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有病》
繼4年前的《絕對小孩》后，朱德庸推出新作《大家都有病》。這是一部讓人苦笑的作品，朱氏幽默把灰色的社會描繪得格外冷艷，沉重的社會，瘋狂的時代，會呼吸的痛……我們不禁會去思考現(xiàn)今的生活方式是否適合自己。
《大家都有病》的主角：“自殺三兄弟”每天為各種理由自殺；“焦慮二人組”是一對夫妻，每天有煩惱不完的事；“OK繃人”全身幾乎貼滿了創(chuàng)可貼，是個身心都很容易受傷的人；“狂買癥”女子酷愛在商場里“血拼”，用鐵鏈都拴不?。淮送膺€有門童、理發(fā)師、保鏢、心理醫(yī)生等各種不同職業(yè)的人，天天都在上演各種荒誕戲劇。
他描繪的這些“城市病”，有一個專業(yè)的名字作總稱：神經(jīng)官能癥。“我們碰上的，剛好是一個物質(zhì)最豐碩而精神最貧瘠的時代，每個人從小就被告知，要好好學習，努力奮斗，要取得成功。‘成功’成為了心靈的陷阱，似乎每個人肩膀上都要背負什么重大的使命。人們都在為一種不可預見的‘幸福’奮斗著。但所謂的幸福，卻早已被商業(yè)稀釋而單一化了。”朱德庸說。
而他自己也曾是這些“病”的受害者，為達成功而放棄生活，險些造成跳樓自殺的慘劇。他呼吁現(xiàn)代人簡單下來，慢下來，擁有屬于自己的步調(diào)，享受屬于自己的“慢時尚”。
每天8點起床，吃早餐看報，9點坐到書桌前，開始構思并畫畫。他的工作時間就到太太起床為止，工作極限是兩三個小時。這是朱德庸的慢生活。他說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他一樣“慢”，但你可以選擇慢下來的不同方式。
記者：很多年不出書，一出名字就嚇人一跳，當時怎么構思的？
朱德庸：從1999年起我開始往來大陸，我看到的是臺灣在往下，從有錢到?jīng)]錢，而大陸是往上的，從沒錢到有錢。這兩個地方同樣都顯示出荒謬的成分來，就是所有人都在拼命賺錢。那時候開玩笑說，臺灣一只豬去買股票都能發(fā)財，賺錢可以犧牲家庭，小孩就交給保姆。你們稱保姆，我們是交給菲律賓、印尼、越南的傭人去照顧下一代，造成下一代的品質(zhì)低劣。所以臺灣人整個生活看起來很好，實際上生活是單一的。
人有了錢之后就上了商人的圈套，商人用一個商業(yè)的騙局來騙你一定要穿這件衣服，一定要買這個包，一定要買這個車，人就想去滿足這些欲望，商人是把它炒作成一種精神，所以大家為了符合這個精神就去消費，欲望不停擴張。經(jīng)濟下來的時候，你的欲望也全部打開了，這時候有些人就覺醒了：我需要這么有錢、這么成功么？其實不見得，他會發(fā)覺生命最重要。但很多人欲望已經(jīng)擴張到?jīng)]有辦法，他適應不良，很多“病癥”就出來。同時大陸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速度是臺灣的好幾倍，欲望也會無限擴張出來。
臺灣跟大陸在這10年里面，有些是交互的、重疊的，現(xiàn)在是相互影響的，就像兩個病人的病毒相互傳染。這就是為什么我會畫這本書。
記者：聽說有一段時間你覺得自己有病，想跳樓。
朱德庸：并不是真正會跳。當時我很忙很忙，心態(tài)跟很多人一樣，想著要成功什么的。我記得有一天晚上10點多，我在工作室12樓，那一剎那想跳下去，因為我覺得沒有任何意思。生命就會問你一句，你在搞什么鬼？其實你掙的錢跟你花的錢是不成比例的，而你卻把你所有的精神、所有的時間只花在成功上面，那一剎那我是覺得很不值得，但那時候我其實沒有能力自己叫停下來，因為當時臺灣也聽不到第二種聲音，都是一片“成功”的聲音，打開雜志，所有的成功人士都在教你如何成為CEO，如何投資……你聽不到任何聲音跟你講，說你知不知道在世界上，在其他地方有人跟你過著完全不一樣的生活。還好當時我太太提醒我，強迫我停下來，停下來我才發(fā)現(xiàn)整個事情都是錯的。
記者：你當時想要達到多成功？
朱德庸：我們的教育方式灌輸了我們要成功。早期臺灣的教育方式就是讀書，所有人都讀書，你做讀書之外的事情，像畫畫，你就會受到批判。所有你所看到聽到的，就是成功者論成功，你會不想成功嗎？不會的，因為你就生長在那個環(huán)境。那我當然也很想成功，但所做的過程里，我慢慢知道其實90%的人都會失敗的，每個人都成功的話，這個世界早就毀了。
所以我應該按照我自己的步調(diào)去做我的事情，比如我在畫《澀女郎》的時候，我就是一個單純的快樂的我，從沒想會賣得多么好，版稅可以拿很多，還可以拍成電視劇、舞臺劇，如果我想了我可能什么都畫不出來?！督^對小孩》賣得非常好，其實是我2000年的時候畫的。我為什么要畫？因為我要治療我的童年，我的創(chuàng)傷，所以我畫，我跟那些小孩再過一次童年。所以我自己畫得也很開心，很多小時候遺忘的畫面都回來了，在畫的過程里，我更加清楚我是一個怎么樣的人。畫完之后，對我來說，我的治療也結束了，那就把稿子往抽屜一扔，一扔就扔了8年。其實如果是從商業(yè)考慮，我應該借著上一本書大賣立刻出書，但我扔了8年。事實上你應該用你的方式去成功，而不是別人的方式。
記者：你在書中說希望讀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這個時代里慢慢向前走”，這是你提倡的解決方案嗎？
朱德庸：我并不是要大家要照我的方式，如果要照我的方式，那就像那些強迫你成功的人一樣了。其實我提出來的只是一個觀念，就是你要有你自己的生活，有你自己的選擇。“慢時尚”只是一個名詞，只要你有一個自己生活的步調(diào)，對你來說就是慢的，沒有對或錯，你也可以選擇過快的生活，只要是你的選擇，那個就是對的。但現(xiàn)在是所有人都照一個選擇在走，我覺得這個是錯誤。這么一連串的問題出來，都是因為我們沒有自我，沒有自我了就沒有選擇，當你有選擇的時候，你就有了各種可能性。你可以選擇做CEO，你也可以選擇做流浪漢，他們是平等的，你CEO并沒有比流浪漢好到哪里去。
記者：你一直在描繪人的困境，你的困境是什么？
朱德庸：我的困境是我能不能很開心地過下去，能不能克服我心里的障礙，當世界要求我的時候，我能夠做到什么程度而不傷害到我。就像我這本書的序上說，困境一直到你咽氣的那一刻，所有的問題才不是問題，不然你會一直面對。也許要做大的變動很難，但你可以從最小的開始，改變生活。我周六周日可以在家睡大覺，也可以跟朋友喝酒，但我也可以找一個我真正喜歡的休閑方式去做我喜歡的事情，哪怕是出去逛逛都可以。
【編輯：湯志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