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雅 峽江圖
1938年鄒雅進延安魯迅美術學院學習，此后在太行抗日根據(jù)地搞戰(zhàn)地宣傳工作。解放后任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1973年任北京畫院院長。1974年到陽泉煤礦深入生活，不幸失事遇難。
一鄒雅，1916年生于無錫鴻山鎮(zhèn)。少時讀書成績優(yōu)秀，酷愛繪畫。但因家庭貧寒，中途不得已退學。1934年到上海，靠畫畫謀生，曾在新光書店、民強藝術社從事美術設計工作，并開始創(chuàng)作木刻作品。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鄒雅離開上海，經(jīng)武漢取道西安，于1938年到達延安，進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學習。著名版畫家彥涵回憶說：“鄒雅和我同期進入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學習，我們睡在一盤土炕上，同飲一壺清水，同吃一鍋小米，親密無間，情同手足。在我記憶中，他創(chuàng)作漫畫的能力，勝過其他同學。他憑著嫻熟的技法，不僅又快又好地完成課堂的作業(yè)，而且能及時地完成校外的宣傳任務。當時延安城墻張貼的魯藝壁報上，有許多作品就是他創(chuàng)作的。他崇高的志向和正直、熱情、爽朗的性格，對我的影響很深。只要他有錢買得一個燒餅，總要和我各分一半。這種同甘共苦的同志摯情，令我終生難忘。”
同年冬天，鄒雅東渡黃河，赴晉東南敵后抗日根據(jù)地，在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工作，為戰(zhàn)士教育課本創(chuàng)作木刻插圖。
那時的創(chuàng)作條件極為惡劣。著名詩人阮章競回憶說：“想當年，既沒有畫室，更不知道管子燈玻璃臺。高度近視的鄒雅和他的同伴們，日以繼夜，作畫、運刀、印刷。從一錢油三錢鹽，一斤小米、一元津貼，轉到吃糠吃麩咽野菜，穿著補丁摞補丁的軍衣……從沒聽他們抱厭過創(chuàng)作條件不好。”
1940年春，鄒雅從總政調入魯藝木刻工作團，參加年畫創(chuàng)作活動；隨后參加了“十大任務”套色水印木刻的創(chuàng)作(這一作品現(xiàn)保存在國家博物館)；創(chuàng)作連環(huán)畫《一枝槍》。同年夏又隨木刻團去冀南開展工作，主要培訓干部。從1941年起，他先后在《新華日報》(華北版)、太行新華書店、太行人民日報社、冀南書店、石家莊新華書店工作，歷任美術編輯、美術室主任，他創(chuàng)作了《不能任人屠戮》《掌握新武器，學習新文化》和《破碉堡》等大量木刻作品。
延安魯藝時期的胡一川回憶說：“他果敢的言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作團完成任務，返回太行山途中，要渡過一條結了冰的河，當我們涉水到達對岸時，兩腳已凍得完全麻了，鄒雅同志腳長凍瘡，還背一個小同志過河。”
解放戰(zhàn)爭時期，鄒雅創(chuàng)作《歡迎劉鄧大軍南下》《百萬雄師過大江》等木刻作品。受前輩們影響，他的木刻藝術風格純樸、粗獷，生活氣息濃厚，受到版畫界的好評。
二新中國成立后，鄒雅參與人民美術出版社的創(chuàng)辦，任《連環(huán)畫報》第一任主編。后任副總編輯、副社長。在任《連環(huán)畫報》主編時，條件困難，他從組稿、編寫、設計，直到校對、印刷，都親自動手和過問。
廣為流傳的宣傳畫《我們熱愛和平》是在鄒雅手里誕生的。
1950年10月，美國發(fā)動了朝鮮戰(zhàn)爭，將戰(zhàn)火燒到了中朝邊境鴨綠江畔。中國政府派出了中國人民志愿軍，開始了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之戰(zhàn)。
根據(jù)周恩來總理“我們熱愛和平，但也不怕戰(zhàn)爭”的指示，《人民日報》社胡喬木、鄧拓把記者闕文叫到了辦公室，讓他拍攝一些以“我們希望和平”為主題內容的照片。
記者闕文選中了北海幼兒園4歲的孟運和6歲的馬越，想起畢加索的《和平鴿》，他抱來兩只鴿子，給孟運、馬越各抱一只。闕文把握住兩個孩子的最佳時機，拍攝了這張經(jīng)典照片。
1952年6月1日，這張照片刊登在《人民日報》報眼上，立即引起了轟動。志愿軍總部將這張照片洗印了約20萬張送到了朝鮮前線。
同年10月份，鄒雅帶著工作人員，將這張照片制作成宣傳畫，并設計用兒童體寫“我們愛和平”六個字，讓人印象深刻。在維也納世界和平會議上，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和戲劇大師梅蘭芳將這幅畫沿街散發(fā)，受到人們的歡迎。歐洲一家雜志社用這幅畫作為期刊的封面。這幅經(jīng)典之作很快傳遍了全世界。
1954年，時任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副主席的江豐對建國5年來的宣傳畫做了一個總結，他認為宣傳畫“已在群眾中具有很大的影響”，“這種藝術形式，由于它及時反映了當前的和平運動、民主改革運動和生產(chǎn)改革運動，所以發(fā)展很快。5年來僅北京一處即印有1100多萬份印刷品傳播到人民群眾中去，有力地鼓舞著群眾為和平、為勞動、為創(chuàng)造自由和幸福而奮斗”。這里指的北京一處，就是人民美術出版社。其中的《我們熱愛和平》，發(fā)行數(shù)就有240多萬份，從1952年到1959年這幅畫共印刷了11版達1000萬張。
1955年《美術》第8期有一組關于宣傳畫的文章。鄒雅在《亟需把宣傳畫創(chuàng)作提高一步》一文中指出：“宣傳鼓動工作是展開社會政治運動的先行任務。它根據(jù)社會發(fā)展的迫切要求，把黨在各個時期的政策，及時地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提高群眾的認識，統(tǒng)一大家的意志，組織大家的力量，從而把運動引向正確的方向并迅速展開，把革命推向前進。”“宣傳鼓動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在造型藝術中，宣傳畫是最富宣傳鼓動作用、最富群眾性的藝術形式。特別是今天，我國的文盲還很多，地域又大，充分利用造型藝術形式進行宣傳鼓動工作，是非常有力而必要的。”他認為，宣傳畫創(chuàng)作的數(shù)量還大大不能滿足于現(xiàn)實日益增長的需要，有關的領導機關沒有重視和提倡這門藝術形式。宣傳畫的創(chuàng)作質量落后于群眾日益增長的要求。有些宣傳畫在處理題材和表現(xiàn)主題上存在著概念化的缺點，形式風格上千篇一律的毛病還很嚴重。
1959年12月23日，由全國美協(xié)、人民美術出版社聯(lián)合舉辦了“十年宣傳畫展覽”。蔡若虹、邵宇、張光宇、古元、西野、鄒雅、郁風、王角、方菁、沙更世、詹建俊、邵晶坤、王朝聞等40余人出席了座談會。會議肯定了新中國宣傳畫的成就，并對未來發(fā)展提出了明確的意見。據(jù)統(tǒng)計，1950年至1957年，共出版宣傳畫286種，印刷1653萬份，1958年至1959年，共出版宣傳畫241種，印刷1134萬份。而人民美術出版社在這一年里出版宣傳畫的數(shù)量則等于前8年的總和。
1958年鄒雅任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總編輯，1960年兼任副社長。早期人民美術出版社人才濟濟，其中不乏在延安時期就已居美術界高位、又是鄒雅的老師級人物，但由于位置有限，沒能擔任社領導。在人民美術出版社歷史上，同時兼任副社長、副總編輯的，鄒雅是第一人。由此看出他的能力和貢獻。在任期間，他組織編輯大量美術圖書、宣傳畫等，如《解放區(qū)木刻》《蘇聯(lián)偉大衛(wèi)國戰(zhàn)爭畫集》《黃賓虹山水寫生冊》等。其中，1972年，《解放區(qū)木刻》被翻譯到日本。鄒雅著力研究黃賓虹，撰寫了《黃賓虹山水寫生冊》序文。這篇序文被《光明日報》等多家媒體轉載。
“文革”期間，像許多老革命一樣，鄒雅受到?jīng)_擊，曾被非法關押。
1970年，他被下放到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此時，鄒雅已年近花甲，但他仍與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邵宇評價他說：“那時，我和鄒雅是‘同學’，也是在特殊情況下的戰(zhàn)友，每天從事著難以負擔的沉重勞動，但他是樂觀的。他在我們‘連’(當時干校是按連編制的，鄒雅一度在連里當木工)里邊選了兩節(jié)木桿接成的旗桿，其直其高，是全干校有名的。我看，這旗桿正似鄒雅的性格。”
我當年隨父親林鍇也在文化部五七干校25連。記得剛去的時候，我和鄒雅伯伯乘車去一個連隊，大家都迷路了。我說了一個方向，也是蒙著說的，而鄒雅伯伯認為是另一條路，那時，不懂事的我便說打賭。路是我說對了，不久，大家都忘了打賭的事了。過了半個月，鄒雅伯伯專門送給我一包糖果，里面不僅有水果糖，還有奶油糖、紅蝦酥等。他說話算數(shù)的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在當時特殊的環(huán)境里，得到一塊水果糖都是很難得的事，何況一包雜拌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鄒雅的夫人蘇戈告訴我，那時鄒雅停發(fā)工資，只有基本的生活費?；貞浲?，鄒雅的做事方式與他的工作方式該有多少共通之處??！
林彪事件發(fā)生后，干校出現(xiàn)了少有的輕松，畫家們小心翼翼地開始畫畫了，我記得，鄒雅帶著許麟廬、盧光照、秦嶺云等人，在大食堂里作畫。許麟廬畫鱖魚，盧光照、秦嶺云畫山水。鄒雅也畫山水，但他與眾不同，先把宣紙揉成團，展開，再畫。墨不均勻地洇下去，他再隨著感覺畫，這是我唯一一次看他當面作畫。
三魯迅在1930年出版《新俄畫選》的《小引》中說：“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同年，他在中華藝術大學作演講，說：“版畫的好處就在于復制，便于傳播，所以有益于美術運動。”這兩句話深刻地指出版畫在戰(zhàn)爭中的傳播作用。
美國人愛潑斯坦是這樣評價延安魯藝木刻的：“歷史上沒有一種藝術比中國新興木刻更接近于人民的斗爭意志和方向，它的偉大之處由于它一開始就作為一種武器而存在。”
針對一些老百姓看不懂木刻的問題，江豐在1941年發(fā)表文章說：“在繪畫藝術，我以為只要將對象的形色真實地反映在畫面上，而反映的又是與老百姓生活相關的話，就不會看不懂。”魯藝木刻團的團員們嘗試著改變西方木刻的方式，采用老百姓喜愛的年畫方式進行創(chuàng)作，在一次集市上與傳統(tǒng)的年畫唱對臺戲，上萬張宣傳抗戰(zhàn)的木刻年畫銷售一空，極大地鼓舞了創(chuàng)作者。
鄒雅是著名的版畫家，從延安時期開始，創(chuàng)作了大量優(yōu)秀的木刻作品。由于他在戰(zhàn)地，因此，他的木刻作品幾乎都與部隊和軍民生活有關。“十大任務”套色水印木刻的創(chuàng)作，可以看出稚嫩的筆觸，但鮮活的情節(jié)，動感的構圖，還是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巧構思。連環(huán)畫《一枝槍》為21幅，用木刻手法多幅表現(xiàn)比較少見，我們可以看出鄒雅對造型的熟練把握和對構圖的輕松運用。
木刻《日本覺醒聯(lián)盟——在太行解放區(qū)組畫》注重題材的選擇。日本俘虜在受教育過程中轉變，成立“日本覺醒聯(lián)盟”，認清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以前，表現(xiàn)日本兵，比較容易，現(xiàn)在，鄒雅如何刻畫日本覺醒聯(lián)盟的生活，是正面表現(xiàn)，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是亞洲人，如何區(qū)分是個難題。鄒雅選擇他們有典型意義的學習、打棒球、種菜等場景，真實地再現(xiàn)了他們的生活。在藝術上也有創(chuàng)新，用線注意到多留白，線條比以往柔和了許多，用服裝等標志區(qū)分人物特征。即使今天看來，也是非常恰當。
《歡迎南下的劉鄧大軍》是鄒雅表現(xiàn)解放戰(zhàn)爭的題材，時候較晚，人物眾多，可以看出鄒雅更注意細節(jié)的刻畫，馬車為主體形象，解放軍每個人的表情各不相同，周圍百姓在歡呼。畫面右部兩個士兵在喝水，一位老人拿著水瓢。草棚一角借著樹的力量搭建。這些真實的景物和器物起著襯托的作用，表達了老百姓歡迎劉鄧大軍的喜悅之情。
鄒雅還創(chuàng)作了《埋地雷》《五月端陽》《春耕》《保衛(wèi)豐收》《攻城》《幫助老百姓揚場》《燒舊約換新契》等膾炙人口的作品。他的作品畫風樸實、粗獷、造型準確生動，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和時代氣息。
解放后，鄒雅從木刻轉向中國畫的探索和創(chuàng)作中。
他注意深入生活，積累素材。他深知，師造化的重要性。他觀察了許多名山，畫了許多速寫。從上世紀50年代起，鄒雅認真研究國畫大師黃賓虹的山水畫。黃賓虹1955年去世，去世前夕，黃賓虹對身邊的人說：“我的畫，50年后人們才懂”。 當時，許多畫家對黃賓虹的繪畫并不理解，傅雷家書中對黃賓虹的肯定，引起文化界對美術批評界的質疑之聲。鄒雅能夠認識到黃賓虹畫法的妙處，這在當年并不多見。黃賓虹潤澤渾厚的技法對他影響較大，我們還可以從他的國畫作品中看到當年木刻的影子，即使是山水的線條，也疏密安排自然，井然有序。他在繼承先賢的繪畫技法同時，注意創(chuàng)造個人渾厚華滋的風格。正如他的一顆閑章所刻的內容“我有我法”，這是他對個性創(chuàng)作的表達。
四鄒雅在延安時期，專心木刻創(chuàng)作，曾將創(chuàng)作視為生命。延安時期整風，鄒雅居然被人認為是叛徒，于是捆上手腳吊了一天，他堅信自己清白，問題早晚會查清楚。放下來的時候，卓林等人幫他搓黑紫的手。他說，在被吊著的時候，想的是，千萬不能傷了手，那樣就不能刻木刻了！
鄒雅一生敢于直言，光明磊落。文革期間，他被批斗。他被逼跪著，手里舉著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大書、外版書、古典美術圖書，俗稱“大、洋、古”。這些書都很沉重，舉著很困難。當紅衛(wèi)兵批判時，一般人不再爭辯，任其批判，希望快些結束。但他性格耿直，一定要辯解說是中央領導的指示，結果換來的是更多的打罵！
文革期間，鄒雅先被打倒。我父親也因為一個莫須有的罪名，被關了8 個月。革委會的人怕我父親想不開，命令被關押的鄒雅派人輪流看守。想來，鄒雅受屈被關押，還要守護別人，還被革委會人的“信任”，鄒雅的人品由此可見。
1973年，鄒雅得到平反昭雪?；謴凸ぷ骱?，調任北京畫院院長，主持全面工作。
文革后期，中央調集了一批國畫家，在北京飯店創(chuàng)作國畫。此時，江青一手導演的黑畫事件發(fā)生。她認為，許多國畫都是影射文革，是黑畫，并將畫作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彥涵回憶說：“‘四人幫’強逼美術界人士去看‘黑畫’，正在發(fā)燒的鄒雅也被勒令前去觀看。他一邊看一邊說：‘中國畫就是潑墨而成，本來就是黑的嘛！’”正直的鄒雅敢于說真話，可見一斑，朋友們都為他暗暗捏了一把汗。
1974年，鄒雅率隊去山西體驗生活，不幸在陽泉煤礦罹難。時年僅57歲。
1980年，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北京畫院、人民美術出版社等6家美術機構在中國美術館聯(lián)合舉辦《鄒雅遺作展覽》。
1984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在其逝世十周年之際，編輯出版了《鄒雅畫集》。
鄒雅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編輯家、藝術家，他不僅對中國的美術出版事業(yè)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中國畫創(chuàng)作上也因獨特的探索精神具有崇高的美學品格。
【編輯：田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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