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元素NO20120406 135X170CM
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原因，讓熟悉了筆墨、在花鳥畫上自由出入的水墨畫家李綱，突然不再擺弄筆墨，而是把筆甩掉，用另外一種形式，比如把宣紙折疊，其中一部分浸泡在墨汁中，然后拿起展開，形成一種似乎有規(guī)律，其實不無偶然性的墨跡。再比如，用日常器具，像茶杯、瓷碗蓋之類，在展開的紙上不斷地像蓋印那樣，以形成另一種重復性的，細看卻頗有變化的系列斑痕。李綱還有一種形式，那就是把不同顏色的毛邊紙片貼在已經按照上述方式印有墨跡的宣紙上，毛邊紙上留有率性的筆跡，或涂抹，或畫一些符號式的物像，從而構成一幅有偶然墨痕，有排列的色紙片，有書寫筆跡的紙本作品。李綱不無自得地告訴我說，這就是他的畫痕。
顯然，李綱不是在作畫，而是在拓印，在拼貼，在涂抹，在必然性尋找偶然性，同時又在偶然性中尋找必然性。
2009年1月的冬季，我們一行藝術家，其中就有李綱與筆者，結伴前往奧地利西北部的一座小城Feldkirch，參加一個中國藝術的展覽。李綱拿去展出的，就是他這一批“畫痕”。
對于我們這些完全不懂德語的人來說，F(xiàn)eldkirch的發(fā)音不容易，尤其是尾聲，拖著一連串的顫抖，壓抑著嗓子，嚕嚕啞啞的，盡管奧地利的藝術家朋友耐心地教，我仍然無法準確復述。不過，這個詞的意思卻清楚，F(xiàn)eld是“田野”，Kirch是教堂，合在一起就是田野上的教堂。小城只有三萬居民不到，精致小巧。當我們在城里看到教堂時，的確感受到了“田野中的教堂”的意思。當?shù)嘏笥巡缓靡馑嫉馗嬖V我們，因為住地有點吃緊，所以安排我們，這當中就包括我與李綱，住到半山的一所學校。朋友說，還好，有公交車，下來方便。我們開始以為頗遠，等從山上步行到市中心時，居然只用了大概二十分鐘，由此可見小城之“小”，實在并不虛言。
招呼我們的本地藝術家中，有一位是個律師，藝術只是他的業(yè)余愛好。這是后來其他朋友人告訴我的。這位律師藝術家的作品風格是抽象的，粗看時，竟然和李綱的“畫痕”有某種類似。大概是這個原因，盡管李綱不懂德語，也不懂英語，但卻和這位藝術家情投意合，彼此用手勢與表情，在傳達彼此認識的喜悅。
兩位藝術家，一位來自中國，一位來自奧地利，因為風格的某種相似而熱烈交流，這不免讓刺激了我，讓我有機會重新思考抽象主義的意義。顯然，奧地利的律師藝術家，其風格與西方抽象主義傳統(tǒng)有關，是這一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派生物。但李綱的作品卻不能這樣看，不能簡單地把李綱的作品和20世紀的西方抽象主義掛鉤，以為是這一外來風格的中國版本。他們之間的相似是表面的，內里含義，也就是所謂的精神性，實質上有著重大差異。這有力地證明李綱之痕的中國性，他從墨性、水性與紙性出發(fā)，通過日常器具的印痕，通過折疊、浸泡與展開，通過拼貼與涂抹，從而達成了一種介乎偶然與必然之間的效果。這一效果，在我看來，與所有的直接觀看無關，而是一種視覺的離間性。也就是說，視覺的離間性是李綱的一種潛在目的，他希望通過對這樣一種離間效果的建構，為紙本藝術，為呈現(xiàn)在紙本上的拓印、折疊、墨痕與涂抹尋找藝術的意義，并通過對這一意義的探索，來重新思考中國藝術的原本價值。
中國藝術以紙本為主，兼以絹本，兩者雖分屬不同材料，但在氣質上卻有異曲同工之妙。細分之下，絹本以細膩為本，復以工筆，以描繪物像勝，并在描繪當中貫注一種優(yōu)雅的品性。紙本，尤其入元以來，以承載墨痕筆意為主體，發(fā)展了獨特的大寫意風格，是中國藝術具有鮮明的民族特性的主要原因，也是達成獨特的審美趣味的不二法門。近千年的水墨發(fā)展，尤其元明清三代，已經形成成熟的筆墨傳統(tǒng)。進入現(xiàn)代社會以來，這一成熟的筆墨傳統(tǒng)，首先因為外來藝術的沖擊，其次由于社會風氣的突變，一直遭遇到前所末有之困境，以至于有人危言聳聽地宣稱，中國畫已經到了危機的時候，如不實行變革，恐怕就要面臨滅頂之災。
毫無疑問，我以為李綱之舍棄筆墨轉而采取其它手法，其用心與意圖，甚至其藝術野心，是與上述之危機密切相關的。甚至，我以為，縱觀李綱之新近作品，可以猜測他試圖用更為另類的手法，來為中國藝術的當代性尋找個人答案。從這一角度看，李綱作品的“抽象性”，與他在奧地利認識的律師藝術家的作品的“抽象性”，的確不能同日而語，各自的語境不一樣，各自的藝術問題自然也就大不相同。與西方抽象主義傳統(tǒng)相比，李綱的意圖顯然不在抽象本身，而是“意義”，一種持續(xù)千年的藝術中的“中國性”，如何獲得與當下情境相匹配的風格。這顯然是一個宏大的目標，遠不是李綱一人，或他個人的藝術實踐所能夠徹底達成。但至少李綱以一人之力，為這一歷史性的藝術進程尋找可能性，從這一意義看，他的藝術，就已經超出個人的范圍，而具有全局的意義。這對李綱本人的藝術實踐，無疑具有重大的價值，也是他未來努力之方向。成就如何我不去評說，但其中所透露的心志，已經足以讓人慰藉。藝術不再是簡單的個人事業(yè)，而是通過個人實踐，而日漸成為一個民族復興的象征。這，又遠遠不是西方的抽象主義所能夠概括的了。
我相信李綱之未來，只能有更大的作為，來回應來自民族與歷史的呼吁。
廣州番禺“三號線藝術空間”
2009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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