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爾維亞的貝爾格萊德（Belgrade），觀眾用工具刺傷她；在紐約，成千上萬的觀眾帶著淚水涌進美術館看她；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帶著她最激進的作品即將著陸倫敦，會發(fā)生什么？ 在與iWeekly的對談中，阿布拉莫維奇談受虐傾向，談為何男人受不了她。
1974年，阿布拉莫維奇進行了一項試驗。阿布拉莫維奇將72項物品放置在桌上，并邀請觀眾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法把工具用在她身上。有些物品溫和：羽毛圍巾、橄欖油、玫瑰。有些就不是了。“我放了把里面有子彈的槍在那里，當時我已經準備好要死了。”六小時后，她安全地離開了，流著眼淚和血，但至少還活著。“我是多么幸運！”她用低沉的聲音笑著說。今年67歲有時稱自己“行為藝術祖母”的阿布拉莫維奇，即將在倫敦蛇形畫廊（Serpentine Gallery）展開她在英國的第一場行為藝術表演。她說這次會比在貝爾格萊德以及四年前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時更大膽，也更容易受到傷害。
當時，阿布拉莫維奇一天在博物館里坐八小時，參觀者如織，一個接著一個占據她對面的座位。有些人哭，有些人笑，至少有一個人因為把衣服脫下而被保安架走。三個月中，阿布拉莫維奇就坐在那里，面無表情，這個題為《藝術家在場（The Artist is Present）》的項目讓MoMA參觀人數創(chuàng)下紀錄，并成為最受矚目與最具爭議的行為藝術之一。福斯新聞將她稱作“南斯拉夫來的挑釁者”，惠特尼美術館的一名策展人說她是20世紀中后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但其實阿布拉莫維奇做了什么，其實她就坐在那里，坐著，一直坐著。
一個昏暗的早晨，阿布拉莫維奇全身上下穿著紀梵希，她最愛的設計品牌，小口吃著一小團看起來像太空人吃的食物。為了馬上要開始的展覽，阿布拉莫維奇身心都必須保持良好的健康狀態(tài)。她正在瘦身，不久后還將前往巴西尋求薩滿教巫師的建議。倫敦的展出名為512小時，這也就是她將在畫廊里待著的時間，這次展覽盡力抹去之前她在MoMA展覽的痕跡，比如，這次展覽中沒有桌椅，從6月11日到8月25日，阿布拉莫維奇都會在畫廊中晃蕩，受邀前來觀展的觀眾將脫下大衣、手表等束縛，來凝視阿布拉莫維奇。“只有大眾和我，沒別的，”她說“我會脫下所有物件，至于和我相遇的觀眾......”她笑著說：“我從沒做過這么激進的事，你可以把這變得非常的非物質，只要你想。”
藝術家在畫廊里晃蕩——其中的藝術性到底在哪里？那些想嘲笑她的人應該去看HBO為阿布拉莫維奇在MoMA展覽拍攝的紀錄片，了解這些假設如何化為行動，成為非常動人的邂逅。阿布拉莫維奇早期在塞爾維亞時，就以強迫自己身心處在極限的狀態(tài)震撼觀者，使他們擺脫常規(guī)的思考模式。“身體就是媒介，”她這么說，這也是所有行為藝術家的說法，但當阿布拉莫維奇以刀割自己或是以身體撞墻時，觀眾暫時脫離自身的這種純粹目的也就此終結。這和煽情主義或風頭主義背道而馳——帶著浪漫的自我抹滅姿態(tài)，而三個月來，邀請陌生人和她坐在那里產生聯系，則完美點出了我們所處在這個匆忙、容易分心的生活，也難怪觀眾會流下眼淚。
“你必須處在一種狀態(tài)，對自己創(chuàng)造有魅力空間的能力完全放心，”她說。但是現在阿布拉莫維奇每晚躺在床上都非常清醒，因為對即將在蛇形畫廊展出感到“非常焦慮”。
這種藝術形態(tài)直到近期才成為主流，現在阿布拉莫維奇就像搖滾巨星——她和Lady Gaga一起跑遍各地，想方設法幫助Lady Gaga戒煙（教她用數稻谷的方式），她上了時尚雜志封面，而她瑪麗亞·卡拉斯（Maria Callas）式的外形也逐漸成為經典形象。這是阿布拉莫維奇四十年來奮斗的成果。
曾經數十年里，阿布拉莫維奇難以打入藝術圈，窮困默默無名。她在人生最好的十年，和當時的生活伴侶以烏雷（Ulay）為名進行行為藝術的德國藝術家Uwe Laysiepen住在箱型車里，在歐洲各地四處生活，合作創(chuàng)作70年代時的經典作品。（這臺箱型車之前被運至MoMA回顧展現場，阿布拉莫維奇看見時極度興奮，“那臺車”她邊說邊顫抖。）
當她和烏雷分手后，兩人關系的結束化為一項作品：《情人（The Lover）》（1988），兩人分別從長城兩端朝對方行進2500公里。數月之后，他們在中間相遇，并與“彼此道別”。
阿布拉莫維奇的父母和南斯拉夫戰(zhàn)后共產政權關系緊密，阿布拉莫維奇就像在軍營一般的家庭環(huán)境中成長。2011年，她將這種等同于虐待式的成長歷程搬上藝術舞臺，作品名《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的生與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Marina Abramovic?）》，其中她既飾演母親又飾演自己，“每一次排演，我都從頭哭到尾，”她說。“直到有一天導演Bobby說，別再哭了，應該哭的是觀眾而不是你。之后在歐洲巡回三年后，我解放了。這些故事不再影響我，多么難以置信的感覺。”
而這已是阿布拉莫維奇在以行為藝術批判壓抑自己天性的家庭和國家多年之后的作品了。1975年，在作品《托馬斯·利普斯（The Lips of Thomas）》中，她用利器在腹部刻出五角星的符號。在其它作品中，她和烏雷互煽對方耳光，對著彼此的臉吼叫，或者在極度冗長的時間中瞪著彼此，試圖挑戰(zhàn)、征服所謂忍受的極限。這既令人恐懼又震驚，尤其，道德總是要面對無意義的指控，這類藝術最危險之處在于，痛苦被誤讀為毫無意義。
阿布拉莫維奇在MoMA的經歷會讓大部分的人發(fā)瘋——長時間的坐著，不說話也不移動（她的椅子上有一個洞，下面放著尿壺，因此她不需要去洗手間）。她不是在做白日夢，整個運動的重點，她說就是完全專注于坐在她對面的觀眾身上，和他們產生聯系。“我從來沒有在生活中看過那么多痛苦。”許多人哭泣，以阿布拉莫維奇的話而言是因為在演出舞臺上，“他們無處可去，只能面對自己，這很令人震驚，但是卻是多么的簡單。”
在MoMA展覽開始前，她和展方都擔心沒有觀眾會到場，但展覽開始后，名人紛紛出現，坐在她對面，其中包括James Franco和烏雷。阿布拉莫維奇還因此打破規(guī)定，越過桌子握住烏雷的雙手。在場每個人都很高興，“我完全沒有想到他會來——他坐下的那一刻，每個人都變的非常感性，因為他們將自己的感情投射到我們身上了——這是我唯一打破規(guī)則的一次。”
“我從很早以前就認識到，自己只能從不喜歡的事物中學習，如果你一直做自己喜歡的事，那就只是不斷在重復一堆屁事。不停愛上錯的人，因為自己毫無改變。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太容易了，但是，如果你很害怕一件事，面對它，大膽去做，你會變成更好的人。”
說到投身行為藝術的代價，阿布拉莫維奇說，“代價大了！你會非常寂寞。如果你是女人，幾乎無法建立戀愛關系。因為女人總是要扮演脆弱和依賴別人的角色。如果你不是這樣的，他們會迷上你，但只會維持一陣子，接著他們就想改變你、壓迫你，最后他們離開，只留下你和一堆空蕩蕩的酒店房間。”
阿布拉莫維奇和烏雷分開，是因為在藝術道路上她走在烏雷的前面。在紀錄片中，烏雷挖苦地提到阿布拉莫維奇在兩人分開后變得“非常有野心”。她的賺錢方式和穿著大牌時裝，曾被其他藝術家批評，因為她整個職業(yè)生涯一直致力于反物質主義。
不過，對于這些批評，阿布拉莫維奇可沒時間回應。“我一直被70年代同輩批評，但最可悲的莫過于70年代的藝術家仍在創(chuàng)作70年代的藝術，是我打破了時尚和流行的界限。有一天我非常生氣，因為有個女人說‘阿布拉莫維奇不是認真的，因為她還想上時尚雜志的封面。’她還說我和Jay Z合作就是在扼殺行為藝術。但是這些都是誰訂的規(guī)則呢？”
“我愛時尚。誰說涂著紅唇、擦著指甲油的就不是好藝術家。”她說。
但她的作品仍然深深地反對物質主義。行為藝術很難賣出，這也是她一開始會受到吸引的原因。通過視頻和照片是最能接近這些經典作品的方式，1974年，貝爾格萊德的展覽中她探索出人類文明外表下潛藏的野蠻。一開始，畫廊觀眾對于接近她感到猶豫，但后來卻漸漸開始折磨她。“現在我身上還留有被人們割傷的傷痕。他們用玫瑰上的刺刺我的肚子。大眾可以殺死你，這就是我想看見的。”
但在MoMA，一切卻充滿了愛。
“是的，我了解人們身上有最好的和最壞的，而我發(fā)現自己可以把這些轉化為愛。在MoMA展出的整體概念就是對陌生人毫無保留的付出愛，我也這么做了。但在貝爾格萊德的展覽，那是在挑戰(zhàn)任何可能的負能量；如果你給一個人一把鋸子......你這是在煽動他。”
當問到是否在新的戀情中時，阿布拉莫維奇說，“當然沒有，我夢想有這么一個完美的男人，不會想要改變我。我不是婚姻的料，很糟糕。但我的夢想是能在周日的清晨和某人一起吃早餐、看報紙。在現實生活中我太老派了，但在藝術上我一點也不老派。我相信真愛，所以也許它會發(fā)生?，F在沒有感情，因為我沒有空間，但生活對我一直很好，有很多痛苦，但沒有關系。”
這是一種極端的生活方式，阿布拉莫維奇心知肚明。但在蛇形畫廊的展覽會如何呢？她不曉得。她說英國人太拘謹了，也喜歡嘲弄。“和英國大眾合作特別難，他們喜歡嘲諷，也容易覺得無趣。他們不想參與到任何可能會讓他們覺得難為情、會被別人嘲笑的事情當中，因此這是一項大挑戰(zhàn)。”
“在藝術方面我真的是勇士，”這樣的形容也只有像阿布拉莫維奇這樣背景的人才能當之無愧。“我要做事時，我用正確的方式去做，但有時另一個阿布拉莫維奇也會出現，她既脆弱又沒用，她只想吃冰淇淋。” 阿布拉莫維奇說“換個說法，我喜歡冷笑話，享受每一件事。但到了工作的時候，那就是生與死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