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記”不是我蓄謀已久的展覽，同大多數(shù)國人一樣，作為圍觀者我以前從未真正關注過釣魚島。從六月份第一幅實驗作品到如今整個展覽的構思、創(chuàng)作、展出，只有三個月很短的時間。
之前，我還在憧憬著七月份的東京之行——五月份時我和秦風受國內某機構邀請去日本參加中日建交40周年活動，并將聯(lián)手表演古琴與水墨的行為藝術作品，但隨著日本購島鬧劇的愈演愈烈導致活動一再降格——最后，順理成章的，我們正要辦理簽證時，被告之東京之行取消。
我從來沒有想過釣魚島能與我有什么聯(lián)系，我一直很超然地看待釣魚島爭端，我以為政府比我們還不著急。
隨后媒體披露，日本一批右翼分子悠哉游哉到釣魚島舉行釣魚大賽。政治家們的表演讓我憤怒了，我憤怒的原因不是他們的肆無忌憚，而是我們無可奈何。此后，如同演雙簧戲一般，日本和菲律賓、越南以及世界警察——美國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呱噪之音不絕于耳，忙得不亦樂乎。
老實說我不是一個輕易動怒之人，“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但我實在對自明代起我們前輩就稱之為“倭”的友好鄰邦難以釋懷，于是我用八大的筆意，借鑒云林的構圖，自嘲性地創(chuàng)作了一幅釣魚島的水墨畫。
秦風先生看后覺得有點意思，說可以試著再發(fā)展一下。
這時我蹦出了一個大膽的構想：能否轉借傳統(tǒng)的水墨筆法，用當代的觀念搞個釣魚島的主題性展覽？
我拒絕藝術被政治利用，我不煽動激進的民粹主義，但我贊同用藝術表達自己獨立的政治觀點。
通過閱讀大量的資料，尤其對釣魚島百年主權之爭的脈絡梳理，我理解了釣魚島主權之爭只是多桀多難的中國一個縮影和延續(xù)，如同宿命一般長期存在。當代中國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必須回到近代歷史的原點才能看得清楚。
我終于明白了日本這個一衣帶水的友好領邦已經撕下掩飾多年友善的面紗，妄圖把美國私相授受非法所得的釣魚島霸占變?yōu)榧瘸墒聦?mdash;—所以，當中國的民間保釣死士艱難突破日本軍方的圍追堵截登陸時，我看到的是島上靜候多時嚴陣以待的日本警察，我看到的日本人輕蔑地扯下中國旗幟，而中國勇士只能是屈辱地束手就擒。
事實上，自上世紀70年代美國把釣魚島的管理權交付日本之時，發(fā)端于中國臺灣、北美留學生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就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退出歷史舞臺?，F(xiàn)在已經進入了“后保釣時代”，我們應該有勇氣效仿歷代的民族英雄去“收復釣魚島”，而不是僅僅靠外交官的口水仗亦或是手無寸鐵的民間人士的“主權宣示”。但我只是一個混跡于藝術圈的草民，有時候明白事理是一個很讓人沮喪的事情，因此我只能從更超脫的層面上看，更多的是采用釋家的理念表達我對釣魚島的看法。
我所有的想法都包含在作品中，本人不需要做更多的解讀。
我想如果還有可能，在臺灣、香港、澳門甚至東京、華盛頓搞一個全球巡回展覽；如果還有可能，我愿意把作品拍賣以支持民間行動；如果還有可能，我以個人的名義特別邀請日本人到釣魚島觀摩我的個展并與他們一起釣魚觀海……
最后，盡管累贅，我還是應該羅列對本次展覽給予大力支持的朋友：北京當代藝術館執(zhí)行館長吳震寰先生欣然擔任策展人；哈佛大學秦風先生欣然出任學術主持；保釣先驅楊本華先生提供彌足珍貴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北美第一次保釣會議錄音，讓我們在四十年后首次聆聽到那個振聾發(fā)聵、慷慨激昂的歷史強音；我采用明代城磚作為裝置材料即是受了梁長勝先生的啟發(fā)，他徒步與我游走于北京舊城區(qū)的廢墟工地幫我尋找合適的城磚；黃與群先生建議“釣魚島記”的文字用木刻字體，并對展覽的每個步驟都提出了建設性意見；我的老師、八十高齡的黃國強先生、鐘正山先生欣然在我的作品上奮筆疾書；舒勇先生對裝置展出提出了一些精辟的想法；王雁飛先生、范寶琪先生、牛憲鋒先生、袁志華先生給予極大的幫助；洪金橋、戚彧、王皞、蘇川等香山美術館同事為巡展積極出謀劃策；童雁汝南主持的杭州西湖當代美術館無償提供首展場地張羅統(tǒng)籌規(guī)劃，香港博匯集團畢國棟先生雪中送炭為展覽提供必要的資金贊助……所有這些都保證了這個展覽的順利展出。
但我也很誠惶誠恐，雖然我匯總了總多方家的意見，但畢竟這個展覽是個很倉促的急就章，很多作品還比較稚嫩甚至粗糙，我不敢期冀能產生多大的效果，作為七十年代生人我不想表述太多，只能謹以此展，以藝術的方式，向發(fā)端于四十年前、風起云涌的民間保釣運動致以深深的敬意。
——李道柳
2012年8月26日北京
【編輯：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