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5日，肖魯在“中國現(xiàn)代藝術展”開幕后大約兩小時，向自己的裝置作品《對話》開了兩槍。“中國現(xiàn)代藝術展”是對1985年以來的新美術運動的整體展示和檢驗。186名來自全國各地包括西藏和內蒙古的藝術家展示了297件作品。展品占據了中國美術館全部三層樓的六個展廳。肖魯的作品位于中國美術館的一樓東廳的進門左側，處于最為顯眼的地方。她的兩聲槍響立刻震驚了中國美術館和美術界，同時也震驚了全世界。世界四大通訊社美聯(lián)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共同社都立刻報道了該消息。《紐約時報》、《時代周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曼谷郵報》香港《申報》以及歐洲的大報都報道了肖魯的槍擊行為。[1]國內的所有報紙和媒體也都追蹤報道了這個消息，并且把《對話》和打槍行為描述為“中國現(xiàn)代藝術展”的頭條新聞。在新聞傳播方面，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像肖魯的這件作品那樣產生強烈的新聞沖擊，它們是小巫見大巫。我作為“中國現(xiàn)代藝術展”籌備委員會的負責人，全程感受到肖魯打槍行為所產生的沖擊。并在十幾年以后再度回到對這件作品的研究和解讀之中。在這個過程中，我深深感到肖魯的這件作品的創(chuàng)造性和挑戰(zhàn)性。有許多當初不知道的事情，今天看來，都增強了肖魯槍擊《對話》的邏輯性和合理性。這件作品可以稱之為中國當代美術史上最有影響的裝置與行為相結合的作品，也是中國當代美術史上最為重要的標志性作品之一。由于它的重要性，幾乎每一本中文和外文的中國當代美術史書都介紹了這件作品。肖魯槍擊《對話》的錄像和照片多次參加重要的國際展覽，比如1990年代在美國紐約舉辦的《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全球觀念藝術展》(The Point of Origin: Global Conceptualism)和《蛻變與突破：全球華人新藝術展》(Inside Out: New Chinese Art)都展出了肖魯的這一作品。前者是當代最重要的全世界觀念藝術歷史的回顧展，[2]后者則是在西方舉辦的最重要的當代中國藝術展覽，它包括了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的過去30年最重要的藝術家的作品。[3]
肖魯的作品《對話》出現(xiàn)在1980年代末，它是肖魯1988年的浙江美術學院的畢業(yè)創(chuàng)作作品。那時中國青年藝術家正在嘗試用各種媒介表現(xiàn)自己的感情和新的藝術觀念。肖魯的裝置作品大膽地運用生活中的原型——電話亭作為她的作品題材。它由兩個電話亭和中間的一個紅色電話組成。在1980年代，電話亭在大城市中剛剛出現(xiàn)，它是中國都市現(xiàn)代化的象征標志之一，也是中國人從家庭空間走進公共空間的象征。一對學生打扮的男女青年正在不同的電話亭打電話。電話亭立在鋪滿地面的水泥方磚上，暗示這是發(fā)生在街道或者廣場等公共空間中。觀眾從精致制作的鋁合金電話亭和意氣風發(fā)的男女青年的形象中馬上領悟到強烈的現(xiàn)代感和時代感。然而，這件作品并不試圖簡單化地描述作者所看到的街頭一景或者再現(xiàn)了一對男女青年的私人對話片斷，相反，藝術家試圖通過這種逼真的波普手法揭示一種對話和交流的矛盾性。它不僅僅是個人之間對話的困難和矛盾，同時也是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之間的矛盾。
因為，我們在兩個電話亭中間看到了一部放在臺子上的紅色電話，但是電話話筒并沒有放在電話上，而是搭拉在那里，沒人接聽電話，這隱喻了“對話”的中斷。在電話亭子上張貼尋人啟事等也暗示了某種缺失和失落。所以，肖魯的《對話》以其直觀可視的生活形式表現(xiàn)了80年代的青年一代在面臨急速的現(xiàn)代化時所產生的積極思考以及某些困惑。在1980年代的藝術潮流中，這種表現(xiàn)都市人和現(xiàn)代都市景觀的題材還很少。大多數藝術家或者表現(xiàn)鄉(xiāng)土風景和人物，或者表現(xiàn)一種神秘和深不可測的宇宙感。這類作品，一般借助鄉(xiāng)土自然、原始荒漠的大地和宇宙景觀訴諸新一代人對現(xiàn)代型的追求。我們可以在很多80年代的流行作品中看到這類題材和形象。但是，在浙江美術學院，從80年代中就出現(xiàn)了這種描繪都市現(xiàn)代化的作品，比如在“85新空間”的展覽中出現(xiàn)了一大批表現(xiàn)現(xiàn)代都市、工業(yè)化場景和現(xiàn)代人的思考困惑的作品。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前衛(wèi)藝術思潮和觀念。肖魯的《對話》也代表了這一傾向，但是，不同于其它這類作品之處在于，《對話》是1980年代第一件用裝置的形式(或者波普的形式)直接表現(xiàn)都市現(xiàn)代性題材的作品。
由于這件作品是浙江美術學院應屆畢業(yè)創(chuàng)作的佼佼者，所以，它立即被發(fā)表在1988年第10期《美術》雜志的封底，因此也很快入選“中國現(xiàn)代藝術展”。然而，如同其它參加現(xiàn)代藝術展的作品一樣，《對話》的內在藝術觀念和多重語義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因為，當肖魯出人意外地在中國美術館 ——國家美術的最高殿堂向著自己的《對話》開了兩槍以后，人們的注意力馬上被引入到作為“政治”事件的“打槍事件”，而不是肖魯的《對話》作品的內在邏輯本身。
作為一件完整的藝術作品，肖魯的打槍行為與她的裝置《對話》是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打槍是肖魯對裝置部分的《對話》的補充和完成。沒有槍擊的破壞，就沒有《對話》的終結。然而也正是肖魯“槍擊”的行為引發(fā)的轟動事件使人們忘掉了肖魯個人以及她創(chuàng)作的初衷。也正是這個轟動的事件隨即在肖魯個人和時代精神之間立即劃上了一個不可逾越的溝壑。
肖魯在做完她的《對話》裝置之后，就曾經產生了在它的光潔的表面打一槍“破壞”一下的想法。當肖魯在中國美術館的現(xiàn)代藝術大展的開幕式后開槍時，人們立刻想到的是行為的暴力感和對法律的挑戰(zhàn)。因為，中國公民不允許攜帶槍支，更不允許在公共場合開槍。哪怕是做藝術或者游戲。所以，很自然，媒體特別是國外媒體會立即想到政治和國家意識形態(tài)。但是，事實上，肖魯的打槍沖動一是來源于一種她對現(xiàn)代性的質疑態(tài)度，即，用打槍的暴力破壞現(xiàn)代化的科技性和物質感(具體而言就是電話亭的光潔表面和鋁合金的完美形式感)。另一個原因則是她對個人的悲劇遭遇發(fā)出的怒吼。當她還是一個少女的時候，曾經受到過傷害。這處女的傷害決定了肖魯此后個人生活的悲劇性。無論是幸福還是辛酸，她的生活都被籠罩在這個最初的陰影之下。這個陰影在肖魯的內心深處隱藏了近20年，正是這個陰影，使肖魯在中國美術館槍擊自己作品之后，在“打槍事件”造成的巨大社會轟動之時，她無法面對自己的作品初衷而失語，并且在一直沉默了15年后再次爆發(fā)。
因此，可以說，《對話》不僅是對現(xiàn)代藝術形式的破壞，也是個人情感的極大爆發(fā)。這個爆發(fā)也和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情緒相吻合。所以，沒有個人情感的極大爆發(fā)，也就沒有肖魯槍擊《對話》所引發(fā)的“時代情感”的聯(lián)想。反之，沒有時代性的啟發(fā)，也就不會有肖魯個人情感的爆發(fā)。這兩種爆發(fā)之間的對話或許就是肖魯槍擊《對話》這一行為所表達的意義，盡管它可能是肖魯無意的或者是直覺地感受到的。
但是，肖魯的這件作品的重要性并不僅僅在于它所引發(fā)的事件性，同時還在于它對當代藝術的挑戰(zhàn)性。它使藝術、藝術家、藝術批評家在面對它的時候頓時變得膚淺無知。任何解釋和評判都顯得簡單無力。它所涉及到的問題其實遠遠超出了有關藝術形式和藝術觀念的討論，也不是任何簡單的社會學解讀可以容納的。這件作品所產生的沖擊遠遠超出了包括藝術家本人在內的任何人的最初判斷和想象。
這是一件真正的偶發(fā)性作品，因為在發(fā)生之前，作者沒有公開宣稱。這種偶發(fā)性的原初作者是肖魯，但是后續(xù)的解讀并不是肖魯。在打槍的一霎那之前，肖魯有權掌控她創(chuàng)作作品的順序和過程，以及它的形式結構。但是，在槍擊之后，《對話》的解釋權就不再屬于她，而屬于社會。槍擊之后的事件也就不再是偶發(fā)。這事件不以肖魯的意志為轉移，是由藝術家群體、批評家、社會媒體(包括國際媒體和新聞機構)甚至中國政府部門(包括警方)所共同制造的。雖然，這不是一個社會共謀的結果，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上述各種因素所組成的“解讀系統(tǒng)”使肖魯的槍擊《對話》被引導到徹底的社會和政治性解讀之中。比如，在現(xiàn)代藝術展之后，有人說，現(xiàn)代藝術展和中國美術館是小天安門廣場，而肖魯的槍聲則是1989年政治風波的先聲。雖然，這一解釋有其簡單、膚淺的一面，但是從命運的角度，肖魯的《對話》，確實把1980年代中國最重要的美術事件之一和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天安門事件連在了一起。
顯然，肖魯的作品有很強的社會性，它來自于活生生的中國的現(xiàn)實，這個作品也活生生地再現(xiàn)了在一個老一輩傳統(tǒng)藝術家庭中成長出來的后代，如何走上了叛逆的當代藝術之路的。而在這個過程中，肖魯又品嘗到了作為社會的藝術和作為感情的個人之間的矛盾和對立。這個故事本身不但是特定的、極為個人化的感情敘事，同時她也是一部悲劇性的社會敘事。但是，在不了解肖魯的個人經歷和打槍的全部原因時，貿然地解釋肖魯槍擊的社會性具有簡單對號入座的危險性。肖魯的矛盾、困惑、傷感和憤怒是通過打在《對話》裝置上的那兩槍揭示出來的。兩槍都打在了電話亭子之間的那塊鏡子上，通過鏡子肖魯可以看到自己。也就是說，肖魯是向著自己打槍的，她是在象征性地“自殺”。這是一個女人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悲劇。在社會和個人之間，存在這對話的障礙，在藝術和社會之間也存在著對話的溝壑。通過對肖魯的創(chuàng)作這件作品的始末和十幾年來她的生活經歷的深入了解，我感到肖魯不是在做一件通常的藝術作品，比如一件裝置或者一個行為，肖魯是通過《對話》在述說她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正是這種對自己的生命和情感的專摯態(tài)度促使肖魯創(chuàng)作了槍擊《對話》這件作品。而且在我看來，肖魯迄今實際上只做了《對話》這一件作品，這是用她的全部心血和情感做的作品。這件作品從1988年開始至今，已有18年。在“打槍事件”發(fā)生了15個年頭時，她又打了15槍，因為她和男友從結合、生活15年到最后分手都和那最初的“打槍事件”有關，特別是這件作品的初衷有關。所以，《對話》這件作品是肖魯的前半生的寫照。但是，我感到，它似乎還沒有完成。肖魯可能會以不同的形式發(fā)展它，人們也會以不同的角度繼續(xù)解讀它。
【編輯：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