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履生 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
面對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的快速發(fā)展，畫院如何立身？如何發(fā)揮社會功用？如何在政府投入的公益性文化機構的框架中解決個人創(chuàng)作與政府職能的關系？如何處理突出的社會化與個人性的矛盾？以及政府投入的合理性？畫院畫家如何為公眾服務和為社會服務？這些都在拷問政府和社會。
全民辦畫院逐步消解了畫院的社會尊嚴和學術地位。在這一過程中，已經沒有多少人再來關注畫院的定位和發(fā)展，于是，畫院在表面繁榮的背后實際上開始被邊緣化。在各種錯綜的社會關系中，畫院成為各種關系的一個籌碼，其實際的意義已經退隱到實際需求之后。
顯然，今天的畫院已經和1957年新中國畫院體制建立之初有了很大的不同?，F實的變異使得畫院更多地成為一種高級的謀生機構，成為各界社會賢達在退隱職業(yè)生涯之后東山再起的一個契機，因此，權力機構、士農工商紛紛建立起了表面屬于某一層級政府或團體機構，實際上屬于以某一要人加某一書畫家為中心的以書畫為名義的小圈子，形成了一個遍布在中國的少則三五人、多則數十人的巨大的畫院群。
畫院的普遍性發(fā)展以及各行各業(yè)辦畫院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可悲的是，在這種高度普及的過程中，與之相關的卻并沒有帶來美術創(chuàng)作的提升，相反，創(chuàng)作水平則呈現出明顯的整體下降的趨勢，而更多的是消解畫院主流特征的負面問題。
如此來看，各行各業(yè)辦畫院絕大多數都不是為了書、畫的本體問題，而是為了與書、畫相關的利益問題。這之中，簡單的是修身養(yǎng)性，復雜的是謀名逐利，中間的是混吃混喝。從體制上來分析，國營的有正規(guī)軍，有編制有糧餉；也有業(yè)余選手，編制少而更缺糧餉，或者沒有編制也沒有糧餉；私營的有游擊隊，也有草臺班子。在講“群”的年代，這真正是一個魚龍混雜的“畫院群”。
現在的民辦畫院只要掛個牌子就可以，遠比開一家小吃攤子要簡單許多。開一間小吃攤子最起碼有城管來管，還有工商來查。掛了牌子的畫院只要不違法，可能就沒人來管。所以無從論起。
可是，除了民間畫院之外，屬于政府的畫院如何為政府服務？拿著納稅人的錢所辦的畫院如何為納稅人服務？顯然，這之中不管是為政府還是為納稅人，都不應該是服務于少數人。如果政府辦的畫院僅僅是為少數人服務，或者是為了安排一些退居二線的領導，那么，其合理性無疑會受到質疑?？杀氖牵恍╋@而易見的問題卻在當今社會中不能成為問題，被置若罔聞。這種狀況的結果是從根本上傷害了畫院的社會名聲，也影響到它的發(fā)展。
當代畫院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客觀來說，有些問題不是畫院自身的問題，而是某些機構在職能規(guī)劃與社會認同方面的問題。上世紀50年代，北方的齊白石、葉恭綽、陳半丁，江南的潘天壽、傅抱石、吳湖帆、賀天健等一代名家所構成的書畫界盛世，以及所暢想的畫院理想，怎么淪落到今天的地步，令人扼腕痛惜。
畫院的泛濫影響到畫院的社會形象。政府辦畫院如何區(qū)別于一般的民辦畫院，這也是當下必須面對的問題，如果僅就畫畫而言，很難在國有和民營之間找尋到他們的差別。如果從介入社會的一些活動來看，國有的為地震捐畫，民營的也在為地震捐畫，可能更積極，這也看不出在體制上的差別，或許這正是全民辦畫院的現實問題。門檻的設置、準入的制度、科學的管理、合理的規(guī)劃、必要的考核等等都需要考量，如果不能從管理層面上介入，那么，畫院亂象將成為當代的文化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