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銅奔馬 東漢
1969年武威市雷臺漢墓出土通高34.5厘米、長45厘米、寬13.1厘米，重7.3千克。造型矯健精美，作昂首嘶鳴、疾足奔馳狀。此馬重見天日后，立即引起了社會廣泛關(guān)注，很快便形成了一股鑒賞、研究、評說此馬的文化浪潮。銅奔馬顯示了一種勇往直前的豪情壯志，是中華民族偉大氣質(zhì)的象征。被認為是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也是中國旅游的標志。
2.《儀禮》木簡 西漢
武威市磨嘴子出土簡長51-56厘米、寬0.5-0.8厘米，共496枚，為甲、乙、丙三種版本共九篇。是目前所見《儀禮》的最古寫本，在版本校勘上有很高的價值，且書寫工整秀麗，是漢代墨寫隸書的上品。這批木簡的出土在文獻學的研究上有著重大意義，它使人們看到了漢代寫本《儀禮》和漢代誦習經(jīng)書的式樣，是研究漢代的簡冊制度的珍貴資料。
3.大云寺五重舍利寶函 唐延載元年
涇川縣大云寺出土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的一組金棺銀槨，埋于唐武則天延載元年(694)。此套舍利容器共5件，由石函、銅匣、銀槨、金棺和琉璃舍利瓶層層套置而成。琉璃瓶內(nèi)裝舍利子14粒，形如米粒，質(zhì)似珍珠，中間有人工所穿的小孔，瓶上蓋銅色絲質(zhì)小帕。全套作品精巧華麗，光艷奪目，反映了盛唐時期金銀器制作的高巧水平，也是佛教藝術(shù)的珍品。
4.宗喀巴銅坐像 清
像高93厘米、寬62厘米。宗喀巴為藏傳佛教中最大的教派——格魯派的創(chuàng)始人，被譽為“雪域佛陀”。這尊宗喀巴坐佛像是格魯派早期造像。宗喀巴頭戴尖頂?shù)は济?，身著藏式袈裟，袒右臂，結(jié)跏趺坐，手拈蓮花，施說法印。大師雙目微閉，目光下視，面容慈祥，富有個性，這是典型的藏式造像風格。造型優(yōu)美，鉚焊縫隙光滑平整，衣褶線條清晰，反映了藏族金屬工藝的高超水平。
5.玉人形鏟 西周
靈臺白草坡出土高17.6厘米。玉圓雕，裸體站像，發(fā)辮虎首蛇身盤成錐髻，長臉，高鼻，大耳，耳有穿孔，雙手捧腹，雙足并合作鏟形，有斜刃。1996年10月，國家文物局專家組將其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它是斷定類似傳世玉器年代的一件標準器物，具有很高的收藏和學術(shù)價值。
6.彩繪一佛二菩薩 唐
武威天梯山石窟坐佛高130厘米。全趺坐，圓髻廣頤，長眉細目，嘴唇緊閉，右手扶膝，左手施禪定印。身著肩式袈裟，衣紋梯形折出。沉思的神態(tài)，雍容的體態(tài)，流暢的衣線，表現(xiàn)出恬靜的心情。左側(cè)脅侍菩薩高183厘米。頭挽垂環(huán)髻，發(fā)綹披肩，面龐圓豐，秀目微睜，神情超脫中又露嚴正。右側(cè)脅侍菩薩高180厘米。發(fā)髻聳起，余發(fā)成三綹垂肩，曲眉豐頤，神情嫻靜，莊重而不失嫵媚，堪稱是盛唐造像中的精品。這組造像屬于唐代“豐肌秀骨”的典型作品，與莫高窟唐彩塑菩薩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藝術(shù)價值和歷史價值上完全可以與莫高窟唐塑造像齊名，因為數(shù)量比較少，更顯得彌足珍貴，屬于國寶級文物。
7.秦公銅鼎 春秋
禮縣大堡子山出土高41厘米、口徑40厘米。折沿，平唇，雙立耳。斂口，垂腹，平底，三蹄足?？谘叵嘛椧恢芨`曲紋，腹部飾三周垂鱗紋，頸部與腹部間以兩道凸弦紋相隔。器腹內(nèi)鏨刻“秦公作鑄用鼎”銘文。它是迄今所知時代最早、器主身份明確的秦國青銅器。值得一說的是，它也是上世紀90年代公安機關(guān)從盜墓者手中繳獲回來的一件文物。
8.西周銅鼎
靈臺白草坡出土高60厘米、口徑45.7厘米。大口，鼓腹，直耳，三蹄足，腹內(nèi)有三圓窩，腹上部飾饕餮紋六組，足各飾饕餮紋一組，腹內(nèi)有銘文。它是先秦禮器領域頗具代表性的上乘佳作，也是迄今所知，甘肅省出土鼎類器物中規(guī)格最大、品位最高的一件，被定位為國家一級文物。
9.人頭形器口彩陶瓶 仰韶文化
秦安大地灣采集高32.3厘米、口徑4厘米、底徑6.8厘米。瓶口呈圓雕的人頭像，頭的左右和后部都是披發(fā);前額也垂著一排整齊的短發(fā);鼻子呈蒜頭形，眼和嘴都雕成孔洞;兩耳皆有一小穿孔。陶瓶的腹部以黑彩畫三橫排大致相同的弧線三角紋和斜線組成的二方連續(xù)圖案。1997年，國家文物鑒定組一行十幾人來到甘肅，耿寶昌老先生在這件彩陶瓶和鯢魚紋彩陶瓶之間猶豫不決，后來終因它是采集品且有殘裂，而“惜敗”于今天的國寶鯢魚紋彩陶瓶，被定為一級文物。但因其是廟底溝文化類型早期彩陶中的代表性作品，以及它罕見的史前人首立體雕塑，具有極高的藝術(shù)價值而成為甘肅省博物館外展率和被引用率最高的一件文物。
10.《賢愚經(jīng)》卷 西魏
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出土卷高24厘米、長736厘米。共用黃麻紙十九張多，單張長37.8厘米。書寫23行，行17字，楷書，略有隸書，是寫經(jīng)中的上品。
【編輯：李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