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溟和張彪十幾年前在美術學院讀書時就是同學，大學畢業(yè)之后，向溟帶著藝術的夢想漂流海外，張彪則經(jīng)由地方重回美術學院任教，各自沿著不同的人生軌跡探索藝術真諦，直到2006年隨著向溟的歸國，兩位老朋友的藝術探索才又重有交疊?；蛟S遠渡重洋的游學和潛歸故里的沉思對于心靈的塑造有著同樣的功效，一個是遠觀比較，一個是反視內(nèi)省，兩個老朋友重聚后竟毫無隔閡地共同選擇了重回藝術“原點”。向溟的遠觀使他對國家在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進程中的危機更加敏感，張彪的內(nèi)省則使自己對個體精神在這個進程中的危機更有判斷?？梢哉f，兩個人在藝術上的思考，恰恰是當代中國文化發(fā)展面臨的兩個重要問題——民族文化重建和個體精神缺失。
集中反映了兩位畫家對當代藝術反思的標志，是重復出現(xiàn)在他們作品中的那個被他們稱之為“蠪螜”的神秘生物。這個“蠪螜”，是張彪和于向溟在一起思考當代藝術面臨的危機時，從《山海經(jīng)》中獲得的靈感?！渡胶＝?jīng)》中，“蠪” 和“螜”是兩種不同的神奇蟲子，兩位畫家融合兩種蟲子的生物特點，賦予它飛與天、鉆于地的神奇本領，亦善亦邪的特性。在兩位畫家那里，這個多變的神奇生物，其實正是可塑的人性的象征，它是謳歌的對象，也是被批判的對象，它需要拯救，也可以施予。
當然，既然是一個符號，它就必然要依存于某種可信的意義。“蠪螜”這個符號的意義，便依附于兩位畫家對當代中國社會進行的嚴肅思考。
如果我們將于向溟的“四重山”系列作品連在一起閱讀的話，我們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藝術家在作品中向我們傳遞了一種怎樣驚心動魄的信息：《暗城》組畫中，突兀的煙囪噴薄出遮天蔽日的濃煙，煙霧與大地渾融的黑色，不單單遮掩了日月光明，也遮掩了寸步可及的鄰里，孤獨、壓抑等情感緊緊地襲擾在我們心頭。這已經(jīng)不是單純的揭露工業(yè)文明給我們的生存環(huán)境帶來的危害，而是近乎于對伴隨工業(yè)文明的生存方式的批判了。所以，在隨后的《焚天》中，黃色的濃煙遮天蔽日，堅硬、冰冷的煙囪林立，一個孤獨的身影隱現(xiàn)其間，畫家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新思考便在如此的并列中展現(xiàn)，而焦慮、不安的情緒充溢畫面，構成了作者思考的主題。隨之的《焚心》組畫，以藍色為基調(diào)，點綴上凄厲的鮮紅，以成片的死魚和沉靜的天鵝為對比，使冷艷之美觸目驚心。顯然，前兩組創(chuàng)作揭示了現(xiàn)實的某種狀態(tài)，似乎秉承了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傳統(tǒng)，而后者則超越了現(xiàn)實，以浪漫主義的方式揭示了現(xiàn)實的必然結果。在對工業(yè)文明的生產(chǎn)、生存方式進行直接地批判之后，畫家仍然意猶未盡，在《新城校尉》組畫中，分別描繪了虛構的兇殺現(xiàn)場與逮捕兇犯的場面，似乎在繼續(xù)警示我們面臨的危機。當然，如果畫家的思索停步于此，那也不過是延續(xù)了中國畫家批判的傳統(tǒng)，在美學上并沒有什么新的意義。完成了這一系列組畫在美學上的升華的，是《迫近》與《新城童謠》組畫。不同前面幾組作品的批判色彩，《迫近》與《新城童謠》中隱含的意味更加晦澀?！镀冉芬粤钊酥舷⒌暮谏r托出一群如胎兒般的“蠪螜”，令我們不得不考慮，這些迫近我們的“蠪螜”，它帶來的是光明還是毀滅？畫家沒有做出明示，只是在《新城童謠》中以劇烈的爆發(fā)為總結，而這爆發(fā)我們也弄不清楚是滌蕩舊塵的驟雨，還是毀滅一切的海嘯。痛苦與希望并存，或許才正是畫家在美學上的寓言。
如果說于向溟的作品是以寓言的方式，向我們揭示了社會整體人文精神缺失的可怕的話，那么張彪的油畫則向我們描述了一個個體不懈追求“本源”的撕心裂肺的渴望。
張彪本是一位頗有成就的版畫家，在受限的空間里進行創(chuàng)作已經(jīng)成為他的藝術本能，純粹也成為他首要考慮的藝術效果。在他的作品里，只有少數(shù)幾種色彩運用，尤其是他對紅色的理解，在黑色與黃色的映襯下，奔放而不失內(nèi)斂，熱烈而不失沉靜，顯示了一種非凡的個性。站在他的作品前，一種震撼的感覺會緊緊攫住觀者的神經(jīng)，在一次一次地躲閃之后，又一次一次地重新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之中。這種震撼不只是視覺上的沖擊，更多的來自于畫面本身傳達出來的那種浴火重生、沖破堅殼后的喜悅與悲情。是的，這是一種悲欣交集的情緒，似乎是佛家涅磐后的明悟，也似乎是柳暗之后的花明，悲而不苦。在這里，最平凡的黑、紅、黃三色，被賦予了鮮活的生命，它們超脫了圖像的束縛向觀者撲面而來。對于許多以淺薄做作的奇異造型為主要圖式的當代繪畫來說，張彪油畫中色彩的清晰性看起來就像一首明亮的協(xié)奏曲中低沉的鼓音：低沉的鼓音可以震顫最為麻木的心靈。在張彪的作品里，圖像只是情感表達的輔助之物。無論是那些支離灼熱的熔巖，還是泣血的高粱玉米，形象本身只是情感的載體，唯一真實的就是這些載體中傳遞出來的那種熱烈、倔強的悲壯感覺。這種感覺，使觀者在面對這些作品的時候，與作品產(chǎn)生一種血脈相連之感，并在這血脈相連中體會到一絲喜悅。至于這種喜悅，是來自畫里的“蠪螜”們對包裹它們的硬殼的碎裂，還是來自于碎殼之外的光明，抑或是兩者都有，觀者說不清楚，事實上也用不著說清楚。畢竟，這兩處，都有使它們喜悅的理由。這便如我們在反省自我的時候，以往的困惑和已得的明悟，都將成為我們重構自我的基石。
近來，文化重建成為學術界一個熱論的話題，并有愈演愈熱的趨勢。但對于藝術家來說，他們參與討論的方式，只能是拿出他們的作品。我在這里提及的兩位藝術家都還不足不惑的年齡，在今天仍尚算年輕的藝術家，但他們在作品中展示的對于藝術，對于人生，對于社會的思索，正是當代知識分子應有的一種品格，而作品中一些審美趣味的變化，恰好反映了文化重建中的一些變化細節(jié)。有識者可以共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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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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