毒害”與制約，也不對他們哲學的真理性負責。即便我們有“助人為樂”的愿望，也沒有這個能力。希臘文不說，能同時精通德文、法文的中國人有幾個？就算精通，能用西方語言進行哲學思維的又有幾個？用漢語替西方人進行哲學思維，他們不知道！就算通過幾乎不可能的翻譯好不容易讓他們知道了，能給中國帶來的“后殖民榮耀”(王南溟)還不如張藝謀在加納電影節(jié)得個獎或者劉翔在奧運會拿個跨欄冠軍。
三、西方現(xiàn)代批評理論：從歷史語言學到結構主義語言學
我們再來看看結構主義在西方批評史中的意義和對中國文藝批評的價值。結構主義語言學是對歷史語言學的糾正，結構主義語義分析則是對歷史主義(historicism)批評的糾正。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把文學文本看作是一種歷史現(xiàn)象，認為它產生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中，是對歷史的一種反映。在歷史中各種社會條件的綜合作用下，文藝作品得以產生并具有了自己的特性?；诖朔N認識，歷史主義批評家所理解的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的任務就是一種歷史的“還原”工作， 即通過把文學作品放到它產生的歷史背景之中， 試圖再現(xiàn)作者的原義，從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義。歷史主義文學批評是反思性、實證性的，它關注的是歷史的本來面目，認為在文學作品之外，有一個真實的具體的歷史，而文學作品只是對這個真實而具體的歷史的一種反映。換一種簡單的說法就是，歷史是第一性的，文學作品是第二性的。歷史作為一種客觀的真實而決定了文學的存在和文學的內容。中國的紅學研究便是歷史主義方法論的典型，研究人員考證大觀園的原形和原址，曹雪芹的人生經(jīng)歷甚至家譜，仿佛要從小說回到當時的社會。中國古詩的研究也經(jīng)常采用這種方法，經(jīng)常從作者是仕途的挫折闡釋詩的“原義”或曰作者的意思，再配以體現(xiàn)個人高深修養(yǎng)和獨到品位的感悟式“賞析”，而這種沒有客觀依據(jù)的感悟式“賞析”恰恰是歷史主義要唾棄的。
結構主義拋棄了在作品外面尋找答案的做法，回到作品本身，但并沒有回到歷史主義以前的那種感悟式的“賞析”上面，而是采取結構主義、語義學、符號學的分析方式來確定作品的語義與結構。國內這方面的出版物已經(jīng)很多了，本文、語境、語義、隱喻等概念已經(jīng)成為批評文章的常用詞，但基本上都是當作時髦的標簽來用，而不是讀解作品的鑰匙，因此經(jīng)常使本來清楚的意思反而費解了。這里面當然有使用者自己的責任，但翻譯出版界只引進原理論著作，沒有引進用這些理論進行作品解讀的論文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這樣只能使大家爭相使用更時髦的標簽，有了后結構主義，就淘汰結構主義，完全不顧后結構主義對結構主義繼承的一面。加上用的理論標簽用得越多理論性越強、水平越高的集體誤區(qū)，便形成了批評文章的普遍宏大敘事。
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符號學(semiology)和語義學(sementics)是三位一體的法國貨，使用這些 “學”進行批評的也主要在法語圈，英美文學研究使用較少，我在美國讀書時，美國老師和同學關注的主要是作品情節(jié)(plot)中體現(xiàn)出的人物性格的獨立性 (independence)和強大與否(powerful)，作品分析之粗糙令人難以置信，連“中心思想”都不管。由于我本科和研究生讀的都是法語，有幸接觸到法國老師和論文對文學作品的分析，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在本文中提供分析案例，筆者將在后續(xù)文章中加以介紹。對于國內學術界來說，具體的案例分析要比原理論重要的多。再有就是結構主義語義學已經(jīng)被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解構理論等被稱為“后現(xiàn)代”的思想和理論所吸收(盡管是批判式的吸收)，也是由于篇幅關系，不能在此加以說明。
【編輯：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