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雙年展以其特有的資本運作模式在業(yè)內(nèi)引起眾多關注，也引發(fā)了一輪又一輪的討論。作為民間資本操作雙年展的個案，無論是積極的，還是具有爭議性的，成都雙年展都有其討論的意義。
談到成都雙年展，初次見面的黃效融一下子打開了話匣子，作為第一、第二屆成都雙年展策展人之一，從創(chuàng)辦之初就浸淫了他全部的心血。但是，聽他娓娓道來，卻沒有一點想象中的憤激或不平，而是客觀中正地給予成都雙年展以一個親歷者的解密。
成都雙年展的背景
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大陸，在布局上就只有上海雙年展，整個西邊沒有，北邊好象也沒有，當時上海雙年展已經(jīng)做得非常好了。在成都做雙年展，第一個條件是要有資金，沒有錢你做不成雙年展；第二個就是要有做雙年展的地理條件。地理條件主要體現(xiàn)在這個地區(qū)藝術活不活躍、繁不繁榮，或者本土藝術力量在全國有沒有什么影響、做雙年展的理由是不是充足的。
當時，鄧鴻本身愿意出錢來做雙年展，這是第一個條件；第二，成都這個地區(qū)，作為西南藝術重鎮(zhèn)，尤其在全國是比較有影響的；第三個條件是觀眾、市場。我們說的市場不是說藝術博覽會意義上的市場，買賣的市場，就是我們的觀眾。我們有多少觀眾我們不清楚，但是四川有欣賞的習慣。對于高端的藝術或者是對外來的、當代藝術這一塊，我們不是太清楚，一定要做起來看一看才知道。從原則意義上講沒有考慮做雙年展是不是要什么條件都具備了，完全沒有問題再來做，至少第一屆沒有這么想。有藝術力量，這個是基礎。同時，場館是自己的，不需要掏錢去租，從成本上來講比較節(jié)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把它做起來了，這是第一屆成都雙年展的背景。
資本對藝術侵權引發(fā)的矛盾
在中國，民間資本做當代藝術，肯定會有很多問題。民間力量在我們這個國家、這種體制里面，主流和非主流、體制內(nèi)和體制外，這種二元分割的方式下，民間資本做藝術會遭到很多非議，這一點我們一開始就預料到了。但是作為投資方或贊助方的鄧鴻不會考慮這些問題，他有一些本位想法，比如說和自己的商業(yè)項目有一點結合，會造人氣啊，造一點廣告的社會效益，這是無可非議的，所以在這種意義，成都雙年展第一屆做起來了以后，反響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好。
中國終于出現(xiàn)了一個非體制內(nèi)的展覽，雖然還不能說是一種抗衡，但至少是可以和體制內(nèi)的雙年展匹配和互補的一個展覽，這是成都雙年展的第一個意義。民間來做，民間出資，民間出場館，按照相對比較嚴謹?shù)牟哒谷说闹贫龋皇枪俜街概傻牟哒谷?，由體制內(nèi)和體制外的策展人和批評家共同來做這個展覽。它和官方做的方式在觀念上、理念上有創(chuàng)新的地方，或者是具有開山的意義。
事隔四年之后，成都第二屆雙年展遲遲拉開了帷幕，原來第一屆引起的一些非議已經(jīng)煙消云散了，但是第二屆問題又出現(xiàn)了，主要質疑這么幾個問題：就是我們第一屆到第二屆的時間，沒有按照雙年展的時間體制，兩年做一次，而是直到2005年才做；第二個問題就是展覽標題“天堂·世紀”，你也有一個九寨天堂，你也有一個世紀城，對不對？第三個問題，關于學生這一部分。原來我們就有學生，新人展，這是我們的原創(chuàng)。但是你的比例是不是太大一了點？雙年展不僅僅是新生力量嘛，應當更多地關注當代藝術最新的發(fā)展、未來的傾向。如果做學生，就說學生展好了，為什么說是雙年展？起碼比例大了一點。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展覽還是沒有一個專列場館。第二個問題真正的矛盾不是這個展覽的題目，展題是不是恰當，夠不夠學術，真正的問題是你資本的力量對藝術的侵犯，是不是侵犯得過多過深？作為館方的策展人，策展小組一名成員，當時，我們內(nèi)部是有爭論的，在討論這個展題的時候，都有自己的看法，后來是妥協(xié)了。比較勉強。我也提了一些個人的設想，因為出資方希望用“世紀·天堂”，后來我們推敲這個題目的含義， “世紀”是一個時間的概念，那么就是說你世紀之交剛過幾年嘛；天堂呢，就是一個烏托邦的概念，它預示了或者暗含了一個社會發(fā)展的一個理想，那就是天堂。對策展小組來說，實際上做了一個命題作文，這個題目叫“世紀·天堂”。實際上也是一個雙方妥協(xié)的結果，最早題目不是這個題目。
除了展覽標題，成都雙年展還是有它合理的地方的，所以我們就向投資方舉雙手，投降。但是我們做得還是比較好，比較純粹，投資方不干擾內(nèi)部事宜。藝術家的選擇，大體的規(guī)模，只要在他預算范圍內(nèi)，都能比較自由地給你一個權益。當然從題目本身來講的話，肯定是不理想的。因為你沒有從你的商業(yè)項目中剝離出來。
還有時間問題。因為當時老場館確實不能做，原來的設計有缺陷，第二層沒有封閉，所以到了展覽的時間——夏天，我們第二屆時間定在夏天，七月份的成都下暴雨，肯定這個場館是不能用的，很容易損壞藝術品。還有場館本身內(nèi)部的條件，展覽的效果、燈光的設置，當然更不要說通風了，所以我們覺得第一屆做得比較匆忙還可以理解，第二屆這樣做的話肯定很有問題，所以只有放在新的場館，但是新的場館也不是藝術館，但是條件比老場館好。當時我們也爭論了，是放在老館還是新館？我們的展覽題目叫“世紀·天堂”，展覽地點就在世紀城，從場館來說新場館比舊場館好，這是個事實。因為展覽的一個主要問題——主題問題被眾人質疑，那么就會會引發(fā)第二個第三個質疑，所以有些質疑我覺得是對的。
涉及到場館的變化也涉及到時間的問題，因為新的場館只有在那一年才修起。但是我個人看法，這不是充分的理由。不是說我要修場館展覽就可以延期，卡塞爾雙年展延期是因為世界大戰(zhàn)，特殊原因，你成都發(fā)生大洪水，大地震，那是不能展覽的，沒有這些。還是有出資方就展覽本身和項目結合的初始動機，這是不能擺脫的，我覺得你出資方和商業(yè)動機和展覽本身做了結合，你做得隱蔽一點，或者有一個相互退讓的空間，把兩種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程序和行動，行為應該剝離的地方都剝離，能結合的地方我覺得也可以，不可非議，因為我們現(xiàn)在做展覽還不是那么純粹，上海做雙年展政府要投入600萬，北京做雙年展也投入1000多萬。成都雙年展是一個老板掏錢，或者一個董事會掏錢，那么他們給一點兒自己的動機和想法，要有一個標準和原則。不能說明這頓飯是我做的，所以你喜不喜歡吃都得吃，沒有道理，這一點我覺得有很多非議。這種非議對雙年展以后的發(fā)展也有好處。
當時我有一個觀點就是相互學習的過程，就是出資方從一個做生意的人轉做藝術，而且做的不是市場藝術，做的是展覽的藝術，是公益的。某種意義上公益性很強。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不是說有錢什么事都能夠擺平，其實世界上有很多事不是有錢就可以說話的，但是這個事他確實是金錢有它的發(fā)言權，那么他的發(fā)言權就應該有一個范圍，什么時候他的權利應該體現(xiàn)在什么方面。反過來策展人是不是無條件地接受，或者是什么條件都不接受，這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實際上在做成都雙年展以后，我們總結出來最大的經(jīng)驗，是它提供了一個經(jīng)驗的原形，我們中國當代藝術，做雙年展如果不是體制內(nèi)的，不是納稅人的錢，是一個老板掏錢的話，應該遵守哪些游戲規(guī)則。你說要和國際接軌的話，我們現(xiàn)在很多條件是不具備的。比如說沒有基金會，有基金會的話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但是我們國家要成立一個基金會，很規(guī)范的一個基金會，按照一個成熟的條件來做的話，我們現(xiàn)在還達不到這個條件，政策條件、社會條件都達不到。在這樣的條件下做雙年展做到這個程度，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是正面的還是側面的，我們不能說反面的，因為雙年展做得還是不錯的，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當然確實我們第二屆還有很多不能解釋的，尤其是時間，我覺得標題還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還有其他展覽比這個標題還要差，這個標題還說得過去。
就這次展覽內(nèi)容來看的話，非常小的一個范圍，一個很窄的，在一個空間的序列找一個交叉點，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有彈性的展覽。在時間上我們確實不能去推托，這個是一個問題。第二屆和第一屆的這種變化，基本還在一個平面上運行，不能說退步，也不能說往前走。四年了，第一屆我們有一些經(jīng)驗了，第二屆是不是應該做得好點？當然當時時間確實比較匆忙，就三個月，時間是我們做雙年展第一屆第二屆最困擾的問題。時間很短有些問題沒有想好，有些條件還沒有具備，有些問題沒有解決，還沒有協(xié)調好，就匆匆忙忙做了，當然就出現(xiàn)了很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成都雙年展就是效率很高，但是它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我們時間不充足，準備也就不夠，所以這個雙年展就像打仗一樣?；貞浧饋?，好象純粹是一個體力勞動了。但是不能說第二屆比第一屆差，因為策展人不一樣了，想法觀念不一樣了，展覽呈現(xiàn)出的一些特點也可以理解。到了第三屆我覺得就有一些問題，當然我沒有參與，我從一個批評者的角度，比較客觀地來說，第三屆最大的問題，是它改變了第一屆第二屆確定的一個調子。
第三界成都雙年展的幾大變化
三屆成都雙年展都有一個標題的問題，前兩屆的標題還有一個彈性，那么第三屆就是一個判斷式的，一個肯定式的判斷語氣判斷一個“否定”，第一屆第二屆就否定了，原來的不算了，我前天炒的菜不算了，我重新炒一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個展覽是很浪費的，尤其是出資方。地點沒變，出資方也沒有變，場館也沒有變，一切都沒有變，唯一變的就是策展人。但是我們第二屆策展人也沒有說反對第一屆嘛，所以這是第一個引起誹議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無論是中國或者國外的雙年展都會有一個延續(xù)性?？赡苊恳粚弥黝}不一樣，都是按照一個主流線在發(fā)展，做當代就做當代，但是展覽的結構，或者基調不應該變。既然第一屆、第二屆雙年展關注的是當代藝術，當然我不能說第三屆做的不是當代藝術，但是做的是水墨。展覽的方向發(fā)生了變化，轉到水墨藝術。當然水墨藝術是當代藝術的一個分支，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當代藝術不僅僅只有水墨。成都雙年展第一屆第二屆定下的基調那就是當代藝術，主要以架上藝術為主，水墨只是其中一部分，現(xiàn)在把這個收縮起來，收縮過后只有水墨，90%以上是水墨。這種重大的變化，我覺得作為出資方和策展人要謹慎，要非常非常地小心。
那么起碼我們從技術角度來講，起碼得有一個數(shù)，來解析為什么發(fā)生轉變？我們駕駛的目的地，我們的方向，我們的道路，其實都是往西邊走的，到西邊取經(jīng)，現(xiàn)在轉了，到東邊取經(jīng)，但是一開始你選擇的是西邊，這個重大的變化應該有一個陳述。就我了解的范圍，好象在世界的雙年展上還沒有發(fā)生過，這是今天一個很大膽的事件，或者有些人說“狂妄”，狂妄到一定程度就是一個兒戲了，就是一個玩笑了。
第三個，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資金這么緊張的情況下，能在中國做一個兩個三個雙年展都很不容易的，沒有一個展覽能覆蓋中國的當代藝術，但是每一個展覽能覆蓋一部分。我們已經(jīng)覆蓋了的可以保留，已經(jīng)被開墾的領域我們可以不開墾，可以開墾另外一個沒有被開墾的，至少從布局上來講，從社會發(fā)展需要來說，合理的結構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發(fā)展才會有利。
把方向性改變了本身這是一個重大的事件，需要解釋、陳述。如果改得更好，那就對了，但是改了結果是變得重疊，起碼重疊了相當一部分，別人做了幾年做得不錯了，我們再做一次？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所以第三屆主要的問題就是和前兩屆這種上下文的陳述、承接關系中斷了。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第二個就是說，這種方向性的變化，為什么不往我們原來確定方向上走，浪費資源，在全國性上來說我們浪費了資源。
話語權究竟掌握在誰的手里
第一屆投資方?jīng)]有干預。我覺得他基本上是在不干預的情況下，策展人非常敬業(yè)地把這個工作做完了，做的效果還可以。第二屆有所干預，但是干預不太深，當然有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時間的問題，這個可能是它最大的硬傷。標題我覺得還可以，勉強，應該還可以有更好的標題。到了第三屆，時間問題解決了，把過去出現(xiàn)的裂痕彌補了，但是出現(xiàn)了新的裂痕，新的裂痕與這個裂痕在性質上是一樣的。時間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不能回避的，但是方向性的變化，把前兩個展覽在某種意義上的否定，這個確實沒有說服力。
每一屆策展人他可能會通過一些對抗體現(xiàn)新意，當然我說的是學術上的對抗，這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方向性上的變化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問題。國外的展覽，比如說惠特尼雙年展，開始的時候在美國幾乎不關注當代藝術，做著做著就做當代了，但是它是往前走，不是往后走，從一個點到一個面。我們是從一個面做到一個點，能不能做？可以做。那意味著參加前兩屆成都雙年展的其他門類的藝術家，他們覺得參加雙年展白參加了，因為你們自己不要了，改變方向了，那么頭兩屆參加雙年展的藝術家，他對雙年展也否定了，當然他參加了也就白參加了，在他們簡歷里面很可能就不出現(xiàn)我們的雙年展了。這就引起很多的猜忌。作為出資方來說的話，錢花得比較冤。
還有一個尊重的問題。我們一屆一屆的雙年展要相互尊重，第二屆雙年展對第一屆雙年展就比較尊重。這一屆的策展人和上一屆策展人要有一個對話，通過展覽之間他們之間有一個對話，有一個碰撞，學術交流。你就說是第二屆，把第一屆的策展人邀請過來，相互之間是很和諧的一種關系。他們可以有不同意見，這是很正常的，同意才怪了，就是要有不同意的地方，他們才能對話。但是你不能否定它，我說的否定是全盤否定，就是說以前的都不算。如果這就是真相的話，那就開了一個惡例，不是一個善例。
那么第三屆，我們不清楚重大的變化是如何發(fā)生的。第一個方向性的變化是投資方的愿望還是策展人的愿望？我不清楚，我估計是出資方的想法。那么策展人在這個上面是不是贊同？他同不同意都應該有一個陳述。為什么這樣做，要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這無可非議。第二個問題就是說，方向性的變化，對前兩屆否定的重新啟動，這個是出資方的想法還是策展人的想法？現(xiàn)在的展覽，出資方是退到最后去了，單純地給錢，是影視制片人，導演是策展人，演員是藝術家，觀眾當然是老百姓，這個結構跟電影是差不多了。但是，出資方是不會去幫導演的，你又是裁判又是演員那是不合適的，對不對？這個我一直是堅持的，我跟很多藝術家說，我去找錢可以，但是你要參展你就不能做策展人，我是堅決反對的。你是演員就是演員，可能電影里面我又當導演又當演員，但是我們不能輕率引進這種規(guī)則。而且這一屆好象有策展人的作品進雙年展，這個不符合規(guī)矩。所以說，這屆雙年展確實比第二屆雙年展出的問題更多，從側面來說，我們犯的錯別人可以不犯。但是很多東西很難糾正。
很多人關心的資本侵犯問題，在第三屆我現(xiàn)在沒有辦法判斷?；蛟S相互之間都發(fā)生了默契。只有三種情況，要么是資本的抑制主導了展覽，要么是策展人意志主導了展覽，要不就是他們大家都喜歡這樣做。我還是強調，就展覽本身拋開其他不說，和第一屆第二屆的關系，藝術家和學生藝術家之間的比例發(fā)生新轉變，都拋開這一切，因為有了兩屆雙年展做參照，我們才提出這些問題，否則的話，這一屆就是正確的。因為它是第一屆，怎么做都可以，因為有了前兩屆的比較才出現(xiàn)了這個問題，第三屆要成立，在某種意義上逼著他們否認前兩屆，不然這一屆單一的主題就無法成立，邏輯上出現(xiàn)了混亂。
第三屆的另一個問題是學生的比例非常非常大。其實它有一個正在蛻變的過程，悄悄的在變化。這種變化可能我們沒有注意到，沒有冷靜地觀察，策展人需要觀察。我們把展覽藝術家的成分怎么放大有一個極限，這是一個數(shù)學題是不是？某種意義上，到了一個極限了。就應該要解決。那么成都藝術家，非學生藝術家就成了一個配角，那么很多優(yōu)秀的藝術家就不來了，這是一個很現(xiàn)實的問題。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理論上有一個梳理，那是可以合理的，就是說，藝術家沒有這個，他做得好他是一個藝術家，一個博士生博士后他做得很好，當然他成為藝術家了，對不對？但是事實上我們不是這樣思考問題的，那么整個這個展覽不是應該身份或其他興趣，應該是按藝術來選擇。只有一個標準就是藝術，而不是說有很多標準，身份的標準，民族的標準，地域的標準。這個問題上如果控制不恰當，沒有警覺的話，這個展覽它悄悄就變了。
我們開始想畫綠色，加一點兒紅，沒有注意，就加得越多，最后變成另外一個顏色了，它是這樣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這一屆展覽，實際上延續(xù)了第二屆已有的一些苗頭，就是學生這一部分比例已經(jīng)比較大了，但是當時還在一個極限的控制范圍之內(nèi)，還可以控制，主要是主題，場館的布局，比例，邀請的人，還不是以學院為主的，不是以在校學生為主的。那么這一屆是以學生為主，外界也有看法，很多藝術家從他們個人角度來說，我們參加你們第一屆第二屆，結果到了第三屆我們成了陪襯，人家以后問你知不知道成都雙年展？我知道，學生雙年展。我還成了學生了？悄悄把學生的身份給轉換了，它引起了很多歧異，相互滲透，我們控制不好，就會改變這個思維的性狀，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是很冷靜，但是很多策展人他會控制，他可以妥協(xié)。所以我就不知道這一屆，我提出一個疑問，第三屆雙年展我有一個疑問，是控制太嚴還是放任太大，我不清楚。
反面例證的第三屆成都雙年展
這屆雙年展它的疑問、懸念比第二屆還多。我們不是說展覽不好，就水墨這一塊，紙上這一塊，我覺得還是不錯的，還是比較精彩的。觀眾這方面，為什么比第二屆還少？我覺得有其他一些原因。展覽方向性的變化，意味著讓一部分觀眾，對第一屆第二屆有關注的、有預期心理的觀眾，他本來想來看看油畫，看看影象，看看電腦藝術等等當代很前沿的東西，現(xiàn)在不做了，他當然就不來了。第二個就是老百姓，很多老百姓，普通的觀眾，對第一屆第二屆為什么那么關注？第一個是在成都，第二通過第一屆的某種意義上的啟蒙，啟蒙不是貶義的，通過第一屆第二屆認識，覺得這個好玩好看，藝術可以這樣子。第三屆有一個大的轉身，又要重新培養(yǎng)興趣，他就又不來了，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第三屆我們走了回頭路，起碼走了一個岔道，從第一屆到第三屆走了一個岔道，這個岔道是沒有走通，他和起點沒有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成都雙年展他提供的經(jīng)驗是非常奇怪的，你不能引用這種經(jīng)驗，你不能說成都雙年展可以這樣做，那我以后的雙年展也可以這樣做，那就壞了，不可思議，人們怎么想改變就怎么改變。所以這時候批評家又提出了更嚴重的問題——資本力量。當然我們需要證實很多猜想，這種展覽是投資方的想法，策展人投降舉雙手，那么這是資本的力量對藝術本身的侵犯，能夠侵犯到什么程度？這次的猜想我就不好說了，在這個問題上，以我對鄧鴻的了解，他是一個很寬容的人，也能對話的一個人，也是一個可以說服的一個人，可以說服他，所以在這種意義上可能有異議，但我覺得所有展覽都有異議，策展人也有異議，對不對？所以我覺得不完全是這個方面的原因，
作為我們策展人，回到最前面相互學習的態(tài)度。這個相互學習有一個標準。什么都要從原始點，從無到有的話，我覺得太笨了，國外的、發(fā)達國家的很多雙年展，他們的經(jīng)驗符合我們的國情，那就找到一個比較恰當?shù)谋容^中庸的辦法，在這種意義下我們共同學習。除了相互之間的學習，出資方如果不太了解，我們有義務告訴出資方，更好的展覽是怎么做的，如果這樣子做展覽可能會差，那樣做比較好，那樣做更好，要告訴出資方。出資方也可以告訴策展人我有什么想法，我的資金要怎么運用。那么策展人也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除了相互學習還要學習別人的經(jīng)驗，但是如果完全不學習，盲從，不管是資方還是策展人盲從都會出現(xiàn)這種這個問題。所以說成都雙年展有些經(jīng)驗是不能被學習的，一點都不能學習，但是有些很好的經(jīng)驗可能是中國一個非常寶貴的經(jīng)驗，就是民間怎么來做雙年展？一個出資人怎么來做文化事業(yè)？
開始有些混亂，我們不能說所有新生事物都有很多混亂，有的混亂一開始就可以避免，這種混亂可能會帶來游戲規(guī)則的混亂，這個是比較重要的，所以我覺得是不是到第四屆就能糾正第三屆？如果他們糾正第三屆就回到比較好的狀態(tài)，那么就是說在一個岔道上面拐個小彎又回來我覺得還是可以，但是如果拐出去不回來，越拐越遠了。就像這個國家建國四十多年也拐了個大彎，也拐了回來，不能拐出去就拐不回來了。原來我信伊斯蘭教，可以，但是你信了伊斯蘭教你就不能信其他教了，有的社會就是這樣。
回到成都雙年展舉辦的最初目的，就是鄧鴻的目的。他開始的目的還是比較簡單的，就是興趣。因為他也曾經(jīng)是畫畫的，他覺得一般的老板，有錢就買藝術品，買了很多藝術品。他沒有這樣想，他做公眾的事，和一般的老百姓區(qū)別開來了。買藝術品是自己的，還要賺錢，他沒有。這一點我覺得他比一般的老板境界要高，所以他的作用或者在中國當代藝術展覽史上，我覺得還是沒有辦法抹掉的，即使以后成都雙年展開不做了，這個歷史還是不能磨滅的。只不過是出資人和策展人和藝術家等等這種關系，成都雙年展一直在摸索，我覺得有些摸索可以“試錯”，對不對？政府說“試錯”，有些錯是可以試的，有些錯不能試的，你不會游泳，那個水三米深，你去試吧，那不能試，對不對？有些東西我們可以看清楚，看不清楚可以試。但是有些是明顯不能這么做的，我們卻一腳踏出去。我覺得這是一個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