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泰康空間“政純會”的展覽開幕式乍看起來簡直會以為誤入娛樂會所。進門展廳里一張大圓桌，擺著熱騰騰的火鍋和火鍋料，隔壁房間有四處發(fā)射的乒乓球機和K歌點唱機，二樓小展廳里一排腳部按摩儀。
唯一能感受到當代藝術展覽氣息的，是按摩儀旁邊的藍色小書——物質享受的同時也需要精神熏陶;房間另一頭的陳列柜里面是多年留存下來的邊角資料，比如藝術家們聚餐的發(fā)票、紙杯，還有成套的“衍生品”，藍色徽章、藍色標簽的瓶裝水、甚至藍色郵票。
這蔓延到所有空間的藍色，原來也是他們精心設計過的——“找到鄭純藍，試圖在世界上劃一道線，就是屬于我們的藍色。”成員之一肖昱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說。
這個五人藝術集體名叫“政純辦”，是“政治純形式辦公室”的縮寫。2005年，由策展人、批評家冷林糾集了其他四位當時已小有成就的藝術家成立。當時互相并不熟悉的幾人，想要借以集體創(chuàng)作的方式研究每個人的自然社會屬性，并且也對資本膨脹、個人主義盛行的藝術大環(huán)境進行無聲的反抗。
十年過去了，在集體討論、行動、生產的過程中，“政純辦”形成并確立了一種
全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我們”通過“在一起”的結合形式以及“吃喝玩樂”的物質內容，將個體的邊界擴展到集體實踐和社會想象。同時他們也不斷遭到各種批評與質疑，難道僅僅展示娛樂和懷舊就能夠成為當代藝術，它的價值何在?
此次展覽將持續(xù)至2016年1月23日。
作品不重要，在一起就是目標
在展覽上吃著火鍋唱著歌，對于熟悉他們創(chuàng)作的人來說這簡直太稀松平常，因為過去幾年中有過更夸張的例子。比如2014年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舉辦“國宴”，在紐約號召大家“做同一件好事”：集體為公共廣場拖地。甚至在十年前“政純辦”成立初在北京公社的第一個展覽，都讓大部分熱心前往的觀眾摸不著頭腦。
冷林是資深策展人，同時也是佩斯畫廊的老板;洪浩擅長圖片攝影，劉建華擅長陶瓷，宋冬偏好行為或是錄像，而肖昱則喜愛裝置——看起來怎么著也會是很值得期待的組合。結果展廳里正面一堵墻，墻上覆蓋著數碼打印出來的藍色水面圖像，據說現場很多人都會走到墻后確認下作品真的就僅此而已，也印證了展覽名稱“只是一面墻”。
洪浩對第一財經回憶，在小組成立第二天幾個人就一起去首鋼廠區(qū)。當時由于政府的搬遷決定引發(fā)許多社會關注，而對于政純辦來說，它是集體主義時代重要精神的標志性代表。于是小組在二次處理的廢水湖中心島上拍了工廠大煙囪，以及水面。“當時拍出來水是灰色的，后來用電腦把它顏色提純，變成一汪藍水，這個藍就作為我們的顏色。”他說。
代表純凈的藍色剛好也可以作為“政治純形式辦公室”中“純形式”的比喻。
“政治形式是有內容的，我們這個是沒有內容的純形式。我們沒有真正的目標，政治上也好，其他方面也好。甚至做不做展覽都不重要;在一起就成了我們的目標，不斷談話討論，形成我們自己的歷史感。”冷林在2010年接受藝術期刊采訪時這樣解釋，“在集體里我們可以分享一些往往在強調個人主義的時候被忽略的東西。”
那堵鋪滿水面圖像的墻，就正好成為了他們的宣言。而此后種種“純形式”創(chuàng)作和展覽做派，也令許多人產生異議：沒有內容的形式，它幾乎違背了當代藝術甚至整個商業(yè)社會的邏輯。
群體的智慧
“我們與其他小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每個人的意見都可以代表小組意見，研究的是人群智慧。”肖昱說，“個人有智慧，人群也有智慧。比如說不同地方的人有各自的性格，像是某種新生命，比如說安徽人是什么樣的，每個人之間并沒有商量好。”
從一開始政純辦就沒有領導者，也無從談起所謂“任務”。因為他們需要排除掉所有社會中已有的組織形式，排除階級和利益關系，只單純地把五個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男人聚在一起，看到底會產生怎樣的火花。
藝術形式源自幾人青少年時期集體主義生活的美好記憶，于是在他們的創(chuàng)作中可以看到下方書寫美術字的大幅宣傳油畫、布置成茶話會的討論現場、墻上掛著的偉人肖像，等等。
2007年創(chuàng)作的“政先生”，他們將五個人的面部肖像用電腦軟件集合成一張面孔，于是這個似笑非笑、留著偏分頭、領口扣得緊緊的人像就成了政純辦的代言人。只要有展覽的地方必定會看到這張臉，甚至某次在國外的展覽中，政先生的頭像被放大居中懸掛在建筑門頭，頗有反諷意味。
而這種一本正經的氣氛基本上貫穿在政純辦的創(chuàng)作之中。2009年他們參加深圳香港城市建筑雙城雙年展，把上百塊凍豆腐搭壘成建筑體，直到溫度升高凍豆腐塌方、變質腐壞——因為這個作品收到組委會快遞來的獎品，五個藝術家竟然決定不拆包裹，原封不動地成為那次豆腐作品存在過的證據。
起到類似作用的還有2010年的作品“墻紙”。宋冬有收集票據的習慣，而洪浩在個人創(chuàng)作中也用到掃描和排列的手法——結果他們把多年來集體行動的日常消費中拿到的單據與物件都一一保存掃描，最后打印出來、形成花紋繁復的墻紙。倘若湊近可以清楚看到里面交通發(fā)票、收據、保單、甚至酒店盥洗用品、明信片的字樣。
“作品是我們存在的副產品或痕跡——在一起才是真正重要的藝術體驗。”肖昱說。“我之所以愿意參與，就是想要知道除了人類自我中心維度之外的社會性到底是怎樣的。需要進入一個群體才能以集體的角度去思考。社區(qū)性是互相滋養(yǎng)的，如果你在社區(qū)里做了事情別人會感謝你;但如果是公司組織，你就需要去完成任務。”
十年來，五個人平時都在忙各自的工作，只要有機會相聚在北京就會一起吃飯、洗腳、徹夜長聊。和尋常老友聚會看起來沒什么不同，只是他們每個人都把這些經歷看做是藝術歷程。而在沒有什么硬性指標以及功利追求的情況下，各自分別貢獻出點子和能力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合作中會增長很多見識，比如宋冬的方法態(tài)度、冷林思考的高度。這是對于個人局限的突破，視野擴張之后對于藝術的理解深度就會不同。”洪浩這樣說起政純辦對自己的影響。
這兩年來大家各自忙碌，相聚的時間越來越少，宋冬常常在國外工作、冷林搬去香港、肖昱去了深圳、劉建華在上海，洪浩在北京的工作室也剛剛搬動?，F實中相聚機會少，但他們集體主義的實踐還依舊會繼續(xù)下去。
“實際上我們存在才最重要的，沒想到會受到那么多關注。也可見只要認真存在就會得到關注。”肖昱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