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正在大理古城的陽臺上看蒼山，初冬積雪的山頭上白云朵朵，從山后冒出來，又被洱海和平原里升起的強風吹回去，一茬一茬，此起彼伏。這時，遠在成都的金總打電話來，說藍頂美術館想為唐雯做一個畫展，讓我為這位老同學寫點文字。放下電話，我有些疑惑：雯子與我30多年前同時在川美做校友，之后一直居于成都。我們總是會在不同的年份和同樣的場所撞見，不論世事如何變幻，雯子每次不是坐在白夜或小酒館，就在來這些地方的路上，沒有說起過他在畫畫呀？除了總是伴隨著酒精和熟人帶來的好心情相忘于酒桌和江湖，我這位老同學一直隱身在城市的深處。
過幾天收到美術館發(fā)來的郵件：是大量的畫作，全是張張熟悉地面孔，差不多一網畫盡這些年朋友和熟人的肖像。原來，唐雯這幾年一直在耐心和專注地做著這樣一件對他人來說，也許是無法理喻的事情，為周圍的朋友造像，也是為這個城市的文藝風范和時代風貌立傳。這讓我想起2008年在紐約的新藝術博物館為一位女畫家舉辦的個展，伊麗莎白• 佩頓在此之前是位默默無聞的藝術愛好者，面孔蒼白的文藝女中年。多年以來，出生于60年代的她只是以擁有眾多的藝術名流的朋友為榮，鮮為人知的是她順手涂涂畫畫身邊的人物，持續(xù)地以旁觀者的視角描寫著時代邊上的故事和風景。人們在展場上突然發(fā)現：當你只把伊麗莎白•佩頓當做一個藝術家的親密朋友，明星們的發(fā)燒友和粉絲時，我們已然錯過了一位不動聲色的歷史觀察者。
與伊麗莎白•佩頓一樣，從歷史上的名人到同時代藝術家、詩人、設計師和社會名流以及身邊的親密朋友都是唐雯筆下描繪的對象。不同的是，唐雯筆下的這群人都曾共同生活在一個有意思的城市——成都，處于中華帝國深處的川西平原，歷史最悠久的天府之國。唐雯從大學畢業(yè)回來后就不曾離開過這里。有關這個城市和地方發(fā)展和變化的部分——西部開發(fā)、經濟起飛，外來影響和世界勞工等，被過度闡釋著。以至于成都曾經與中國其它許多二線城市非常相似地將自身的城市發(fā)展目標定位為：“東方伊甸園”。當下，這種不知所云卻如同強酸一樣具有腐蝕性和傳染力的思維模式，在一大堆費勁和吃力地追趕時代步伐的二手城市比比皆是：東方日內瓦、東方威尼斯、東方夏威夷……其共同特點是打造千篇一律雷同的2城！所幸成都市政府近十年來將自身的城市和目標調整為“現代田園城市”，重新承認和恢復了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視線之外，文化傳承和地方因素的競爭力和塑型的作用。眾所周知，成都鄲縣出產的豆瓣醬對于川菜的作用，類似于文化和藝術之于城市品質的作用。一個沒有文化關懷和藝術生活的城市是盲目和野蠻的，四川人講求“勾兌”，凡事在提取的精華中加油添水，放大價值達到效益最大化。唐雯的繪畫視角所及，是讓我們感到存在于大時代成都一隅的文藝風范的一群，他們是文化的醬料、原湯和魂魄，具有值得這個城市認同珍惜并發(fā)揚光大和與人分享的品質。作為一個記錄者，他的觀察與呈現，使我們看到，奮力擠進大時代的主流圈子做時代的弄潮兒是一種活法，也有人在大時代的邊上做一個自我有夢的自在者是千萬種活法。也許這更加代表一種面向未來的成都城市精神和文化個性。在一個與時俱進，只爭朝夕的大時代，以經濟發(fā)展為中心的主流中，“文藝范”和“日常性”由此又被格外注意了，在大時代大都市里疲于奔命的人們，突然發(fā)現自己缺了最基本的東西——日常幸福。
正是有唐雯和他畫出的“他們”的映襯，我們更能讀懂這個時代。
若把時代比喻成個舞臺，有人愿意登臺表演，有人根本不想入場，如果把時代比喻為一個國度，有人活在中心的名利場，有人則放蕩于精神的邊境。直到有一天我們發(fā)現，時代邊上的人與時代中心的人的最大不同，原來不在位置，而在態(tài)度——他們不是被擠到時代邊緣的人，而是主動選擇來到時代邊上的人，離中心越遠，離內心就越近。
從照片中獲取創(chuàng)作人物的形象，是唐雯繪畫的一個重要資源，我猜想，使其感興趣不是繪畫風格，而是與所處時代和生活的城市發(fā)生的友誼和交往的細節(jié)和其中關于歷史延續(xù)的故事和記憶。這群想活出真實的自己的群像，是他們生活的城市一道文化的風景線，產生和成就了無數的藝術個人神話，在時代歷史中和自己生長于斯的城市起到了凝聚人心和承傳文化的作用，正在為成都贏得文化和進步的聲譽。
寫到雯子，總是有些恍惚，幾十年的時光和經歷仿佛都不曾經存在，我們好像仍一起在80年代的晚上低吟淺唱，何多苓的手風琴伴奏還回響在耳旁，還是饑腸轆轆的少年，貓一樣越墻穿欄在防空洞酒館徹底尋醉……待看到唐雯作品張張圖片，方驚覺時光飛逝，我們已個個老邁。一個憤怒的批判的時代已經走遠，大時代的喧囂依舊，像頭瞎眼而野蠻的怪獸失去了方向，不知去往何方。唐雯的這些時代邊上的人和他們的故事，恰如其分的出場，安慰茍且而快樂的人們。
2011年于大理古城
【編輯：廖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