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說，藝術家是最敏感最善良的人，他們的自我審查在內(nèi)心建立。
滿頭的卷發(fā)，腳上那雙褐色皮鞋朋克風十足，一頭一足之間，張元讓人過目不忘。17年的時光，曾經(jīng)叛逆的憤怒青年，如今又開始記錄這一代年輕人的叛逆與邊緣。這是導演張元最新的一個手筆。3月13日，“有種：張元攝影新作展”在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開幕。十組十七八歲到三十歲的年輕人中，有搖滾樂隊、藝術家、演員，也有修摩托車的，他們在鏡頭面前毫無保留地講述著自己的生活、愛情、理想。
從獨立電影到“地上電影明星”，張元在兩種體制內(nèi)如魚得水，性格也相當平和。盡管自己在攝影方面是個專家，但也會欣然接受攝影記者提出的一些攝影要求，盡管在內(nèi)心里他覺得那個背景完全沒有他所建議的好。
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張元也一再強調(diào)，自己的理想不會變，《有種》就是一個完全沒有商業(yè)的藝術項目。
韓寒郭敬明不比崔健弱
新京報：相比電影來說，這次辦影展對你來說是件小case吧?
張元：這事一點都不小。拍出好照片和好電影意義是一樣的。只不過，電影是用流動性的畫面去敘述故事。但拍照片對我來說有很大含義，盡管畫面是靜止的，但也在說很大的含義。每個人背后的故事———每個人的臉上、動作都蘊含了無限的故事。
尤倫斯約我去做展覽時，我就沒把它看成是樁簡單的事。它的意義不光是用形式來展示圖片，最重要的是我的作品觸及到社會、觸及到年輕人，觸及到年輕人在這個社會的情感。
新京報：此次的《有種》是你17年前所拍的《北京雜種》的延續(xù)。怎么會想到17年后做這個?
張元：尤倫斯發(fā)出邀請后，我想起1993年我曾經(jīng)做過《北京雜種》。今天時間過得很快，已經(jīng)17年了。17年之后，我、崔健、劉小東都不再年輕了。今天的年輕人處于什么樣的生活狀態(tài)，他們的情感狀態(tài)又是如何?我對此充滿了好奇。我覺得我應該再做一次這樣的東西。
新京報：現(xiàn)在的時代跟你在《北京雜種》里記錄的青年狀態(tài)已經(jīng)很不一樣了。
張元：在訪問中，有很多讓我非常震驚的故事。我一開始對年輕人的想象是，由于改革開放已經(jīng)30多年，年輕人生活得比較好，或者說比較平穩(wěn)。但整個采訪，完全出乎我的所料。
很多故事非常打動我。打動我的重要原因是，我發(fā)現(xiàn)他們生活得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樣，非常艱難。有些人才22歲，卻已經(jīng)做過十幾種職業(yè);還有一些到現(xiàn)在還是七八個人住在一間房間里;有些人連吃飯都不能滿足;展現(xiàn)在我面前的還有來自破碎家庭的。
這一切都讓我感覺到，今天的年輕人更加的豐富，而這種豐富性使得他們的情感選擇和生存狀態(tài)的選擇都是非常勇敢的。
新京報：17年前，你鏡頭下的崔健是當時的文化英雄，同時那些引領新生活方式的各路英雄好漢們都融在你的影像里。但相比之下，17年后的這個年輕人圖景里，我們看到的這十組人中并沒有什么所謂的文化英雄。因為你覺得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中沒有英雄?
張元：他們是普通的人，但普通人當中也蘊含著英雄。其中也有兩個樂隊，那兩個樂隊非常好。
就在這些平凡人、邊緣人身上，當你不斷地將這些人的情感立體化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你所呈現(xiàn)的正是這個時代的標志。在我的眼睛里，沒有高低之分，這個社會是平等的，每個人的生活或情感都值得尊重。
這些年輕人所謂的80后都非常勇敢。無論是韓寒、郭敬明，還是這次我選擇的年輕人都很勇敢。在韓寒很多博客中，我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了新的文化英雄。在郭敬明那兒，我也看到很豐富的想象力。今天的年輕人不弱于當年的王小波，不弱于當年的崔健、王朔。
新京報：攝影展之后，這些年輕人的故事還要拍成影片《有種》吧?現(xiàn)在有日程表了嗎?當年藝術家劉小東他們也參與了《北京雜種》，會考慮這次延續(xù)原來的班底嗎?
張元：我沒有什么日程表。其實要不是辦展的時間到了，我這個項目還會繼續(xù)，拍得正帶勁呢!劉小東他們可能會加入吧。
20年見證中國的變化
新京報：這么多年你一直關注邊緣人群及社會問題。是什么樣的動力讓你對此持續(xù)關注?
張元：因為我認為人是平等的。這個社會之所以能越來越寬容，就在于人是平等的。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心，什么是邊緣，什么是主流，在我的心中沒有這種概念。
在這些人身上能夠看到一種美，在他們的身上我能看到一種獨特的個性，一些曲折和動人故事，這個是牽動我關注或者寬容，或者同情他們的原因。
我拍電影20年，真正見證了中國的變化。在拍《媽媽》的時候，只有16家電影制片廠可以拍電影，那個時候莫名其妙地拍出中國第一部獨立電影。在今天電影局已經(jīng)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獨立的個人，獨立的公司可以申請單項指標，也就承認了獨立制片的存在;《北京雜種》那時，搖滾樂在某種程度上看有點像洪水猛獸，但今天北京已經(jīng)有一萬支搖滾樂隊;拍《東宮西宮》時，華人歷史上沒有這樣的電影，而且也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談這個問題的，但今天的同性戀話題，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放在桌面上談了。
社會還是向我們的理想中人人平等的角度去發(fā)展。社會變得更寬容，而且這個社會變得更能寬容我們所謂的邊緣化的東西。
新京報：從地下到地上，拍商業(yè)電影，大家都會用妥協(xié)來敘說你的轉(zhuǎn)變，盡管你不斷地強調(diào)說不喜歡妥協(xié)這個詞?
張元：你看我做《有種》有妥協(xié)嗎?我不是為了做商品來做它的，我是用我的作品直接觀照社會現(xiàn)實。它是中國年輕人的橫切面。在這個橫切面當中，能看到他們的精神世界，看到他們的理想，他們的痛苦和他們對美的追求。
藝術家有藝術家生存的歷史。藝術家很早就是手工藝人。在文藝復興之前藝術家就是為教會、宮廷服務;文藝復興之后，因為資本家的興起藝術家又為資本家服務。任何藝術觀念的改變不僅是藝術家本身的目光，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精神、社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的變化導致的。在今天來說，藝術家有什么地位啊，要用妥協(xié)這個詞。
對整個社會來說，我們提供的只是一個角度。用另外的眼睛、另外的價值觀、另外的評判提供給人類———你還可以這么去看社會!
新京報：靠岸，獲得官方許可，并與大眾會晤且狂歡，從獨立電影到“地上電影明星”，大家認為你在兩種體制內(nèi)如魚得水。對于票房你在乎嗎?
張元：我做過很多種電影，很多類型的影片。你要說我不關注這個是不可能的。我有些電影投資很小，但票房很高。類似《過年回家》這類影片投資100多萬，在全世界賣幾十個國家，而且得威尼斯大獎。你說這不是好票房的電影嗎?像《我愛你》投資200多萬，也達到了1000萬票房。我有我的票房追求，有我的商業(yè)追求，但是更重要的是，首先一點我是電影作者，我是藝術家，我要尊重我的眼睛、立場和角度。這點我希望我沒變。
我的理想沒有改變
新京報：盡管去年票房60億，片子也很多。但跟十年前比起來，藝術電影依然沒什么受眾。
張元：這一點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其實我們特別需要有特點和獨立個性的電影，因為很明顯看到大家不滿意。當然藝術電影也有它的問題。有一些貌似藝術，實際上，對話的真實程度都有問題，這也是現(xiàn)在觀眾不滿意的方面。這些會隨著時間的變化和大家的不斷需求產(chǎn)生變化。這是創(chuàng)作者和觀眾之間的一種互動。
新京報：那你所拍的電影中，自己最喜歡哪一部?
張元：大家都會說下一部。
新京報：20多年的奮斗名望地位有了，你的藝術理想追求變了嗎?
張元：理想怎么可能變!這是我一個堅定的理想，不僅僅是愿望，這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真正構(gòu)筑，也是永遠堅持去拍攝我自己想拍攝的這些東西的最大動力。藝術是追求自由的。
新京報：你希望沒變，但這幾年的現(xiàn)實情況又是如何?
張元：希望不要太分裂。
新京報：除了《有種》之外，你還有何計劃正在進行的?
張元：就是在釜山國際電影節(jié)上的新片拍攝計劃，劇本是得了“亞洲電影資助計劃”的。那是張小波寫于10多年前的小說《檢查大員》。我覺得這部小說非常有預見性，也很精彩，準備將其做成國際合作的。
吸毒把我變成公眾藝術家
新京報：怎么看電影尺度問題?
張元：我認為電影真的需要分級。電影力量特別小，作為電影人，其實我們解決不了問題。蘇聯(lián)斯大林和列寧的時候，把電影的力量看得太大，認為電影是暴動，電影是革命。那么今天電影能夠提供給我們什么?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次精神的桑拿，就是思索。
你也看到了，最近電影市場越來越火熱，票房不斷地向上飆升。但實際上，我覺得美國電影的機制還是比較完整的。除了像《阿凡達》這樣的影片，也有《拆彈部隊》這樣的電影。每一年，都會出現(xiàn)很多很好的影片，這些用一個我們老喜歡用是詞概括，就是“藝術影片”。當然同時也有很多大的商業(yè)影片。我覺得它的市場非常完整。
中國估計再發(fā)展一些年，也要走向這樣的途徑。有很多人會滿足不同欣賞習慣的影片。
新京報：怎么在個性與商業(yè)之間找到平衡?
張元：這是全人類所面臨的困境。其實每個藝術家都有自我審查，這個自我審查是建立在你的理想和道德，你的善良之上。
【編輯：張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