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籍藝術家河原溫(On Kawara)去年7月在紐約去世，享年81歲。這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觀念藝術流派的奠定性人物，一生都遠離媒體和藝術圈，他從不接受采訪也幾乎不出席自己的展覽，行事低調到甚至很難在網上搜索到本人的肖像照片。
但河原溫的一生又以另外一種形式悉數(shù)鋪陳在觀者面前。在古根海姆美術館新近的展覽“河原溫：沉默(On Kawara: Silence)”中，美術館主廳里螺旋形蜿蜒上升的空間與藝術家最具代表性的日期繪畫完美匹配，相得益彰。比如擺滿了兩層坡道的90張小幅作品，深灰的底色上畫著1970年1月1日到同年3月31日這整整90個連續(xù)不斷的日期。在展廳里踱步駐足，藝術家所度過的每一天就這樣以既抽象又具態(tài)的樣貌沉穩(wěn)緩慢地浮現(xiàn)出來。而在展呈順序上，日期順著上行的螺旋坡道向前漸次回溯，觀者便與畫作一起被卷入時間流逝的渦旋之中。
日期順著上行的螺旋坡道向前漸次回溯，觀者便與畫作一起被卷入時間流逝的渦旋之中。
河原溫的日期繪畫遠遠不止這90幅。事實上，這個題為“今天(Today)”的系列，從1966年1月4日開始，幾乎貫穿到他生命的尾聲，總計有將近3000幅作品。它們以藍色、深灰或紅色為背景，白色顏料在其上簡單地構成年、月、日的字符。河原溫選擇自己當天所處地區(qū)的語言來表達日期，因而偶有法語德語的月份縮寫，當他游歷到其他使用非羅馬語系的國家時，則會統(tǒng)一以世界語(Esperanto)替代。
他的工作方式是在每天午夜之前創(chuàng)作當天的繪畫，若不能按時完成就會將其毀壞。而這個“今天”的系列除了畫作之外，每件還配有一個大小與油畫相當?shù)挠布埡?，河原溫會將當天的新聞報紙版面固定在其中。我們于是得以獲取更多的蛛絲馬跡：1973年3月4日一張法國報紙的頭條寫著“敢死隊已經處決了三名人質”，1978年12月24日是《星島日報》上用繁體中文寫著的人事任命“政治局增四委員”，2001年9月13日則是世貿大樓遭到襲擊的照片撐滿整版而沒有標題文字。
有時候，河原溫也會選擇不那么動蕩的政治類新聞，像1970年1月26日的NBA比賽結果是尼克隊打敗了賽爾提克，同年2月2日則是一堆普通人的訃告，1982年2月8日有一場寵物選美比賽以及其他各種地區(qū)性的天氣預報……此外，所有的日期繪畫細分為8種標準尺寸，而創(chuàng)作于1969年7月16日、20日和21日的這三幅以其不太常見的巨大尺幅與系列中的其他作品產生了區(qū)別，它們以自身體量對應著當時阿波羅號的登月成功。
河原溫“今天”系列作品《1977.12.29》
河原溫將日期繪畫和新聞事件兩者相互對照，普通人的日常就這樣與宏大的世界聯(lián)系起來。很多時候，個人是這個世界里沉默不語的大多數(shù)，每天翻著日歷生活，茶余飯后舉起頭版讀一讀社會新聞，但在有些情況下，任何人又都有可能轉變成他人眼中戲劇故事里的主人公，比如那些訃告欄。
河原溫也一樣，他既是一位寡言冷靜的觀察者，又將自己的生活以極端量化的方式書寫下來，成為一部沉甸甸的個人史。除了“今天”系列，藝術家另一些項目也都保持著連貫的氣質，他誠懇地做著記錄，在不緊不慢中積淀出總體的面貌。從1970年開始直到2000年的30年間，河原溫發(fā)出了大約900封電報，它們的正文內容只有短短一句話：“我還活著。(I am still alive.)”在1968到1979年間，他給不同的朋友寄出了將近1500張明信片，正面是埃菲爾鐵塔或者自由女神像等名勝景點，背面則格式統(tǒng)一地用印章記錄自己當天的起床時間，并且他常常是一個晚起的人，例如1969年11月1日那天他一直睡到下午4：28，而這張印著帝國大廈的明信片寄給了知名藝評人和史學者Lucy Lippard——這個系列被命名為“我起床(I Got Up)”。藝術家另外的三個項目，在冊頁厚重的記事簿封面上分別寫著“我讀過(I Read)”、“我遇見(I Met)”以及“我去過(I Went)”，他像個賬房先生那樣保留整理自己讀過的文本、記下每天遇到的人，還收集那些手繪著自己步行路線的地圖。
河原溫“我起床”系列作品《1974.6.10》
河原溫來自日本，廣島事件結束后不久，年輕的他用嫻熟而富有感染力的手法描繪了許多陰郁可怖的人像，和大部分成長于二戰(zhàn)后的藝術家一樣，這種原發(fā)性的反饋直觀而強烈。盡管憑借這些畫在日本藝術界迅速獲得了認可，河原溫卻并不習慣這種生活，這些早年的畫作也很難再被現(xiàn)在的觀眾看到。1959年，他與身為工程師的父親一起遷居到墨西哥城；1962到1964年間，他往返于紐約和巴黎之間，創(chuàng)作了39幅紙本類作品，呈現(xiàn)在這次展覽的開端部分，當時的他已經開始運用日歷、圖標和色塊等元素；1963年時，河原溫創(chuàng)作了他最早的文本繪畫，畫面上極簡地表達了一個單詞“某物(SOMETHING)”；之后他創(chuàng)作了題為“標題(Title)”的三聯(lián)張，深紅的底色上分別畫了字符“一物(ONE THING)”、“1965”以及“越南(VIET-NAM)”，擲地有聲地響應反戰(zhàn)呼聲；他本人則從1964年開始定居紐約直至50年后在這座城市去世。
河原溫《標題》
從這樣粗略的梳理來看，河原溫風格的轉變一方面參與并見證了戰(zhàn)后美國藝術流派的發(fā)展變化，他的創(chuàng)作脫胎于超現(xiàn)實主義和表現(xiàn)主義，轉而發(fā)展到極簡主義，以及后來強調用文本表達來反省指代意義的觀念主義。另一方面，盡管他之后的大部分創(chuàng)作很少直接表現(xiàn)戰(zhàn)爭主題，但從早期面目猙獰的人像繪畫、1965年的“越南”，到日后“今天”系列中多次用剪報形式呈現(xiàn)出對災難的關注，把這些都聯(lián)系起來，就能讓人感受到河原溫非但沒有忘卻傷痛，反而更像是要帶著幸存者的謙卑去極力地過好劫后余生的每一天。
時間是什么？這是河原溫的終極追問，也是他窮究一生的實踐。“今天”、“我還活著”、“我起床”、“我讀過”、“我遇見”、“我去過”……“我”是河原溫試圖對這個無解之題作解時每一次都盡力地為自己的答案負責，是他將主觀拋擲于客觀坐標系中的一個定點，也是抽絲剝繭從宏觀濃縮到微觀的一枚橫截面切片。
然而在作品“一百萬年(One Million Years)”中，河原溫這個自我的立足點磨滅不見了。這件作品分為“過去”和“未來”兩部分，其主體是一套皮面精裝書，所列印的內容分別是公元前998031年直到公元1969年，以及公元1993年直到公元1001992年之間所有具體年份的數(shù)字。除了以書籍形式展呈之外，這件作品還包括了一個綿延不絕的行為表演：每次會有一男一女兩位朗讀者，互相間隔著逐一念出這些表征著紀年的數(shù)字。從1993年在紐約切爾西區(qū)的首次表演以來，“一百萬年”這件行為作品先后在倫敦、柏林、卡塞爾、新加坡等地實施，這次在古根海姆的表演算起來已經是第27次，仍然遠未能完成全部一百萬年的朗讀。據(jù)計算，將過去、未來兩部分的朗讀全部進行錄音需要消耗2700張光碟，若按每年平均可以制作27張的速度計算，這個項目的完成就需要持續(xù)100年。
河原溫作品《一百萬年》
河原溫將“我”從這件作品中剔除了，一并剔除的還有文字、地點、事件甚至整個世界。他的一百萬年像是將時間這第四重維度反向地去除了維度間的折疊，而鋪展復原成二維平面上的符號以及壓錄進CD光碟中的聲波曲線。沒有三維世界里可觸可感的事物，沒有人間每天上演的紛爭故事，沒有地球的冷暖變遷和斗轉星移。河原溫所慣用的自我，在這里轉而升華成一種有著博大包含的史詩性全景。時間是小我的日?，嵥?，更是連藝術家自己都無法見證的、待到作品全部實施完成時的一個世紀之后。而一個世紀，也不過是一百萬年中的萬分之一。
這件“一百萬年”只有“過去”和“未來”兩部分，似乎也表明了河原溫的時間觀和價值觀，若以無限細分的角度來看，每一個當下都在轉瞬間就成為了過去，因此或許可以這樣認為：時間的河流中沒有現(xiàn)在，只有已經消逝的過去和撲面翻涌的未來。于是河原溫的每一天都帶著追溯之意，他的藝術就是其人生，而他的創(chuàng)作最完美地印證了辛波斯卡的詩句——“搖擺的記憶屈服于無可動搖的日期”。
（作者系現(xiàn)當代藝術學術平臺“狩獵”主創(chuàng)，現(xiàn)正在紐約攻讀藝術史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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