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原來我睡在大時代

大時代轟轟烈烈，小世界嗡嗡回響。大時代是主流敘事，小世界是個人言說。大時代是熱火朝天，小世界是冷眼旁觀。大時代是教科書，小世界是私語錄。大時代與小世界同質(zhì)異構，小世界與大時代互相倚存。小與大，原本在人心與世道之間。

本刊曾有專題《大時代的邊上》為大時代的邊緣者書寫精神肖像;此次約請陳丹青先生談他心中的“大時代”，穿越大時代的歷史迷霧。

人類的傳播熱情比核輻射還要快

記者：何謂“大時代”?

陳丹青：人說到自己存活的時代，總不免夸張。我回國那年正巧千禧年，從紐約到北京，報紙廣告電視書刊，劈頭蓋臉全是大字眼，好像人類剛從娘胎里生出來。轉眼十一年過去，誰還記得那些詞語嘛。

人在書中、傳說中、媒體中遭遇的前代，也是被夸張的敘述。你看要是播放五四、抗戰(zhàn)、解放、大躍進、“文革”……等等專題節(jié)目，一個接一個鏡頭都很夸張，譬如長焦距猛然逼近一份1937年民國報紙頭版——繁體字，密集的豎排版——“西安雙十二事變，張學良兵諫蔣介石!”你不禁心里一哆嗦：喝!這就是大時代啊!其實那是攝影鏡頭快速伸縮的技術效果：有誰靜靜地看報紙，忽然當自己的面把報紙猛一下頂?shù)窖鄹懊?電影家弄這些蒙太奇，就是為了保持人類一驚一乍呀。

1983年我去波士頓哈佛院子里找老同學玩，夜里給帶到趙元任女公子趙如蘭家，一口純正老派京片子，怎么一來，說起蔣介石。她說：“西安事變那年，早晨瞧見報紙，我就問父親：誰是蔣介石?嗨，你們不知道哇，要不是雙十二事變，我們小學生誰知道蔣介石!”

在一個前媒體、半媒體時代，在區(qū)別于共和國宣傳文化的民國時代，蔣介石很可能沒多大名氣，民國兒童歌謠中沒有一首歌會像我的童年時代一樣，只聽孩子們奶聲奶氣哇哇高唱：“我家小弟弟，半夜笑嘻嘻，問他笑個啥，夢見毛主席!”

1983年我出國未久，剛接觸大陸之外的中國人。這件小事給我很深的印象：歷史不是教科書，時代不是一行字，更不是驚嘆號。我們從小就知的七七事變啊、西安事變啊、民族危亡啊、抗日怒火啊……但1937年，趙家小姐問她爹：誰是蔣介石?

記者：2012世界末日的預言在目前的外部環(huán)境下似乎顯得煞有介事——地震、海嘯、戰(zhàn)爭、核泄漏。這些都促使我們不得不對身處的這個時代有所“反省”。但具體又該反省什么呢?茫然。

陳丹青：人在時代面前能夠冷靜，大約需要一把年紀吧。1989年我去臺灣見我親爺爺，北伐那年他從黃埔軍校畢業(yè)，抗戰(zhàn)時參加過長沙戰(zhàn)役，1948年在淮北被包圍，之后逃去臺灣……可是他一句不提，給我問得說起來，臉上毫無表情。

那年好像是鄧家后代向鄧小平問起長征的往事，小平同志也就三個字：“跟著走。”

連篇累牘的“世紀末”呼喊，自然常有。人總歸是熱情的，要表達的，在表達中揮發(fā)情熱——絕望、頹廢、憤恨、流連、恐懼……都是情熱，都是興奮感——十九世紀末的巴黎、羅馬、維也納，所謂世紀末情懷是一種時髦，一種政治正確，“世紀末”這個詞，就是外來詞。

地震海嘯核泄漏等等，是另一種被快速傳播的熱情：人類的傳播熱情比核輻射還要快，還要廣，還更有穿透力，何況如今正當高科技傳播時代。不過在前媒體時代，人照樣有自己的方式傳播消息：不論什么消息。長城烽火臺早已下崗了，千百年前，每個烽火臺就好比現(xiàn)在CCTV新聞聯(lián)播。

三月十一日福岡大地震那一刻，我女兒正高高興興往首都機場飛東京，飛機延誤，夜里九點到，凌晨兩點才到她工作的寓所。之后家人著急，勸她逃，她說，東京市面若無其事，比平安的日子秩序宛然，有禮有節(jié)。

所以我也“茫然”，我也不知道“具體應該反省什么”。古人在消息和行動之間的關系，是對應的、對等的：烽火臺冒煙了，趕緊收拾東西準備逃，但我們活在傳播時代，所有人知道的事和能做的事，不成比例。傳播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和心情，但人不會因此改變世界。你每天在媒體上讀到無數(shù)可怕的消息，雖然你可能正泡在澡缸里，邊上放著葡萄酒，你仍會感到自己活在一個瘋狂而危險的世界，當然，你已開始瀏覽下一條報道，譬如，泡澡時喝葡萄酒好不好——剛才的消息：哪國地震啊，有誰**啊，法國與利比亞開戰(zhàn)……馬上忘記了，但你臨睡前仍會被催眠似的，又去打開電腦：又是一大堆新消息。

記者：在媒介社會，碎片化生存，人如何保持完整?

陳丹青：“人心渙散”之類，可能和“團結一致”、“眾志成城”、“同仇敵愾”等等成語一樣，是我們不假思索立即取用的形容詞——包括“不假思索”——“人如何保持完整”?我不知道：“人的完整”、“完整的人”，確指什么?那是西語進來后一大堆詞語庫存之一。

人相信詞語，然后相信詞語形容的某個狀態(tài)。再來說“人心渙散”：譬如，手機短信可能使人心更渙散(我畫畫寫作常被短信攪擾，有時不得不回應)，也可能使人心更凝聚(和親友的聯(lián)系更密集、更即時、更有效)。但實情遠為復雜：一個國家情報人員和一個終日無聊的青春期女孩使用手機，目的與后果，完全不同;手機短信可能空前及時告知兇訊(某人失蹤了)或喜訊(股票套現(xiàn)了)，但在手機發(fā)明之前，你與親友和社會的關系一點不比現(xiàn)在更疏遠，更冷漠……

人可能需要“保持完整”，但每一種新的傳播技術、新的社會形態(tài)出現(xiàn)后，人(無論個體還是集體)的“完整”狀況就會隨之調(diào)整。這種調(diào)整(幅度之大，超過我們的想象)可能包括無數(shù)悲哀或福祉。每一種新發(fā)明都在告別，或者說，切斷上一個時代。當我十多年前學會電腦，此后及今，除了簡短的便條或書信，再也沒有一份手寫的稿件：想想看，我等于告別了具有兩三千年以上的書寫方式。

我喜歡拍照，自從用了數(shù)碼相機，我已不能想象此前我得打開相機，裝入膠卷，然后再打開，再取出，送到店里沖洗……

我感興趣的不是人是否“完整”，而是，人的智力，人的自我調(diào)整的潛能，究竟能走多遠?我相信，一個先秦人或唐宋人完全無法想象今天的人如何活著，一如你不能想象安史之亂那年，唐玄宗與安祿山各有一部電腦或一枚手機。

齊白石沒畫過一幅畫交待他的“時代”

記者：有些人不為時代左右，不為潮流左右。比如木心、錢鍾書、南懷謹，比如比爾波特在《空谷幽蘭》中尋訪當代中國隱士。如何看待這些“大時代邊上的邊緣人”呢?他們與時代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既身處其中，又超然物外——為何作此抉擇?

陳丹青：齊白石，晚清生人，得壽九十三歲，歷經(jīng)庚子拳亂、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共和國。除了花鳥蟲魚，他沒畫過一幅畫交代“革命”與“時代”。畢加索，與魯迅同年誕生，和齊白石同樣長壽，一輩子歷經(jīng)一次大戰(zhàn)、十月革命、二次大戰(zhàn)、西班牙內(nèi)戰(zhàn)，還有亞洲的朝鮮戰(zhàn)爭和越戰(zhàn)……我們老是會提到他為祖國內(nèi)戰(zhàn)而描繪的大畫《格爾尼卡》，還有五十年代一幅描繪韓戰(zhàn)士兵槍殺老弱婦孺的圖畫，人們因此佩服這位畫家的道德勇氣。其實前者是他立體派繪畫記憶的龐大余興，后者出于他對西班牙前輩戈雅的同類繪畫的戲仿熱情，二者的主題并非刻意譴責屠殺，而是對歐洲繪畫傳統(tǒng)的回應——和其他文明的藝術不同，歐洲藝術史自古希臘開始就喜歡再三表現(xiàn)爭戰(zhàn)中的暴力，但這兩幅畫，只是畢加索畢生素描油畫的數(shù)千分之一。

當你說“他們與時代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你可能是在暗示，人，或者文藝，應該與時代發(fā)生緊密關系，就像教科書唆使的那樣，要么加入“民族解放”、“衛(wèi)國戰(zhàn)爭”，要么支援“社會主義建設”或者“偉大的改革開放”……我記得“文革”初年全國大串聯(lián)，多少小孩子(也就是紅衛(wèi)兵)實在被革命歷史教育煽惑得扛不住了，非要自己鬧：錯過革命多可惜呀，于是把老師拖到操場上暴打，直到打死;錯過長征，于是扯桿紅旗排好隊，當真沿著湘貴川藏長征路線暴走，有的孩子路上得了瘧疾傷寒，死了，燒了，給同學捧個骨灰盒回來，哭喪著臉交給家長……我那年十三四歲，找塊硬紙片涂點熬熱的黃魚膠，借一枚蘇聯(lián)畫片，照著畫，學起油畫來。

記者：以你歸國十年之種種過眼，如何看待“當代”、“當代性”?你說回國某種程度上是為了能抽煙，國外說禁就禁，中國說禁還照樣抽。你感慨說，什么時候中國能說禁就禁就進步了。這是否牽扯到“知行合一”的問題?

陳丹青：假如“當代性”指標是小汽車、電腦、手機、寬帶、微博……城里人幾乎都有了，紐約人一邊走路一邊打手機，還比京滬市民遲了好幾年。但紐約禁煙是在九十年代末，說禁就禁，絕對沒商量，你看第五大道摩天樓邊站著樓上下來的三五高級白領，寒冬臘月，哆嗦著，抽幾口……進入新世紀，法國德國意大利等等也都相繼跟進，全國禁煙，歐洲煙民游行抗議，聯(lián)袂游說，也沒用，一旦立法，沒得商量。所以我說回國是因為可以抽煙，不是戲話。

前一陣有媒體來問，說是本年度中國全面禁煙有何感想(又有一說是從五月一日正式開始)，我沒什么感想，只是不很相信：在中國，這不是禁煙問題，而是守法問題。要是明令禁煙后數(shù)億煙民果然老實規(guī)矩，那可是鐵樹開花，我便是到處不能抽煙，也會高興啊。

記者：媒體曾抱當代文藝復興的愿望，你也曾撰文應制。此愿望此愿景，是否過于天真?

陳丹青：愿望，愿景，不免天真，然而人還是喜歡抒發(fā)愿望，想象愿景。天真有什么不好呢，“過于”也沒關系，因為只是天真，只是愿望，總之，沒關系。

最早聽說“愿景”這個詞，好像是臺灣馬英九的哪篇講稿，我一聽，不壞：愿望只是“望”，總嫌茫遠，“愿景”只換一字，好似瞧見了：瞧見什么呢?不說，單是一個“景”字，煥然在眼矣。

漢語的單音單義，實在妙：什么也沒說，什么都說了。

中國需要文藝復興?誠大愿也。人家意大利早先果然有個文藝復興在，前科累累，一閃一閃，從我們這里遠遠望過去，用一個詞語輕輕套過來，愿、景俱在矣，多好啊。

大時代的小生趣

記者：大時代有主流、有洪流，那就是成功學。有一部分人，不是這樣活著的。我在二三線城市及縣鎮(zhèn)看到的現(xiàn)實，是“謀生”，是喝口好酒、抽口好煙便知天樂命。所以我想，大時代也有小生趣。這種小生趣，似乎與時代無關。

陳丹青：你好像仍在暗示，大時代便有大生趣，大生趣才配得上大時代——不過您能否先來告訴我什么叫做“小生趣”嗎——除了極少數(shù)盛世，以我的理解(很可能錯的)，所謂大時代，無非是戰(zhàn)禍頻仍，世道混亂的時期，我可不喜歡動輒說什么“大時代”，那意思，就是死很多很多人。

余生也晚。我父母與父祖一代，經(jīng)歷清末民初、內(nèi)戰(zhàn)、抗戰(zhàn)，又內(nèi)戰(zhàn)，然后解放，然后三反五反等等，可謂大時代的過來人，你聽他們說起青少年時代，就是戰(zhàn)爭、輟學、逃難、流離……到我這一代，半大不小時遭遇文革亂世，也算大時代。上海的武斗即便不比武漢重慶，但我親眼見過夜里大街上成群的造反派扛著鋼棍，甚至真槍，呼嘯而過，見過成千上百人圍毆暴打;我有位萬縣的老朋友，小時候見過造反派隊伍扛著戰(zhàn)死者的棺材，浩浩蕩蕩沿街游行……1976年，周、朱、毛先后逝世，四人幫隨即被捕，全國人民敲鑼打鼓，擁到大街上，真是大悲大喜大落大起，那該算是大時代吧?可是成年人、老年人日后聊起來，多少恐懼和辛酸。

小孩子呢，我記得“文革”初年市面最亂時，弄堂里開始發(fā)育的男孩照樣整天站弄堂口瞧小姑娘，其中就有我，半懂不懂聆聽年長帥哥公布怎樣接吻，怎樣叫做法國吻，哪條弄堂哪個二樓的女生肚子給誰弄大了，哪座洋房的汽車間住著掃地出門的資本家，家里的三閨女，出落得愈發(fā)標致了……便是“文革”中晚期，上海街巷的日常景觀也是你說的“小生趣”吧，譬如哪家老二將要結婚了，偷公家的木頭打造五斗柜，公然擱在巷口涂底漆，炫耀什么羅馬尼亞款式，圍一堆路人，嘖嘖稱奇，主人就叼根煙，高聲談論阿爾巴尼亞哪部電影的男主角，朝鮮電影的哪位女演員。就在那般混亂壓抑的年代，如我似的文藝青年頂開心就是借外國小說看，人在山溝里熬著，油燈下卻在讀法國公爵俄國伯爵開舞會……

記者：那生趣究竟是何種填充物呢?

陳丹青：我只知道人是時間的填充物，你去隨便哪個殯儀館或產(chǎn)房瞧瞧，一撥撥死去，一批批出生……人也是地球的填充物，你從飛機上看下去，一片焦土，可是廣漠溝壑間居然住著人，正在生火做飯、就地做愛呢——做飯做愛，大概就是您說的小生趣吧。

記者：你提到大時代也有恒常不變的日常性，曾舉《朗讀者》為例。林旭東先生也以電影《特殊的一天》作譬：1933年的某一天，第三帝國元首訪問羅馬，標志著二戰(zhàn)期間邪惡軸心國的建立，在這特殊的一天里，羅馬民眾都去街頭聚會，但恰好有一對男女偶然間沒去，巧遇且碰撞出了火花。有人說導演伊托·斯柯拉1977年的這部片子表現(xiàn)了意大利民眾的集體無意識。這是對“大時代邊上”的一種另類詮釋。我想，大時代的邊上，恰恰是大時代的中心。

記者：《朗讀者》只是歐洲無數(shù)關于納粹時期的電影中比較新的一部。大約從六七十年代開始，歐美同類電影開始發(fā)掘二戰(zhàn)期間各種日常的、次要的、瑣屑的人性經(jīng)驗。

有一部叫做《歐羅巴、歐羅巴》，講個生長德國的猶太裔小帥哥怎樣在德軍中混，被軍中同性戀愛上，可是一脫褲子，見了割禮的割痕，就知道他是猶太人——仍然愛他，一槍打死了，顫巍巍地，還求他伸過臉來給吻一吻。另一部名字忘了，說是一群士兵在戰(zhàn)役中弄丟了，流落地中海小島，樂得不打仗，和居民混得熟極，還有和村里姑娘結婚的。戰(zhàn)后大家紛紛離去，那結婚的小子干脆留下來?！缎恋吕彰麊巍?，波蘭斯基的《鋼琴家》，也都是二戰(zhàn)主流敘述之外的個人傳記?！独首x者》的好，是讓我想起“文革”上海就有類似的女工，身份低，職業(yè)尋常，可是人老實，一根筋，絕對相信國家和政府，參與可怕的迫害，但私底下就是個女人，會和隔壁小弟生情偷歡，倘若絲絲入扣寫進去，不知多少人性的深度寫出來：寫出人性來，時代才會出來——時代的無數(shù)劇情不出來，人性的種種善與惡也出不來啊。

費穆的《小城故事》為什么好?抗戰(zhàn)勝利，內(nèi)戰(zhàn)在即，正是現(xiàn)代中國的巨變前夕，標準大時代，可是江南一戶門洞里卻在上演一場三角戀愛，低回徘徊，不勝感傷。其中那段劃船，兩岸春色，小姑娘端端正正唱起歌來，那種戰(zhàn)后的凄涼與新生……五十年代末的《早春二月》，故事也在“大革命時期”，北伐甫歇，清黨才過，小鎮(zhèn)上交口傳遞的也是三角關系。結尾是主角蕭澗秋憤然出走，“投身到時代的洪流中去了”。

什么洪流呢?大概入黨參軍了吧。這在三十年代很真實，因所謂“時代洪流”正是時髦，是蕓蕓書生的口頭禪。作者柔石二十幾歲寫了這小說，不久入黨，不久被捕，半夜里和十幾位同志給牽出去槍斃了，刑前必須自己挖了坑，然后就刑：這就是大時代啊。

各個時代的形態(tài)和原因各異

記者：保爾·柯察金一語：“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曾激勵了幾代紅色兒女。如今，人的一生應該怎樣度過?謀生、活命、保衛(wèi)房產(chǎn)?

陳丹青：當然——保命、謀生、護財產(chǎn)!你命都沒了，褲袋里沒鈔票，夜里不知道敲哪扇門、睡哪張床，那叫什么“人生”?我在贛南插隊落戶時，流竄到縣城，夜里在空街陋巷到處找，沒處睡，結果好像是翻墻進了什么院子，立馬躺倒，過了一夜。而且心里狂喜得意，好浪漫，現(xiàn)在才知道，原來我睡在大時代啊。

當然，保爾·柯察金也沒錯：他的話既不是謊言，也不是真理，而是：假如他生來就是保爾·柯察金這么一種性格，就該成全這么一種命運：遭遇了闊小姐冬妮婭，遭遇了使他失明的炮火，遭遇了蘇維埃，遭遇了他自己書寫的《鋼鐵怎樣煉成》，如此這般，他就是好樣的柯察金。九十年代我在北京特意買了這部蘇聯(lián)老電影抱去紐約看，激動極了，看他在駿馬上和騎兵師馳騁戰(zhàn)場，揮舞著軍刀狂呼烏拉，一路人仰馬翻，好看極了，畫外音，是他緩緩念著寫給母親的信。這是我兒童時代刻骨銘心的記憶，我愛保爾·柯察金，主要是，飾演他的那位演員太帥了，那么囂張的眉毛、藍眼睛，咧嘴呼喊時，簡直嬌媚!去年我在莫斯科街邊一座酒吧門墻上忽然撞見了真的保爾· 柯察金浮雕，年深月久，黑黝黝的——我尊敬這個人，他死命維護的財產(chǎn)，就是他的激情。

記者：后人將怎樣評價我們的“當代史”?

陳丹青：所有時代都有“假、冒、偽、劣”，倫常綱紀大崩壞。漢唐算得盛世，不也有“臟唐臭漢”的古語么(恕我可能說錯，原話還得查證)(編注：原話見《紅樓夢》賈蓉語)。區(qū)別各時代的壞，形態(tài)和原因各異——譬如今時有人站樓頂上預備自殺，底下幾百人瞧著，開心極了，出語撩撥，是為一奇，又譬如淹死人了，搜救者必得事先價碼說清，否則袖手，也是一奇;還有毒牛奶啊，染色饅頭啊，都是當今奇案，由這奇案，我們可以來分析時代得了哪種怪病。不過你要去細細翻歷史，各有各的奇案，各有各的絕癥。單是騙人的招法就聰明透頂，哪里是一幫文學家所能想象。

記者：就你的說法，“大時代”是個“選擇性敘述”。請問，我們該如何不選擇?

陳丹青：真的遭遇大時代，什么選擇不選擇?波蘭電影《卡廷慘案》，一上來就是大群難民擠上窄橋，后面大叫：德國人來了，前方急告：蘇聯(lián)人來了，于是堵在橋中央，一片混亂。本雅明當年逃出巴黎，繞道西班牙輾轉要去美國，當夜聽說邊境的本地納粹要查身份證，他就選擇自殺。

“文革”時，我們初中畢業(yè)前就知道要去當農(nóng)民，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選什么擇?小選擇倒是有：那時節(jié)，東北毗連蘇修，云南與緬甸交界，我們這類出身不好的孩子不能去，怕你逃，此外呢，安徽的皖北太窮，我吃不慣面食，于是報名去贛南，批準之后，也是心中竊喜，好比給分配去了桃花源似的。

結果呢，結果車拉著我們往深山里開，越看越荒涼，有個女生就用清脆嘹亮的女高音放聲大哭，拿上海話對著空山大叫：“姆媽哎!”

人能夠選擇的，其實是記憶。記憶在不同的人、不同意識形態(tài)和不同的道德教條中，又被再度選擇——政治家宣傳家浪漫家會選擇大時代的大事記，大肆渲染：什么殲敵多少百千啊，什么年產(chǎn)量多少萬噸啊，等等等等……升斗小民的記憶則是瑣碎透頂：七七事變后，我媽媽初中輟學，跟著幾個國民黨左翼青年去大別山參軍抗日，可是老來跟我說起，就是怨我親外婆死得早，外公新娶了太太，冷落孩子，于是“投筆從戎”;我爸爸則是和同學們離開廣州，被疏散到韶關一帶，繼續(xù)上學，他記得什么呢?記得有一夜中學演唱抗日歌曲，唱過后，每人發(fā)幾個剛出籠的白饅頭，說是好吃極了，幾十年后說起，還是沛然神往：父親一輩子愛唱歌，一輩子胃口好，抗日烽火，一個孩子所能記得就是唱歌與饅頭。

當然，父母也都說起“大時代”的“大生趣”：譬如日機轟炸，逃難時，父親曾被指派看守轟炸后遺散道旁的尸體，大約是華僑吧，渾身白西裝，腦袋炸沒了。母親說起飛機俯沖下來的轟鳴，耳膜根本吃不消，都已過了三十多年，還是一臉恐懼，好像那是昨天的事。

太平洋戰(zhàn)爭，香港淪陷，張愛玲給出的名篇是《傾城之戀》，小說我讀過，忘記了，但記得她散文里寫道，轟炸過后，女生就擁去街邊買小吃，捧著吃著，不遠就橫著尸體。

國民性還是那點國民性

記者：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蕭條也是“大時代的故事”。他們的活法和扛法是怎樣的不一樣?

陳丹青：地震后女兒在東京，回說全城櫻花開了。經(jīng)濟蕭條后我照舊每年回紐約看母親兩次，也是若無其事，市面和從前一樣。華爾街的白領們或許鬧失眠，百姓照樣過日子。母親有老人保險，近年一如以往，按年度消費比例調(diào)整提升，看病則全部醫(yī)療保險。紐約單是亞洲移民亞洲老人，多少萬，每人每年數(shù)萬美元的開銷。我去老人中心看過，幾十桌麻將，轟然作響，好壯觀。時間一到，就開飯了，只見廣東人福建人溫州人港臺人紛紛領餐，踞案大嚼，臨到州長總統(tǒng)之類換屆選舉，希拉里等等還會親自到唐人街講演拉票，句句說得跟蜜糖似的。

記者：最后一問，魯迅的“國民性批判”發(fā)生效用了么?

陳丹青：《阿Q正傳》大約發(fā)表于1922年前后，過了十多年有位外國記者見魯迅，問道：“您的阿Q怎樣?”魯迅說：“哈，更糟，他們已當了國務委員了。”我以為魯迅不是在說笑話——我也是個阿Q，藏著好多種精神勝利法，我要是愿意做官，好歹也混個副處級吧。

所謂國民性，十九世紀末的洋教士全給說齊了，我讀過那本著名的《支那人的性格》，魯迅的改造目標就是從那里拿來的。我一條條數(shù)，都對，都沒變，記得有一條似乎是中國人的冷漠與世故，那洋教士有一天對鎮(zhèn)民說起國家的什么問題，大家聽著，沒表情，然后一位“長得很英俊的青年”把手放在教士肩上，親切而好意地勸道：“這些事都有咱皇上在，我們何必費心思想呢?”

改造國民性不是魯迅先給提出來，梁啟超那代就發(fā)急了，寫了好多文章，全國講演好幾百場，說咱國民太不行，得徹底變變了。我想這些文人全都白忙了，要論改造國民性，您瞧瞧今天，舊瓶新酒，新瓶舊酒，國民性還是那點國民性——凡事要顧面子啊、沒有時間概念啊、對面生的人冷漠、遇同鄉(xiāng)就幫忙啊……只是故事與劇情變了，角色還是那些角色，您仔細想想吧。

【編輯：成小衛(wè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