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歲末臺北行，因航班延誤而遲到，僅得兩天半逗留。
第三天中午離開臺北前，我坐在臺北最大的書店誠品書店信義分店三樓餐廳，面前攤開一本書和一份午餐。
書名《我們在此相遇》，作者為英國當代最有影響的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1926-）。此書是小說體紀實散文集，2005年倫敦英文原版，2008年臺北麥田出版社中文版。
午餐是一盤意大利鮮蝦面，長長的面條被剪成或剁成了一兩寸的短節(jié)，也許，這是為了方便東方人使用叉子。無論在北美、歐洲還是在中國大陸，我都是第一次吃短節(jié)的意大利面條。盤中蝦也不是長條，而是卷成了圓圈，似乎鮮蝦放進鍋里一煮就會卷起來。毋庸諱言，這頓意大利鮮蝦面的確味美，所謂“食在臺北”說的是中餐和小吃，其實，臺北的西餐也是一流。
這就有點奇怪了，怎么會在臺北吃西餐，就像在臺北誠品書店買下約翰·伯格的漢譯本，而不是在北美或歐洲購買英文原版。這當中有無時空的錯位，抑或文化的錯位？
二
早在約翰·伯格被介紹到中國之前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就知道他的鼎鼎大名了。那時雖無緣讀到他的書，卻知道他寫有《觀看之道》和《畢加索的得與失》兩部名著。前者是為英國BBC廣播公司之同名電視專題片而寫，后者是研究現代藝術的專著，兩者都是理論經典，再版無數、譯本無數。到了21世紀，前者成為中國藝術界的必讀書，后者在臺北誠品有售。
上世紀的70和80年代，英國有位新起的藝術批評家叫彼德·福勒（Peter Fuller, 1947-1990），以思想激進、語言兇猛、喜好筆戰(zhàn)而成為當時歐美藝術評論界的著名斗士。福勒在政治思想和批判精神上追隨兩位前輩，一是19世紀中期維多利亞時代的藝術批評泰斗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二是當代藝術批評大家約翰·伯格。1987年福勒在倫敦創(chuàng)辦了《現代畫家》雜志，刊名來自羅斯金的同名巨著。約翰·伯格是福勒的堅定支持者，擔當了《現代畫家》雜志的特約撰稿人。
我在80年代后期因翻譯彼德·福勒的《藝術與精神分析》一書而同福勒相知，他給我郵來了好幾本他寫的書，還有每期的《現代畫家》雜志，這在難得外刊的年代彌足珍貴。福勒寫過一本研究英國雕塑家亨利·摩爾的書《亨利·摩爾的得與失》，書名直接套用約翰·伯格，書的序言也說他視伯格為師。
不過，伯格不僅寫藝術評論，也寫文學作品，涉足小說、戲劇、書評、散文隨筆，獲得過英國最高文學獎布克獎和布萊克紀念獎。由于受福勒的影響，我后來幾乎閱讀了伯格所有關于藝術的著作。但說來慚愧，在臺北誠品用餐之前，我從未讀過伯格的文學作品。
在誠品書店的餐廳點好餐，等待之際，我翻開了《我們在此相會》。伯格繼承了英國19世紀的散文隨筆傳統(tǒng)，這本文集的幾乎每一篇都寫得很長，與中國散文的小品傳統(tǒng)大異其趣。另一方面，伯格不僅是一個激進的藝術批評家，也是一個實驗性作家。在我眼中，這本散文集是一本嘗試文體的書，寫得像小說，有大量的描述、敘事、虛構，關注細節(jié)，像19世紀的狄更斯。還好，沒有令人肉麻的抒情，否則我一定會在午餐前合上這本書，餐后去退掉它。我喜歡這本書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其現代性：既有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般的故事，又有歐洲解構主義般的章法（莫非解構不是一種結構？）。
第一篇《里斯本》，寫作者與早已去世的母親相見，夢幻、想象、回憶、現實攪成一團，制造了時空的錯位，就連篇名里斯本，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母子二人的相會處。
《我們在此相會》的書名不僅關涉里斯本之地名，書中的幾乎每一篇也都是一個地名。第二篇《日內瓦》，寫作者在想象中見到博爾赫斯，就像我在誠品書店的餐廳，通過閱讀而見到了伯格的文學寫作。雖然我與伯格無緣，但福勒之于我，就像伯格之于福勒，都是為人之師，而在臺北誠品購得伯格的散文集，也算緣分。
書中少有的短篇是《死者記憶的水果》，采用了“連輟體散文”的寫法，讀著像是在欣賞塞尚描繪蘋果的靜物畫。此話題暫時放下，等一會兒重拾。
三
此行臺北并不順利。今冬歐美國家普降大雪，12月中旬各地航班大批延誤或取消。臨行前，蒙特利爾連下幾場大雪，我很擔心自己的行程會受影響。啟程那天大清早，6點鐘，雪停了，我抱著一絲僥幸，冒著零下15度的嚴寒打的去了機場。
但航班還是被惡劣的天氣給耽誤了，到美國華盛頓轉機時，我須轉乘的華盛頓至日本東京的航班已開始登機。我從抵達口狂奔至登機口，最后一個上了飛機，氣喘吁吁了好一陣，卻不見起飛的跡象。滿滿一飛機乘客，就這樣擠擠挨挨地坐等了整整一小時，然后機長終于發(fā)話：由于機械故障，本機停飛，請大家返回候機室。
又等了一小時，換上另一架飛機。經過14小時的飛行在東京降落時，我看看表，東京到臺北的飛機正好起飛。毫無疑問，誤機了。
東京早就去過，我無意逗留，但卻被航空公司強行安排進旅館，滯留一宿，看來只得逛書店打發(fā)時間了。上次在東京逛書店，購得一本市景攝影集《東京無人時》。這次在東京，正值當地文化界讀書界的大事：紀念《遠野物語》問世一百周年。
料定此書非等閑，而過去未聞，便欲索之，可是東京只有日文版。
后來在臺北誠品的書架上搜尋此書，也未果。詢問柜臺服務生，得知并無中文版，唯有日文版。十多年前我學過兩年日語，水平僅夠閱讀簡單的故事。仍欲購之，然服務生告曰售罄。
無奈之下，上網查詢，得周作人一文《夜讀抄：遠野物語》，知其作者為柳田國男，知其書為民俗記述。周作人在文中將原作者的書序譯為中文，方知這是柳田國男到遠野之鄉(xiāng)旅行，以筆錄下當地村民講述的鄉(xiāng)野之事。此書雖是一本民俗學的田野紀錄，但也不乏《聊齋》式的志異記怪，以及《水經注》式的探索筆記，猶如今日電視里“探索頻道”或“國家地理”的節(jié)目。
我對民俗學興趣不大，但對人類學還有點興趣。在過去，這類著述都是文字版，如象斯特勞斯的《生食與熟食》。如今已是圖像時代，電視上的“探索頻道”和“國家地理”節(jié)目多有涉及民俗者，也很吸引人。我最近著迷的“圣經考古學”也涉這一領域。臺北誠品有相關節(jié)目的英漢雙語版影碟出售，雖價格不菲，我仍購得《圣經解碼》和《基督教的歷史》兩套大部頭光碟。
四
然而此行臺北的真正目的并非購書或光碟，卻是到故宮博物院看南宋畫展《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
南宋文化對我的吸引始于15年前，那時研讀宋詞，在海外所用的參考書多有臺灣出版者。21世紀初，我在美國高校講授中國美術史，其間讀到一本日本出版的英文版研究浮世繪的書，書中講到南宋山水畫對日本傳統(tǒng)藝術的影響。我對此大感興趣，便開始關注南宋繪畫，并寫了幾篇相關文章，發(fā)表在臺北的藝術雜志上。
若按明人董其昌的說法，南宋繪畫也有南宗與北宗之分，馬遠、夏圭皆屬北宗，而梁楷、牧溪、玉澗三位禪僧畫家則屬南宗。我的欣賞趣味在于南宗的水墨氤氳和婉約迷離，但對北宗的偉岸雄壯也嘆服不已。此行臺北，我要參觀的是南宋畫展，不敢奢望在故宮見到北宋范寬的《溪山行旅圖》和郭熙的《早春圖》，但我知道這兩幅北宋名畫就收藏在那里，為鎮(zhèn)館之寶。
從東京飛到臺北時已過中午，我到酒店安頓好，立刻趕往故宮，兩點半就進入展廳。這是一個大型展覽，展品來自三地：臺北故宮的收藏、北京故宮和上海、杭州、南京、沈陽等地的藏品，以及日本各博物館的收藏。不消說，我看到了許多仰慕已久的作品，但我最想看到的牧溪和玉澗的山水橫卷均付諸闕如。也許，這兩位畫家生活于宋末元初，被學者們歸入了元代也未可知，或許，因這兩位畫家的作品大多收藏在日本，而臺北故宮未能借到。
第一輪觀展是瀏覽而過，然后又看了第二輪，并在心儀的作品前長久停留。
展廳里讓我兩眼一亮的畫，首先是梁楷的《潑墨仙人》圖。畫中一敞胸露懷的醉酒僧人，正低頭思行，其大潑墨筆法的表現力，可謂空前絕后。過去以為這是一幅類似于20世紀抽象表現主義般的巨制，沒想到卻是幅面很小的冊頁，像是維米爾精雕細刻的小幅肖像?？磥?，大潑墨也可以施展于方寸之間，內心的瀟灑不在于畫幅的尺寸。
第二幅讓我震撼的是夏圭長卷《溪山清遠》，這幅巨制在展廳里占滿了整整一面墻。我早就熟悉此畫，但在臺北故宮首次見到原作，才有機會近距離細讀。作為準宮廷畫家，夏圭承受了北宋徽宗皇帝的筆意，用墨干枯，用筆堅硬，畫的雖是江南山水，卻無婉麗柔曼之氣，反有北方山水的質地，但無范寬、郭熙之偉岸。也許，這是南宋文人偏安一隅但卻不滿于茍且偷安的內心寫照。
另一幅讓我心動的畫，是李迪的《風雨牧歸》圖，畫中濃密的柳葉和蘆葦，描摹精細，讓我聯想到西方素描，也暗示著清初畫家龔賢的筆法。與李迪相反，牧溪立軸《布袋圖》卻得了梁楷醉僧的豪放筆意，雖未潑以濃墨，僅以淡墨涂寫，卻另有一番韻味。展廳里馬遠家族的作品不少，但與夏圭筆墨相近，在我看來并無特別之處。
看過繪畫，我又匆匆瀏覽了書法作品和宋版圖書，但我于這二者乃門外漢，雖能感受書法的筆意氣勢，但恐詞不達意，只好不述。三巡過后，意猶未盡，我到故宮書店買下一本厚厚的展覽圖錄，以備日后復習。
遺憾的是，此行未能看到故宮的繪畫藏品陳列，因為南宋畫展占據了平日的陳列空間，《溪山行旅》和《早春圖》等鎮(zhèn)館之寶都被撤下了展墻?？磥硐麓稳ヅ_北，要選在故宮無大型特展的季節(jié)，方能看到館藏的絕世精品。
五
到臺北之前，我已將參觀藝術博物館和逛書店列為主要日程，這是我出行的最愛。
在誠品書店，我看到自己的《詩學的蘊意結構》一書在古典文學類書架上有售，遂生一種親切感。如前所述，過去研讀宋詞，從上世紀末開始構思寫作這本書，到去年底臺北秀威出版社出版拙著，共花了整整十年。雖不敢說是十年磨一劍，但可以說是十年折一劍，因為我現在已不再研讀宋詞，只是每年用英文講授一次中國古代文學課。
2009年5月我去石家莊，見到當地一位書評作家，向他說起我的宋詞研究專著已經寫成，正尋求出版。書評家建議我聯系臺北秀威，并鼎力推薦，果得接受，到年底拙著就面世了。在誠品書店的現代文學類柜臺，也有售這位書評家的文集《精神素描》，秀威出版，見之同樣有親切感。
此行臺北前，我向秀威出版社提交了又一書稿《有狼的風景》，主編很熱情，讓我有機會游臺北時同他聯系。其時，我的臺北之行即將啟程，為免影響主編對拙稿的審讀和決斷，我沒有知會其即將到來的臺北之行。而且，匆忙之間，無論告知還是前往拜訪，或有失穩(wěn)妥。
六
不過，此行臺北時間雖短，卻得以同數位友人相晤。
到臺北的當天晚上，我前往臺灣師范大學，拜訪來自美國的客座教授顧先生，他是我當年在美國某名校任教時的系主任。顧先生的中文講得極好，甚至編寫了一套在美國高校使用的中文教材《基礎漢語》，共八部，最近出版。顧師母是臺北人，當年在美國對我很關照，至今猶記得初次見面時她說的話：我們不分臺灣和大陸，都是一家人。
在師大見到顧先生夫婦，恍若夢回昨日。顧先生仍然顯得年輕，顧師母仍是氣度優(yōu)雅。他們先領我參觀師大的對外漢語教育中心，然后領我到一家精心挑選的素食餐廳，享用佛膳。我們搭捷運前往，顧師母得知我到師大是搭計程車，便建議我在臺北搭乘捷運。
關于地鐵捷運，于我是有故事的。近年每個夏天我都要在北京住兩三個月，其間出門怕熱怕擠，便總是打的，數次遭遇不良的哥，為此寫過《與北京的哥過招》一文，發(fā)表于紐約中文報紙。后來我改乘地鐵，習慣了熱和擠。有次參加同學聚會，有駕車者因交通擁堵而遲到，我便大談乘地鐵的快捷方便和低碳環(huán)保。結果，一位同學悄悄告訴我：駕車出門是身份的顯示，堵車遲到是顯示身份的機會，只有沒出息的人才坐地鐵。聽這一說，我想起北京著名的地鐵故事：一少女在地鐵行乞，被一中年男子斥為沒出息，少女回敬說，您這把年紀了還坐地鐵，難道是有出息？此后在北京我再不敢張揚自己乘地鐵了。
進了捷運，顧師母不厭其煩地指點我怎樣看捷運圖、怎樣買票、怎樣進站，并讓我親自操作一遍，直至步步到位，才說我可以明天獨游臺北了。
在捷運車廂里，顧先生向我介紹臺北概況和旅游景點，他那一口標準漢語，讓周圍乘客驚訝：怎么是老外用漢語向中國人滔滔不絕地介紹臺北，搞顛倒了吧？顧師母坐在一旁，抿嘴不言，只露微笑，欣賞這語言和空間的錯位。
美國哈佛大學附近有一家素食佛膳餐廳，味美無比。是晚在臺北與來自美國的顧先生夫婦共享素食，其味更美，而敘舊也別有一番愉快。席間說起臺北的書店，顧先生建議我去逛誠品，顧師母說還可去臺大，那一帶的小巷子里有不少小書店很值一逛。
七
我出門旅行，通常是獨來獨往，所快者為自由，所憾者乃無人即時分享旅行之樂。此行臺北也是獨游，但因當地友人的熱情，我覺得自在，無生疏感，更有分享之樂。
第二天上午，我同一位臺中來的藝術理論教授相晤。還在半年多前，北京一家藝術理論雜志讓我擔任次年春季號的主編，該期主題是圖像研究。我同中央美術學院的一位圖像學專家聊起約稿之事，他建議我向臺中的陳教授約稿，說他對圖像學有很深造詣。從北京回到加拿大后，我給陳教授寫去約稿函，得他一口應承。此行臺北，我提前將行程告訴陳教授，他回信表示要專程到臺北陪我一游，讓我見識臺北的文人會聚處，那里有如巴黎左岸。
這便是臺北的重慶南路及和平公園一帶。臺北的巴黎左岸于我并不陌生，早在十多年前，我給臺北《藝術家》雜志等刊物寫稿，就熟悉了雜志社所在地重慶南路的街名。1925年郁達夫訪臺北，在和平公園附近的“明治吃茶店”同當地文人聚會，其時，這一帶是文人相聚的一大去處。1949年“明星咖啡”在此地開張，文學名家白先勇、陳映真、周夢蝶等前輩也常在此聚談，白先勇后來還出版了散文集《明星咖啡館》。就此，“明星咖啡”名聲大震。如今，這里是體驗前輩文學生活的地方。
隨著陳教授進得“明星咖啡”，見其無論外觀還是內部設置都普普通通，既不時髦也不怪異，而是樸實的那種，讓人想起山不在高有仙則名的古訓?？Х瑞^的樓下是“明星西點”，出售俄式食品，據說當年蔣經國常來此處為其俄裔妻子購買糕點。
我們在明星坐下不久，陳教授的一位友人趕到，是附近一家出版社的王總編，為陳教授出版過《圖像學》一書。自然，我們聊天的話題便離不開書，離不開寫作與出版。
國內出版社是清一色的官辦，但最近十多年卻常由私家書社操作，于是出現了無本萬利的賣書號奇觀。在多數情況下，學術著作難以出版，除非有學術經費資助。由于掏錢就可出書，結果，名利場的阿貓阿狗都出版了“我的奮斗”之類炫耀成功的自傳。臺灣出版界也是市場經濟，但情況比大陸好一些，至少，陳教授的《圖像學》能夠出版，我的學術專著《詩學的蘊意結構》和純文學隨筆集《有狼的風景》也可以出版。若是在國內，作者不肯打開錢包，這類書斷斷不會面世，事實上，我這兩本書在國內出版界早已碰壁無數。
在咖啡的漂香中，陳教授送我兩本書，除了《圖像學》，還有他翻譯的尼采詩集《第七種孤獨》。
陳教授的《圖像學：視覺藝術的意義與闡釋》出版于2008年，是他多年研究圖像學的結晶，也是他在圖像學的祖國德國研習的結果。事后閱讀這部書，我覺得其價值在于前沿性，例如，作者從流行小說和電影《達芬奇密碼》對圖像學的傳播，說到其對高等教育課程設置的影響。而且，作者不僅追溯了圖像學的起源和流變，不僅詳細論述了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發(fā)展起來的現代圖像學，而且深入探討了20世紀末以來“圖像轉向”時期的當代圖像學及其新近理論。國內學術界過去對臺灣的學術研究不太了解，我在北美也不太了解臺灣學者對藝術史論的研究情況?？戳岁惤淌诘摹秷D像學》，我覺得大陸應該引進這一學術專著，因為到目前為止，國內藝術史論界尚無人寫出具備這樣水準的圖像學研究專著。
尼采的詩集，是陳教授利用上下班搭車的時間，在路上翻譯的。那時他家居臺中，往返于臺中和任教的大學之間，每天在火車上花費近兩小時，便利用這時間，每次思考一首詩的譯法，天長日久，詩集告成。這世上的乘車人，瞌睡者為多，發(fā)呆者不少，貌似若有所思者也常見，但譯詩者絕無僅有。
午餐過后，王總編邀我們到出版社小坐。沿重慶南路走去，見這一帶是出版社和書店集中的地方，有點像上海世紀書城一帶的福建路和福州路，那也是舊時文人的相聚處。
在出版社，王總編送我一本日本作家鹿島茂的文化游記《巴黎時間旅行》，是作者通過旅行探訪而對波德萊爾、普魯斯特等19世紀巴黎文人所進行的文學體驗，與我此行臺北在“明星咖啡”和重慶南路的短暫時刻不謀而合。
八
下午，仍是第二天，與陳教授、王總編道別后，我直奔臺北市立美術館，那里有后印象派畫家高更的作品展《永遠的他鄉(xiāng)》，展出畫家離開巴黎后在太平洋小島塔希提生活期間繪制的作品。
在后印象派的三位畫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梵高及其火一樣的激情，但我最喜歡的卻是塞尚。藝術史學家們說起塞尚，總要強調其靜物畫的平面特征和風景畫的空間處理，認為他開了20世紀立方主義的先河，因而是現代藝術之父。但在我眼里，塞尚沒那么復雜，他就是一個善用色彩的人，他將綠色調入藍色，用斜向排列的筆觸，畫出青純透明的深藍墨綠，并間以橙紅與橙黃，畫面亮麗通透，觀之讓人心清氣爽而又深邃。至于高更，盡管早在25年前就看過關于他的傳記電影《野蠻人高更》，但我對他的畫卻總是興趣缺缺。
在臺北市立美術館比較系統(tǒng)地看了高更的塔希提作品，發(fā)現他并不像我原本以為的那樣不堪。他的一些風景畫，讓我聯想到塞尚的色彩，雖然二者有所不同，但其藍綠色的調子和橙色的搭配，仍有一種通透的清爽。我想，這應該是畫家離開憋窄的巴黎而在塔希提的清純空氣中享受了靈魂的自由之故。
我住的酒店在臺北市林區(qū)，離著名的士林夜市僅一箭之遙。離開市立美術館返回酒店的途中，我到游客必至的士林夜市用晚餐。夜市的一派熙攘和涌涌人頭，比上海的城隍廟有過之而無不及。也許，這喧鬧嘈雜，正是高更所要逃避的，而又正是今日觀光客所要享受的。
其實，在臺北逛美術館，應該多看當地藝術，例如臺灣早期的日式印象派和今日的觀念藝術?？上倚新么掖?，而那幾日臺北的美術館既無地方藝術的展覽，也無陳列，只盼以后另有機會。
九
第三日上午我來到位于臺北市政府附近的誠品書店信義分店。才上二樓，見到整整一層大廳都是雜志柜臺，不消說，北京、上海沒有一家大型書店可與誠品相比。我喜歡買雜志，主要是人文社科類，尤其是藝術類、文學理論和書評雜志?？墒牵本┥虾５拇髸曛挥泻苄〉碾s志柜臺，小到可以忽略不計，而所售雜志則少有純文學和藝術理論類。國內零售雜志的，一般是街頭報刊亭，那里只售通俗雜志，并無我感興趣者。臺北誠品二樓的整層雜志，也未能免俗，仍是流行和通俗，社科類不多，更沒有我中意的刊物。但不管怎么說，整整一層售書大廳的雜志，大陸書店沒這規(guī)模。
上了誠品三樓，在現代文學柜臺購得《現代散文新風貌》。此書為舊版新印，我大致翻看了一下目錄和前言后語，又選讀了其中個別章節(jié)，見其雖淺顯，但整體構架比較完整，內容也比較豐富，值得購買。此書的特點，是將散文分為12大類，先對每類作簡單的定性講解，然后提供一篇例文并分析特點。這12大類是：詩化散文、意識流散文、寓言體散文、揉合式散文、連綴體散文、新釀式散文、靜觀體散文、超現實散文、手記式散文、小說體散文、譯述散文、論評散文。這分類有點雜亂，不知此刻我正寫作的這篇文章該算是哪一類。
其中的連綴體散文，作者說是源自荀子賦和詠物詩，有格物致知之效。書中分析了臺灣一位散文家的《室內》節(jié)選，又舉另一位散文家的《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節(jié)選為例。在我看來，這一體散文，有點像宋代的詠物詞，只是散文的長處在于，可以按主題而將若干所詠之物連綴起來。
這與約翰·伯格的《我們在此相會》有點異曲同工，但伯格不是詠物，而是記事寫人，并述說和探討一些個人化的想法。
在誠品書店的餐廳里，用餐畢，《我們在此相會》仍放在面前。我的下一站是桃園機場，我將在下午6點直飛成都。離開誠品前，我合上書，腦中回閃出昨天和前天在臺北相會的寫書人，以及他們的書，還有故宮和市立美術館的畫。無論是古人還是今人，無論是洋人還是華人，閱讀他們的書，閱讀他們的畫，我們都在閱讀中相會。
飛抵臺北和飛離臺北的旅行，跨越了現實的空間和超現實的時間。正是這兩天半里一連串的時空與文化錯位，使這相會成真。
2010年12月圣誕，成都
【編輯：李裕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