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致呂斯百信札 43.7萬元
美術文獻、信札等小眾藏品，在過去兩三年間曾以穩(wěn)定增長的成績，給頗為低迷的市場帶來亮光和希望。市場份額有限的信札成為最吸引眼球的小眾門類，培養(yǎng)了一個逐漸變大的收藏群體。今春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較之過去兩三年，顯得較為謹慎，幾大公司的拍賣成交額較上季或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未能突破平淡格局。在市場整體依然平淡的形勢下，信札能否延續(xù)前兩年態(tài)勢，實現(xiàn)更大突破，引人關注。
總體而言，今年春拍，原本亮點閃耀的信札，開始慢慢平寂下來，亮點、熱點少了，拍賣總額也沒能實現(xiàn)突破。但細分數(shù)據(jù)，我們會發(fā)現(xiàn)，信札的收藏仍然在緩慢發(fā)展。這個發(fā)展，主要來自中價作品業(yè)績的增長，高價品的品種和價位明顯下降。由此可知，由于經濟不景氣，信札藏家的心態(tài)對高價拍品頗為謹慎。不過整個信札的收藏群體已經培養(yǎng)起來了，信札市場在熱鬧過后，稍作調整，漸漸步入穩(wěn)定發(fā)展期。這一點，對拍場而言，反而是極為有利的。香港佳士得瓷器及工藝品部主管曾志芬的一番話，反映了拍場主要心態(tài)：“前幾年，大家對藝術品好似在‘搶’一樣，顯然是一種不健康的狀態(tài)，如今這種氣氛已然不在，我們反而松了口氣。市場正在理性的回歸之中，這顯然有助于未來市場良性地持續(xù)發(fā)展。”
信札板塊回溯
根據(jù)已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2014年上半年舉辦拍賣會392個，專場近1500個，拍品29萬件。其中，書札文牘2200余件，成交1200余件，成交率53%，上拍量有較大幅度增加，成交率與去年持平。2013年全年上拍近3000件，成交價超百萬的有21件。而今春，百萬以上的作品僅5件：北京匡時的徐悲鴻1953年作致周揚手札一通，估價76萬-82萬元，379.5萬元成交;西泠拍賣的1925年及以前康有為致陳三立信，估價35萬-50萬元，成交155.25萬元;中國嘉德的王明致謝覺哉書札，估價120萬-150萬元，138萬元成交;廣州皇瑪拍賣的“文札遺珍”，估價115萬-125萬元，成交132.25萬元;西泠拍賣的袁克文、梁啟超、康有為、于右任信札，估價28萬-35萬元，成交115萬元。高價位拍品減少，說明藏家對高價位拍品風險控制漸趨謹慎。
此外，細分成交拍品的價格區(qū)間，我們發(fā)現(xiàn)，100萬-50萬元間15件，成交額1019.475萬元，這個數(shù)據(jù)較去年有所下滑。50萬-10萬元間237件，成交額4978.3萬元。10萬-1萬元間505件，成交額2019.31萬元。說明中等價位拍品成為市場主力和藏家關注重點，反映出信札收藏需求量和市場基礎的穩(wěn)定性有所增長。1萬元以下成交405件，成交168.65萬元，與去年基本持平。平均價與中位價基本持平，反映出買家在收藏中的興趣導向，是出于習慣性購買，而非將作品視為金融資產。
過去幾年，信札拍賣的良好態(tài)勢，促使越來越多的拍賣公司涉入其中。今年春拍總計一百多家拍賣公司有信札上拍，相關專場也有幾個。但是，就像以往美術文獻類拍品一樣，起初專場較少，成交率高，但在拍出佳績后，會有很多拍賣公司跟進，致使市場呈現(xiàn)上拍量增長而成交率下降的態(tài)勢。今春的信札市場情況，也符合這一規(guī)律。
市場存在的流拍現(xiàn)象，值得關注。元代趙孟頫《致宗元總管札》標價4500萬-5500萬元，為此次春拍估價最高者，最終流拍。中國嘉德董事總裁胡妍妍認為，這件手札估價確實不低，買家范圍縮得更小。而現(xiàn)在整個市場環(huán)境也不像2010年、2011年那樣熱。不過流拍以后，有許多人表示關切，只是價格還要談。
高價品流拍或屬正?，F(xiàn)象，一些估價低的拍品也流拍則令人惋惜，如上海敬華兩通魯迅致洪蘭友的信札，估價均為8萬-12萬元，與去年成交的魯迅作品五六百萬元成交價相比并不高。
王明致謝覺哉書札 138萬元
信札拍場的亮點與變化
雖然參與公司多，上拍量有所增加，亮點卻少了。重點拍品仍圍繞名家做文章，或以名藏家為概念。這自然是因為名家引來的關注度更高，藏家也更信任，成交率會比較高。北京匡時的呂斯百舊藏作品專場百分之百成交。呂斯百舊藏專場中有信札42件，總成交額481.735萬元。其中，吳作人寫給呂斯百的信20余通，時間跨度從抗戰(zhàn)西行寫生時期到新中國成立后，涉及北平藝專、南京中央大學、中央美院、西北師范學院等美術機構的教育沿革與歷史變遷，保存了20世紀美術教育史的大量信息。還有傅抱石致信，書信洋洋灑灑地論述了清末以降的國畫情形。徐悲鴻致信則談及了他對美術課程的大膽設想，以及在廣西避難時期的遭遇。呂斯百專場中徐悲鴻信札成交額多在三四十萬元，反映了徐悲鴻信札的市場價值較為穩(wěn)定。
徐悲鴻1953年6月18日致周揚信札以379.5萬元成交，成為今春魁首，證實書札在藝術價值外，更重史料價值，且直接決定了拍品價格。此函徐悲鴻指劉海粟為漢奸，反對任命其為華東美專校長，這件事在美術界相當有名。據(jù)廖靜文回憶，1953年第二屆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即將召開，“各省報名單，上海的名單里第一個就是劉海粟。悲鴻當時是美協(xié)主席，看到劉海粟的名字后，馬上就抗議了”，“這兩封信，我是看著悲鴻寫的，沒想到還能保留下來”。廖靜文所說的這兩封信，一封寫于6月5日，一封寫于7月8日。這兩封信由藏家榮宏君于2003年購藏，2009年《世紀恩怨——徐悲鴻與劉海粟》(同心出版社出版)首次披露。2011年北京匡時春拍上拍了這兩件信札，估價100萬-120萬元，以209.3萬元成交。當年秋拍，北京匡時推出了這封徐悲鴻6月18日致周揚的信札，這件長函可以說更加全面、詳細地陳述了徐的觀點，單通估價100萬-120萬元，最后流拍。當時有人分析其原因，認為可能是因價高，藏家回避價格風險，亦或是對藏品心懷疑慮。今春，這件信札再現(xiàn)北京匡時拍場，估價調至76萬-82萬元，最終以高出估價三倍的價格成交。
西泠拍賣信札板塊突出。1925年以前康有為致陳三立信估價35萬-50萬元，155.25萬元成交。這件作品在2007上海嘉泰秋拍估價15萬-18萬元，流標。內容均寫于戊戌變法后，事關康有為胞弟、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廣仁的身后事，及康氏與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的交誼，是維新遺事的重要文獻。康有為與陳氏父子俱為維新派，康偏于激烈，陳近于漸進，他們在變法失敗后依然同氣相求，陳三立與康有為更成為矢志不渝的摯友?？涤袨閷懡o陳三立的信札是感謝他為胞弟康廣仁撰寫的墓志銘。書札中有唱和詩句，在康有為與陳三立的詩文集中均有記載。超高的成交價，顯示其藝術價值、研究價值確實非同一般。西泠拍賣的袁克文、梁啟超、康有為、于右任信札同一標的，估價28萬-35萬元，成交115萬元。
中國嘉德的王明致謝覺哉信，討論關于中央法制委員會李木庵所擬刑法草案及陳瑾昆所草擬的其他各法案的工作進展等，史料價值頗高，成交價138萬元。王明是中國共產黨前期重要領導人之一，“七大”以后擔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黨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條文。1947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正式成立“中央法制委員會”，王明任主任，謝覺哉亦為主要負責人之一。謝覺哉曾為此賦詩“十老年逾六百秋，共編大法共研修”。華北人民政府于1948年9月成立后，謝覺哉方出任司法部部長，因此此信應寫于1948年10月。這封信所關涉人物、機構的重要性和內容的獨特性，使得其所拍金額不足為奇。
王朔 《一種感覺》(《海馬歌舞廳》)書稿 28.75萬元
此外，市場還呈現(xiàn)出一些新的變化：一是信札外延有所擴大，不少拍賣公司在涉及信札的場次中增加了與信札相關的大量物件。廣州皇瑪拍賣推出的“文札遺珍”的標的，包括了民國至解放前后350件信札、郵票郵戳、證書、照片和票據(jù)等珍貴文獻，因為存世稀少、價值珍貴、保真度高等因素，以132.25萬元成交。其實這些內容已突破信札概念，更接近于歷史文牘和郵品類。二是國外名人書札批量涌現(xiàn)。中國嘉德去年春拍引入世界名人手跡、影像系列，今春多家拍賣行跟進且成交較佳，如西泠拍賣的中外名人手跡專場，成交率90.76%，成交額3834萬元;北京保利“百年風云-世界名人字札”專場，165.72萬元成交，成交率53.22%，多是外國名人的簽名衣/球/照片之類，僅五六件國人公文信札。
在信札所處板塊，往往有作家手稿一并出現(xiàn)。作家手稿多被列入古籍版塊中的“寫本寫經”類，但與傳統(tǒng)雕版印刷產生之前的“寫本寫經”概念、意義完全不同，所以漸漸與同屬名人手跡的信札類靠攏。對作家手稿的價值，魯迅先生說過這樣的話：想知道該怎么寫，要讀名著;想知道不該怎么寫，要念手稿。在國外，有專門的手稿學，國內沒有手稿學，但也是文學研究中的重要一環(huán)。前些年，多次舉辦手稿展，魏巍、海巖等現(xiàn)當代作家的手稿多有拍賣，但總體來說藏家對作家手稿反應較冷淡，影響范圍有限。近年來，隨著信札漸熱，與名人手跡相關的文獻資料都得到重視，作家手稿趨熱。今春北京歌德的“小雅觀心——趙慶偉藏名家文稿墨跡專場”，成交率高達95%，呈現(xiàn)20世紀文學大師冰心、丁玲、孫犁等先生所著文章的手書原件，也有包括王蒙、賈平凹等當代著名文學家具有重大影響的小說散文手書原稿。莫言《蒼蠅·門牙》手稿遵從作者意愿撤拍，但之前手稿的私洽價格已高達400萬元。《一種感覺》作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王朔旋風”中的重要作品，以28.75萬元成交;錢鋼的《唐山大地震》獲1986年全國優(yōu)秀報告文學獎，以16.1萬元成交。西泠拍賣的顧頡剛存稿，計37種文稿，用“禹貢學會”、“文華閣”等稿紙寫就，550余頁，也取得不俗成績，以78.2萬成交，反映了名人手跡隨信札收藏升溫，逐漸受到市場廣泛關注。
出版助力信札拍賣
先拍賣后出版，或先出版后拍賣，實現(xiàn)藏家、市場、出版社三方共贏,和保存、推廣、拍賣、研究一體化，是近年來信札市場區(qū)別于其他藏品市場的一個較大特征。
由于信札物權、隱私權、著作權等諸多法律問題尚存爭議，這些年在信札拍賣、出版上發(fā)生了一些官司，市場就發(fā)生過多起因此臨時撤拍或遭遇罰款的情況。對此，業(yè)界既有擔憂，也在克服困難，尋求辦法，積極應對。如北京匡時的鄭子瑜往來信札是個成功案例。新加坡著名學者鄭子瑜舊藏中，周作人致鄭子瑜的84通信札是主體，另有豐子愷致鄭子瑜信札9通，俞平伯、簡又文、呂叔湘、陳子善等人致鄭子瑜信札45通，及周作人為鄭子瑜撰寫的書簽等，生動還原了當時學人交往的歷史情境，更是研究周作人新中國以后生活與思想轉變的珍貴史料。北京匡時先取得了周家的理解，同時聯(lián)系人民文學出版社討論信札出版，很好地解決了各方問題。而與出版同時而來的，除了著作權、隱私權、物權等客觀問題的解決，更重要的是推廣和研究的深入、關注度的提升，這對信札的收藏、拍賣也頗為有利。對權益問題，周作人的孫子周吉宜就表示，作為周作人先生的后人，他有責任把有關的研究資料提供給學術界，作為文化遺產保存下來，接下來他考慮出版周作人和友人通信集。對北京匡時能夠把拍品先提供出版，進行學術研究，他很贊賞。拍賣的結果則顯示出版帶來的推廣效應和深入研究，有助于拍賣得到更多關注和更好成績?？芍霭鎸τ趯W術界研究和拍賣市場而言，是雙贏的。
據(jù)筆者所知，目前一些權威出版單位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已經開始大規(guī)模挖掘信札類史料，通過匯編影印的方式整理出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除2004年以來陸續(xù)出版的《舊墨記》系列外，正在運作《周叔弢藏札》《蘇淵雷往來書札》《中國家書集成》等項目，類似選題頗多。中華書局《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亦屬此類，出版后效果顯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名人書札》的出版，對提升田家英所藏書札的影響力和價值而言，效果也頗為明顯。如何通過出版，使信札價值最大化，是接下來藏家、拍賣公司、出版社應該進一步深入思考、有效合作的重要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