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1日下午，“久違的現代：馮紀忠、王大閎建筑文獻展”在OCT當代藝術中心上海館開幕。華僑城當代藝術中心（OCAT）上海館呈現自2014年9月開館以來的第一個建筑展——由策展人史建策劃，本展覽是經過策展人多年的研究,以及之前在其主持的“新觀察”欄目(刊于《城市 空間 設計》雜志) 的兩岸建筑師、評論家討論的共識,基于對兩岸兩位著名現代建筑師存世代表作品波折經歷的回顧展，將運用裝置(等比例實際建造作品的片段)、模型(擬真和常規(guī))、圖紙(高仿和原件)、文獻(高仿和原件)、影像、照片等方式, 當代藝術語境的展陳手法, 多角度、多層次、高品質展示展覽設定的主題。
《新陳代謝之前》是日本建筑師磯崎新以建筑史家的視野與立場，將中、日、美三個現代建筑運動邊緣國家不同的現代化/本土化歷程進行比較，并且抽出梁思成、菲利普?約翰遜和丹下健三進行個案分析/引申，它使中國建筑的現代化/本土化的癥結在這一特定語境得以彰顯。
實際上，就像“建筑”這個詞初創(chuàng)于日本并被中國和韓國接受，在對現代性的接受、轉化與創(chuàng)造上，東亞諸國中日本不僅是開風氣之先者（雖然是被迫的），也一直是先鋒和榜樣，其在幾乎全部領域的經驗與成果，已經成為東亞現代文化的基礎資源。
但是至少在目前，只從文化模式角度談東亞問題，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從表面上看，它似乎規(guī)避了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有色”視角，而進入更為沉潛的文明演化議題，但是對東亞諸國來說，近代以來的歷史正是因為被日本“強制的現代性”的存在，阻斷了兩岸同樣可以“優(yōu)雅”地進行現代性轉化的歷史契機。當這段歷史在戰(zhàn)后“重啟”，兩岸的更為自然的現代性之路已變得邊緣和阻隔，如內地的馮紀忠、臺灣的王大閎的現代主義與傳統(tǒng)轉化實驗。
也就是說，兩岸近代本應產生更為豐富、多樣的空間現代性模式。由于至今尚未澄清、紓解的歷史與文化積怨，導致空間遺產亦得不到正視和研究，成為被“抽空”的現代性轉型時代。解開這個心結，跨越這個界限，有著迫切的現實需求。
馮紀忠（1915-2009，上海）是著名建筑師和建筑教育家，自1947年執(zhí)教同濟大學任教授六十余年，是中國現代建筑的奠基者，也是中國城市規(guī)劃專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由于歷史原因，雖然馮先生的著述和設計作品并不多，但他的設計作品上海松江方塔園，卻代表了當代中國建筑的一種新文人建筑思想和設計理念，其深邃的建筑哲學思想塑造了一個強大的建筑文化的教學和傳播系統(tǒng)，對當代中國建筑發(fā)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王大閎（1918-，臺北）是著名現代建筑師。1949年以來，臺灣的復古主義建筑于大陸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至王大閎設計的國父紀念館為之一變，探討以現代建筑理念、營造模式與中國傳統(tǒng)建筑精神的有機結合，擺脫了近代以來大型公共建筑摹古、復古的定勢，遂由古典主義向現代主義堅實轉向。而其建國南路自宅、故宮博物院方案等，更是持守以現代主義理念，對推動臺灣現代建筑發(fā)展有重要的啟蒙與示范貢獻，是中國現代建筑史中承前啟后、并引領一個時代的最重要的建筑師之一。
由于早期的意識形態(tài)屏蔽（復古/折中主義成為主流）和后期的市場經濟的沖擊（后現代/商業(yè)建筑成為主流），馮紀忠與王大閎先生的現代建筑理念實踐在兩岸現代歷史中均處于邊緣位置，一生多有波折而甘于淡泊，其理念和實踐的重要歷史價值在近年才日益凸顯，被后人研究、展覽和重新評價。
“久違的現代：馮紀忠、王大閎建筑文獻展”挖掘、展示馮紀忠、王大閎兩位現代建筑設計大師最重要的現代建筑設計作品，如馮紀忠的方塔園及何陋軒，王大閎的建國南路自宅、國父紀念館（中標方案）、故宮博物院（中標方案）等，以設計圖紙、模型、歷史資料（圖片、文獻），以及影像、裝置等當代展示方式和效果，呈現在兩岸均被“埋沒”的現代主義建筑大師的思想與杰作，激發(fā)設計界對探尋、接續(xù)中國現代設計理念的思考與討論。
兩位設計師的作品在OCT當代藝術中心上海館的兩個展廳分別展示，形成富于深意的兩岸現代設計的深層對話——將被埋沒的呈現出來；將被區(qū)隔的互映起來；將未竟的承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