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宏君
整整一年，他在翻資料，終于趕在王世襄先生去世一周年的當口，推出了《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叵肱c王先生的一面之緣以及多年仰望之誠，這，該算是一個永久的致敬吧?
一切源于巧合。幾年前，在舊貨市場上，榮宏君淘到了“文革”時抄王先生家的記錄，他不知道這有什么價值，當他請黃苗子先生過目時，黃先生激動地說：太珍貴了，太珍貴了。
仔細研讀，才發(fā)現(xiàn)這是一份奇特的清單，在抄沒的物品中，居然滿紙是短褲、枕頭、花盆、拖鞋、被子……這究竟是怎樣一個荒誕的年代?生活在其中的人，尊嚴何在?由此不難想見，我們傳統(tǒng)中固有的那份斯文，為何于今蕩然無存。
榮宏君曾想當面向王世襄先生求證，黃苗子連連擺手，王先生剛散盡畢生收藏，情緒低落，加上年事已高，可別刺激他了。幾年來，這份清單是榮宏君的秘密，直到王先生永別人間。
“書里的每句話，都要言而有據(jù)。”為了這本書，榮宏君下足了工夫，因為，這是一本痛史，表面上，它記載了一位收藏大家的無奈與哀傷，但從根本上，它見證的卻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從傳統(tǒng)的母體中剝離時，那撕心裂肺的傷痛。
榮宏君
青年書畫家，現(xiàn)于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畫法師承國畫大師關(guān)山月，拜師著名學(xué)者、文博專家史樹青先生，后又師隨以獨創(chuàng)冰雪山水畫新畫種的著名國畫家于志學(xué)。
第一代北漂
我生于1973年，山東菏澤人。20歲時來北京，再沒離開過。
剛開始，在一家民辦學(xué)校學(xué)日語，學(xué)了一年多，家里發(fā)生變故，學(xué)費無著，只好輟學(xué)了。想回家，可無顏見江東父老，我想，既然落地，就要生根，不管多苦，也要活下來。
那時圓明園還是一片廢墟，我在一所民辦中學(xué)里租了房，和老鄉(xiāng)一起收購舊雜志，再零售給學(xué)生，每本賺個五毛一塊的，以此為生。
我從小練書法，混在北京，我開始猛練魏碑。字與心境相關(guān)，人生得意是王羲之的《蘭亭序》，而人生堅持，只能寫張猛龍碑，那個帖，我整整臨了2年多。
說起來，我要算是第一代北漂了，沒飯吃的時候，什么活都干，一度靠寫挽聯(lián)為生。當時天壇南門有松堂臨終關(guān)懷醫(yī)院，常有老人去世，我就找到附近的花圈店，說可以代寫挽聯(lián)，一副只要10元錢。每周寫一次，再冷的天，都得騎車去騎車回，如果坐公共汽車的話，就賠了。
我學(xué)古玩鑒定，就是從圓明園開始的，那里到處是碎瓷片，都是正經(jīng)官窯的，有的被當年大火都燒變形了，慢慢地，眼力提高了，我開始做點古玩生意。
成了史樹青的弟子
認識史樹青先生，純屬偶然，那是一次講座，聽完后覺得大開眼界，就向先生請教。當時古玩業(yè)剛剛興起，大家對文物鑒定都不太懂，別的商人都是拿著東西請老先生掌眼，而我是誠心求學(xué)問的，這給他留下了印象。
以后我多次拜訪史先生，他是一個愛才的人，每問必答，時間長了，就給我開書單，讓我去讀，有不懂的隨時來問他。先生在文物鑒定中，最反對只談?wù)婕?，不求至道。他總是說，鑒定看的是學(xué)養(yǎng)，是知識的積累。
就這樣，我成了史先生的弟子，對此，先生卻引蘇東坡和黃庭堅故例，謙稱我們的關(guān)系是“師友之間”，先生是位謙謙君子，交往這么多年，總尊稱我為“榮先生”，一次師母叫我“小榮”，先生為此還發(fā)了火。
在鑒定界，史先生貢獻巨大，一是連云港孔望山雕像，歷來傳說是孔子攜72門人拜東海，經(jīng)先生考證，那是釋迦牟尼涅槃像，將中國佛教造像史提前了200年。二是當年轟動一時的曹雪芹小像，先生力證其偽，后在公安機關(guān)的介入下，果然證明是造假。三是《蘭亭序》真?zhèn)沃疇?，先生同意郭沫若疑偽的觀點，反方證據(jù)是古人畫有《蕭翼賺蘭亭圖》，史先生用豐富的學(xué)養(yǎng)，證明此圖本為普通的飲茶圖，后人牽強附會。
史先生大部頭著作不多，寫了很多千字小文，雖然很短，但極其用心。先生晚年時，我曾勸他多寫點東西，他說：書和資料都不在身邊，怎么寫啊。先生的東西句句有來歷，不查資料，絕不動筆。
史先生眼中的王世襄
史先生與王世襄交情深厚，多次跟我說，王世襄的學(xué)問，當代可比者不多。他們在民國時就是好朋友，長輩都喜歡收藏，住得又近，家長買了新藏品，彼此約對方來看。王世襄家學(xué)更厚一點，從明代就是顯族，父親是外交官，母親與舅舅是著名的畫家。先生推崇王世襄，說他能把冷門學(xué)問變成顯學(xué)，比如家具收藏，過去沒人重視，王世襄卻能搞得風(fēng)生水起。
先生與王世襄都是國民黨的留守人員，解放后被送進學(xué)習(xí)班改造了一年，他們最著名的一個段子是1950年“五一”時參加天安門廣場游行，去早了，在西直門外大柳樹胡同吃飯，看店家盛咸菜的盤子是宣德青花盤，便兩人各出一半，花5元錢買了下來，捐給故宮。這樣的大器，現(xiàn)在至少值5000萬。
雖然交情甚篤，但兩人性格截然不同，史先生是傳統(tǒng)讀書人，溫婉如玉，而王世襄則嫉惡如仇，敢于直言，所以新中國成立后歷次政治運動都沒放過他，從“三反五反”就挨整，還差點被槍斃，到“文革”時，已成老“運動員”，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
相比之下，史先生經(jīng)驗不足，柳亞子去世時，有一方印章，上刻“大兒斯大林，小兒毛澤東”，大家認為反動，史先生說柳亞子用的是禰衡的典，這里“兒”指的是“英偉之男子”，是褒義，力主收為文物。到“文革”時，這成了他的罪狀，其實康生知道這個典故，但他故意整人。史先生的原配夫人上吊了，家中藏品盡數(shù)被抄。
王世襄則聰明多了，運動剛起，他找到單位，說家中“四舊”多，主動要求抄家，這在當時叫“自糾戶”。這時抄家還比較文明，所以抄走的東西登記完整，這就保護了這些文物。
不經(jīng)意間留下歷史記憶
這份抄家檔案，是我2004年在潘家園淘到的。那時名人收藏手札剛開始“熱”，價格很便宜，章士釗的才200-300元，還得是毛筆寫的，鋼筆寫的沒人要。史先生早就跟我說過，研究前人，信札是非常重要的佐證，從書法角度看，信札更隨意也更流暢，最能反映作者的真性情，所以我特別注意收藏。
剛看到這份檔案時，第一反應(yīng)是這有什么用?賣的人也說，沒啥用，留著玩吧。我想也不貴，就留下了?？稍娇此?，就越覺得這是一份沉重的歷史記憶。
從檔案中可以看出，“文革”中王先生兩度被抄家，第一次比較文明，收繳文物統(tǒng)計完整，保存認真，第二次則非常野蠻，拿走的全是日常生活用品。抄家是中國自古就有的東西，但這么大規(guī)模的抄家，這么多知識分子被卷入其中，幾乎可稱為全民抄家，史所罕見。
“文革”后王世襄先生多次索要被抄文物，但他看不到這份檔案，也不知道被抄走了什么，只能憑記憶，這是一個漫長而辛苦的歷程，在他的努力下，大部分文物回到了先生手中，這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
王先生曾想將這些文物捐給公家，因為他是一個達觀的人，主張收藏應(yīng)“自我得之，自我散之”，只要滿足樂趣，得到知識，那么東西還應(yīng)該還給社會。從古至今，貴為帝王，也不可能永遠占有一件文物，何況一介書生?
可王先生多方努力，居然沒單位肯接收。后來知道朱家溍先生捐給公家的文物沒得到很好的保護，有的居然被損壞了，先生灰心喪氣了，說：與其這樣，還不如把文物交給愛惜它的人。
文脈一斷難再續(xù)
史樹青老師給我講過很多王先生的故事，但我和王先生只有一面之緣。那時王先生剛將所有藏品拍賣掉，心情不好，登門拜訪時，屋子里很亂，先生穿著睡衣，情緒低落，他本來就是性情中人，原想將自己的老宅改造成博物館，多方申請未果，最終還是被拆掉了，多年收藏的明清家具甚至無處擺放。
和先生談了40多分鐘，遵黃苗子先生囑，沒敢提這份檔案的事，我想先生如果真看到它，會無限感慨吧。從這份檔案中，將來的人們會看出我們這個民族的文脈，究竟是怎么斷掉的。
正如錢學(xué)森之問，今天我們經(jīng)濟實力、教學(xué)條件、基礎(chǔ)設(shè)施有了巨大改善，可為什么一提起大師，依然是民國時培養(yǎng)的那些學(xué)者呢?為什么我們的教育，沒得到同樣的提升呢?從史樹青、王世襄等一代大師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深深的敬意，他們有良好的家學(xué)淵源，在學(xué)問道路上，能將做人與治學(xué)很好地結(jié)合起來，故腳踏實地，真正達到了學(xué)貫中西的境界。
相比之下，今天學(xué)問變成了晉身的工具，成了身份的象征，從學(xué)風(fēng)到體制，都比較浮躁。方舟子出現(xiàn)，大家都說好，在我看來，這是學(xué)界之恥，搞學(xué)問居然需要職業(yè)打假人來清理門戶，這實在是太可悲了。究竟該如何解決?我也不知道，我覺得這已經(jīng)超越了知識分子所能思考的范圍。
一個民族的文脈是靠信仰與尊重，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但“文革”不僅毀壞了文明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毀掉了人們的尊重心，文脈已斷，僅有惋惜與悔恨，是無法接續(xù)的。
這份檔案是一份沉重的民族記憶，它不僅是王世襄人生的見證，更是我們共同命運的見證，雖然很痛苦，但不應(yīng)忘卻，不應(yīng)麻木。
【編輯：李云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