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8日，83歲的藝術(shù)史學家、書畫鑒賞家徐小虎出現(xiàn)在中央美院，她一襲藍色褂子披身，短短的銀色卷發(fā)貼在頭皮上。她將這場為新書做的活動變成了一堂課，講述如何給元代畫作斷代和鑒定。
5年前，她在中國美院講過同樣的課。當時，講臺下正準備報考研究生的顧彬“完全不知道這個人是誰”，搜遍網(wǎng)絡(luò)，“連一篇相關(guān)鏈接都沒有”。
這本不該是徐小虎應有的待遇。她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中國藝術(shù)，師從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最后一位傳承者”王季遷先生，用了近50年時間給中國古代書畫斷代，構(gòu)建了一套獨特的研究方法專門用來研究臺北故宮藏畫，并因此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這套獨特的研究中國美術(shù)史的“徐氏方法論”得出的結(jié)論也是令人震驚的——在臺灣大學任教期間，深入研究了“元四家”之一的吳鎮(zhèn)的繪畫后，徐小虎認為，臺北故宮收藏的50多幅吳鎮(zhèn)作品中，“只有三幅半是真的”。
這種顛覆性言論撼動了不少學者的研究根基，她因此被臺灣書畫鑒定界列入“黑名單”，被排擠、禁言幾十年，成了整個學界中的那個“被遺忘的學者”。
對此，陳丹青的評價是：“徐小虎針對古畫真?zhèn)蔚膫€案進行研究，具體到某個疑點，這是極其枯燥漫長、雖然充滿驚喜但很不討好的工作，堪稱‘興奮完了就遭罪’，但是她堅持了五十年。”
“麻煩制造者”
1987年2月的一個早晨，徐小虎走進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論文口試教室，遞上了她的博士論文——《被遺忘的真跡：吳鎮(zhèn)書畫重鑒》。
在這篇論文中，她把西方藝術(shù)史學的結(jié)構(gòu)分析法和中國傳統(tǒng)書畫鑒定的“筆墨分析”相結(jié)合，并參照日本收藏的中國古畫形成了一套獨特的鑒賞方法，主張通過研究每個時代的繪畫風格和畫法來判斷某幅畫作的真正創(chuàng)作年代。
在寫成這篇論文之前，她用自己的方法在臺北故宮研究了數(shù)年，從時代畫法和畫家個人風格著手，重新鑒定了臺北故宮所藏吳鎮(zhèn)畫作的真?zhèn)?，也因此得罪了幾乎整個臺灣書畫鑒定界。
但是，這個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結(jié)論卻讓牛津的教授們眼前一亮。在深入討論后，他們授予徐小虎博士學位。作為評委之一的歐洲資深亞洲藝術(shù)史權(quán)威郭樂知（RogerGoepper）認為這個方法為中國古代書畫斷代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因此極力推崇這套方法。
這一年，徐小虎53歲。
孤勇——這是五年前，坐在中國美院的教室里，完全不知道徐小虎是誰的顧彬?qū)笳叩脑u價。聽過那堂課后，顧彬自薦無償?shù)刈隽诵煨』⒌闹?。在了解了徐小虎的成長和學術(shù)經(jīng)歷之后，顧彬發(fā)現(xiàn)，她不止是一個開創(chuàng)了全新研究方法、擁有獨立治學精神的學者。
徐小虎1934年生于南京，是名門之后：祖父是北洋軍閥皖系將領(lǐng)徐樹錚，曾率領(lǐng)一旅邊防軍就收復了外蒙，后被刺殺；父親徐道鄰是留洋的法學專家、民國憲法先驅(qū)，以一人之力起訴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殺害自己的父親徐樹錚；姑姑徐櫻是昆曲家，姑父李方桂是音韻學家；而她的母親徐碧君來自德國，因不滿希特勒統(tǒng)治，只身嫁到中國。
1937年，南京大轟炸，3歲的徐小虎隨家人離開中國。此后一家人輾轉(zhuǎn)德國、羅馬、重慶和上海，直到1949年，母親帶著徐小虎去了美國，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中國大陸居住生活。
1964年，30歲的徐小虎搬到了新澤西，住址與普林斯頓大學相隔咫尺。當時，已經(jīng)結(jié)婚的她突然萌生了想要再去讀書的念頭。
當她翻開菜單一樣的學科目錄時，一眼就看到了“China”。在這一項下面出現(xiàn)的第一個類目是Art。她立馬決定選擇這門學科，隨后便進了普林斯頓大學亞洲藝術(shù)與考古研究所。此前，她在著名的班寧頓學院學了13年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但這一次，她要研究的是“死人的東西”。
徐小虎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習并不順利。因為總是質(zhì)疑學校有名導師的著作，還經(jīng)常在課堂上提出“可不可以再討論一下”，導師認為，她是班里最不聽話的學生。最終，徐小虎因為跟導師徹底鬧翻而被開除。“我會讓你一輩子不能在這個領(lǐng)域工作！”離開學校前，她的導師甚至用手指著她的臉說。
為徐小虎拿到博士學位、并在牛津受到高度認可的《被遺忘的真跡》也沒能改變這位導師對徐小虎的看法。在寫成這篇論文后，徐小虎把它寄給了自己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導師，說明“這是用您教的方法研究出的結(jié)論”，導師并不領(lǐng)情，給的評語是“troublemaker（麻煩制造者）”。
被遺忘的真跡
被普林斯頓大學開除后，王季遷先生拯救了徐小虎的學術(shù)生涯。王季遷是20世紀著名書畫鑒賞家，被西方人譽為中國傳統(tǒng)繪畫“最后一位傳承者”。
徐小虎第一次結(jié)識王季遷是在普林斯頓大學進修的時候。當時老師帶著他們一幫學生參觀了王季遷在曼哈頓家中的書畫收藏。作為一代收藏家，王季遷家里掛著許多中國古畫，桌上的硯臺常年濕潤，筆架上懸著各式毛筆，聞到墨香的徐小虎“突然感覺像魚跳回水中那種無限的愉悅”。王季遷也讓她感到如同父輩一般的親近。
1971年，徐小虎再度去紐約拜訪王季遷，請求他給自己“講課”，王季遷欣然應允。
每周六都是師生倆的上課時間，一上就是8個小時，談?wù)摰闹饕桥_北故宮中的藏畫。他們很少談?wù)撃撤嫷淖髡?、年代，甚至很少看一張完整的畫作。王季遷總是給徐小虎分析畫作局部的細節(jié)筆觸以及畫家在運筆中傳達的思想和力量。這是他口中的“筆墨問題”，筆墨的好壞決定了一幅畫真正的藝術(shù)價值。后來，徐小虎將這種“筆墨分析”運用到了畫作鑒賞中。
這場長達8年的馬拉松式對話后來被整理成16篇文章，連載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物月刊》上。1980年，為了更近距離研究臺北故宮藏畫，徐小虎搬到臺北，一邊在臺大教書，一邊去臺北故宮看畫。
當時的臺北故宮院長蔣復璁是徐小虎父母的媒人，還吃過她出生的紅雞蛋。因為這層關(guān)系，蔣復璁向她許諾：你盡管來看故宮藏畫。
徐小虎每天都能在臺北故宮提15張畫。在不算寬敞的看畫室里，工作人員全副武裝為她把畫作擺上桌子，供她近距離觀察，每次總是3幅一起看。
她偏愛元代畫家吳鎮(zhèn)的作品，看完了臺北故宮收藏的50多幅吳鎮(zhèn)畫作，發(fā)現(xiàn)吳鎮(zhèn)的《清江春曉圖》和另一幅《秋山圖》中展現(xiàn)的時代風格明顯不同。隨后，她又用從王季遷先生那里學到的方法和元朝人的記載中總結(jié)了吳鎮(zhèn)畫作應有的特點。
她林林總總列出了11個條件，先拿它們跟吳鎮(zhèn)畫的墨竹做對比，發(fā)現(xiàn)有一幅完全符合這十幾個條件，其他的則一個都不符合。而唯一一幅符合條件的《石竹圖》恰恰是所有藏品中最不為人知的，在徐小虎看來，這是因為假作太多，反而讓真跡顯得是“例外”，《石竹圖》就是一幅“被遺忘的真跡”。
第一次發(fā)現(xiàn)臺北故宮所藏吳鎮(zhèn)之畫有偽的時候，徐小虎驚得發(fā)燒病倒，在家躺了3天。半年后，她才敢再一次去臺北故宮提畫研究。經(jīng)過盤點，她認為臺北故宮收藏的50多幅吳鎮(zhèn)畫作中只有三幅半是真的。
她最先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蔣復璁。蔣復璁一聽，說：“有贗品嗎？太好了！那么我們應該馬上開始研究，把真?zhèn)螀^(qū)分開！”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她建立了自己的鑒定方法，想要重新給古代畫作斷代，把那些真跡選出？來。
可惜好景不長。1983年，蔣復璁退休，新上任的院長聽說故宮有假畫很不高興，在看過《被遺忘的真跡》初稿后，他甚至不讓徐小虎提畫。為了繼續(xù)研究，徐小虎只能請各路同學朋友幫忙找高解析度的電子版藏畫。
在那段時間，徐小虎寫出了《被遺忘的真跡》，并因此獲得了去牛津大學讀博士的機會。談及那段時間的經(jīng)歷，她覺得有點委屈：“院長可能覺得臺北故宮有假畫傷害了他的自尊。似乎（如果有贗品）就是皇帝沒穿衣服。其實，皇帝沒穿就沒穿嘛！”
一個不存在的人
在牛津大學順利地拿到博士學位后，1992年，徐小虎論文的英文版出版。英國倫敦大學沃伯格研究所將這一全新的鑒賞方法指定為藝術(shù)史研究的方法論之一，還把這本書作為歐洲繪畫史博士班的研究讀本。
但這并沒有改變徐小虎在臺灣的處境。
上世紀90年代，她重回臺灣時，臺灣書畫鑒定界不準她再發(fā)表任何學術(shù)文章，即便她只是寫文章證明某幅畫是真的。主流學術(shù)界說她水準太低，覺得她“認為什么都是假？的”。
無奈之下，徐小虎辭去了臺灣大學的職務(wù)，想回美國教書，但她發(fā)現(xiàn)，即便是在臺灣之外的地方，她也依然不受歡迎。她發(fā)出的申請函大多石沉大海。有一次，她在紐約大都會美術(shù)館給講解員講吳鎮(zhèn)的《墨竹譜》，她認為這幅畫就是“捏造之作”。一位韓國學生走上前跟徐小虎說，自己的論文寫的就是《墨竹譜》，徐小虎的結(jié)論讓自己的研究沒了意義。
對于被學界禁言，徐小虎完全不能理解：“這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每本書都會有錯，我也會犯錯，你們可以去做研究來證明我的錯誤，為什么只是不許我發(fā)表意見？”徐小虎一直期待著有人能抨擊她書中寫錯的地方或是有年輕教授拿著這本書去繼續(xù)考究中國其他古畫的創(chuàng)作年代。事實上，什么都沒有，只是沉默。
“我仿佛成了燙手的山芋，眾人避之唯恐不及。不但沒人與我討論書里所提出的問題，我反而好像瞬間由專業(yè)機構(gòu)與學術(shù)刊物間消失，成為一個不存在的人。”在《被遺忘的真跡》中文版自序中，徐小虎這樣寫道。
在和美國學者的交談中，徐小虎知道大家其實都看過《被遺忘的真跡》，卻“不喜歡它”，因為這意味著他們要重新檢驗每一幅古跡，而此前的研究也基本都成了無稽之談。
究竟是要做一個追求真相的學者，還是做一個永不犯錯的教授？徐小虎不知道同行的選擇。在她看來，“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東西，就值得開一瓶好酒慶祝！”但酒已備妥，卻沒幾個人愿意跟徐小虎干杯共飲，包括她的學生。
徐小虎曾經(jīng)帶過5個學生，其中有人的論文方向就是考據(jù)某幅古畫是否真的畫于那個年代，但其他教授并不愿給這篇論文予以通過。后來，這些學生中沒有一個人“敢做這一行”。
在一次訪談中，當被問到“畢業(yè)后學生們跟她是否還有聯(lián)系”時，“木有（沒有）。”徐小虎說，“他們不是覺得這件事不對，只是認為做這件事會讓人痛苦。”話音未落，旁人都看得到一向愛笑的徐小虎眼中有淚。
盡管不免失落，但徐小虎在追求真相的路上依舊堅定的像一個斗士。這些年，她仍不斷更新著自己的鑒定結(jié)果：教科書上五代著名畫家董源的畫沒有一張是真的；臺北故宮所藏唐僧懷素的《自敘帖》不可能是唐朝的書法……
2012年，《被遺忘的真跡》被“理想國”引進、終于出了簡體中文版。在理想國學術(shù)館主編馬希哲看來，徐小虎的著作盡管在學界有爭議，但“并非不是一件好事”，書中所提出的方法論也確實對學術(shù)研究很有意義。
第一場新書發(fā)布會中，陳丹青前來為徐小虎站臺，并寫下留言：“重建我們的態(tài)度”。
那一年，徐小虎在上海博物館開會時，看到前來參加的評論者，她愣住了，問身邊的老學弟：“看看他們，好像都比我們年輕，是嗎？”學弟回答：“那當然了！”“可是，我清楚記得上次開會的時候，站在臺上的老師都比我們老很多??！”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因為被禁言，已錯過整整一代學者，成了全場“最老的人”。
也是在這一年，身處爭議漩渦幾十年的徐小虎去尼泊爾的深山里修行，除了參加活動，很少離開這里。
《被遺忘的真跡》出版至今已有5年，豆瓣評分8.6。在讀者的評論中，有人贊同徐小虎敢鉆研敢發(fā)聲的態(tài)度，有人欣賞她為“中國畫辨?zhèn)螌W”作出的努力，也有人認為她用西方學到的鑒賞方法來給畫作斷代是一種中國藝術(shù)史最缺的“精確”。
今年9月，徐小虎的新書《南畫的形成：中國文人畫東傳日本初期研究》再次由理想國出版。她也因此走出尼泊爾的深山，再度來到北京。
在一系列的新書活動中，徐小虎習慣用“小虎”稱呼自己，每當說到一個有意思的結(jié)論，她就會忍不住開心地笑起來。參加活動的年輕人紛紛用“可愛”來形容她，而她本人也在做一件更可愛的事——她期待建立一部“沒有大師的中國書畫史”，在這部歷史中，書畫不分大師還是無名氏，只論創(chuàng)作年代和藝術(shù)價值。
“這是一項民族的工程。”原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古代書畫專家楊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