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在程昕東國際工作室進行了兩個月的駐留工作計劃，讓我有了在北京留下來的沖動。2002年3月，我從成都搬到北京花家地，同行入住的有楊千。因為張曉剛老師搬走了，我就住進他原來在花家地租的80平米的116樓310房，當時房租是1500元/月。這里有很多的四川藝術家聚在這里，有行為、裝置、攝影、繪畫、音樂等不同類型和年齡段的藝術家，感覺還是在成都、重慶一樣，有一種良好的學術氣氛!40平米的客廳成了我的畫室，畫大畫要退到臥室才能看清楚。與藝術家們一起喝酒、唱歌、聊天、下棋，騎著自行車去買書，冬夜里下雪天與朋友酒后徒步回花家地，雪地里唱搖滾的美好記憶，這里像是一個無組織有紀律的單位，當時是幾乎沒有藝術市場的，收入低，但是很開心。工作室和住家在一起的感覺很不好，讓人很容易得抑郁癥，花家地有不少藝術家是圓明園、宋莊等地過來的，后來陸續(xù)都搬走了。
2002年春，東京畫廊進駐798，10月我參加了馮博一在東京畫廊策展的“北京‘浮世繪'”。此時的798已經開始萌動了，畫廊、書店、設計公司、咖啡廳陸續(xù)入住。2003年春，我搬進了798有天窗的工作室，周圍是一片廢墟，剛進去有一種特別的興奮，每周幾乎都有活動，有來自不同地域的藝術家朋友，也有海歸，這時大家其實都很烏托邦，有理想，這種氛圍滋養(yǎng)了這些藝術家，在這個艱難的時候開始裝修工作室。從花家地到798，人在充滿壓力的社會里面，如何對自己有一個清醒的定位?包括對自己工作的調整，對社會的理解，會激發(fā)一個人潛在的能量。為什么這么多人會聚在花家地?798?我覺得還是人對自由真正的渴望，想去拓展更大的空間?，F(xiàn)在大家有物質條件，就能夠從容地追求我們獨立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我喜歡這種不確定的“漂泊”生活，這也許是這個時代的某種集體心理征候。非典時期798人走廠空，我在畫霉爛的蛋糕和醫(yī)用玻璃器皿，尤其在2003年到2004年市場沒有起來的時候，798非常的安靜，2004年，我畫的《來自天堂的禮物之二》就是來自798工作室外廢棄的大卡車，《潰爛的山水》系列也是來自這個充滿活力的現(xiàn)場，2006年的798就是人聲鼎沸的動物園，市場的瘋狂，每天798都有成群結隊的人參觀，更加煩惱的是工作室已經變成了接待處，從絡繹不絕的朋友到媒體記者，這也是我想離開798另尋工作室的真正原因。房租由最先的每天0.65元/平米漲到1.3元/平米再到現(xiàn)在的1.5元/平米，商業(yè)空間房租要3.5元/平米，如果轉租價格就可以翻倍。
2006年夏，我在環(huán)鐵將府莊園里租了400平米的工作室，裝修了幾個月，年底就搬進了新工作室，798的工作室就變成了一個幫助青年藝術家舉辦展覽的交流平臺(在798經歷了兩次房租重要調整，一直到現(xiàn)在經濟危機的到來，才沒有上漲房租)，從我們搬進將府一開始就預示著這個藝術區(qū)命運的不平常，剛剛入住，就面臨著將臺鄉(xiāng)政府和叢旺經貿公司(將府藝術區(qū)的開發(fā)商)的經濟糾紛，因為鄉(xiāng)里一地兩租，我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叢旺經貿公司簽了7年的租賃合同，后來鄉(xiāng)里有了新的開發(fā)計劃，單方面撕毀合同，所以就強制要求藝術家集體搬遷。2007年所有藝術家剛入住，裝修費用也很大，當時感覺都瘋了，后來通過藝術家的正當合法的維權，比如寫簽名信、集體上訪等行動，再加上奧運臨近，和諧社會的需要，所以就暫時保下來了。2009年6月初，將臺鄉(xiāng)農工商總會派城管大隊下發(fā)文件，要求所有藝術家月底集體騰退工作室，說我們這里是違法建筑，之后我們一直在進行維權，呼吁媒體關注此事幫助我們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藝術區(qū)有60余位藝術家入住，加上辦公人員和助手、工人共有一百多人，在北京的各個藝術區(qū)都面臨這種被規(guī)劃拆遷的命運，比如宋莊的李玉蘭狀告農戶事件，2005年索家村強制拆遷事件，索家村后來也是通過藝術家的自身努力和媒體的呼吁，法院三次下發(fā)文件，最后是政府暫時不拆，維持現(xiàn)狀，這件事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畢竟這是“弱勢群體”的歷史性勝利!至今，我們的工作室還在恐慌與危機中，我們相信“團結就是勝利”!6月10日，將府藝術區(qū)的藝術家代表去了北京市朝陽區(qū)信訪辦公室，通過五位藝術家代表向信訪辦公室主任陳述事實和反映藝術家在建設工作室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上金融危機導致收入的停止，即使政府強制拆遷工作室，仍然無處可去的現(xiàn)實，我們要為基本的生存權利去吶喊和呼吁，一個和諧民主的社會應該包容藝術和藝術家。北京的藝術區(qū)大多都是臨時建筑，隨時面臨被拆遷和政府規(guī)劃的命運，這種強制拆遷的消息在我的博客上公布后，每天都有好幾百條的點擊率，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同情，后來，《新京報》與《中國文化報》都客觀地報道了藝術區(qū)面臨被拆遷的命運，并呼吁社會要寬容和支持藝術家，我們不想讓這種恐慌的情緒蔓延，只是想盡力維護一個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7月初藝術區(qū)接到朝陽區(qū)的強拆令，已經有人撤退，有人恐慌，但是仍然堅守!7月8日，我們又去北京市信訪辦上訪，現(xiàn)在形勢仍不明朗。
從花家地、798、將府的經歷，我感覺來北京的這幾年重新回到了大學時代，這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川美92級的同學有葉強、曹靜萍、楊勁松、周晶、舒昊等在一個將府藝術區(qū)的院子里，從孤獨、恐懼到現(xiàn)在的離不開這個現(xiàn)實。798工作室的集體烏托邦，經歷了從“垃圾場”到“夢工廠”的變化，市場讓798成為了“旅游勝地”和“文化動物園”。798廠也由早年的電子廠改為了藝術園區(qū)，因為價格的猛漲，我們被迫轉移到將府藝術區(qū)，經歷著從地理空間到心理空間的改變，也許是全球化市場的必然?人們在面對現(xiàn)實生活中更加的虛擬化、游戲化，全球化市場的概念正在摧毀我們的“鄉(xiāng)愁”，這種工作室的變遷，正好也對應了中國當代藝術空間的變遷，我認為這十年中國當代藝術最大的變化是藝術空間的變化，硬件變好了，但是整體上來說，究竟這十年藝術本體有什么樣的進步還真的很難說?這是需要時間來考驗的，當金融危機的泡沫退去之時，真正的藝術家具有實驗性的工作就顯得極其重要，我們已然是這片繁忙的工地中遷徙的候鳥，工作室的變遷如“螞蟻搬家”，藝術家工作空間的改變，會帶來壓力也會帶來機遇，尤其當經濟危機深不見底時，每天的房租、水電、人力都意味著這是一種全新的考驗和賭博。只有在奔跑中，我才能忘記恐懼感。原來空間和時間的改變，把不可能變成可能，也充滿未知，就像球場上的球，一開出就風云突變……
藝術家關于工作室的維權行為，也成為當代藝術家和社會體制的參與和對話，由早期圓明園的藝術家在政治高壓下被驅趕，到今天藝術園區(qū)的發(fā)展，藝術家與政府之間的談判和對話，這也是當代藝術真正參與當代中國社會進程的基本工作，藝術家與房東、開發(fā)商、政府變成了一種奇特的關系，“創(chuàng)意產業(yè)”是一個很不靠譜的說法。把藝術家引向“大芬村”和“潘家園”的路子，這很符合教育產業(yè)化之類的殺雞取卵的做法，產業(yè)倒是做大了，藝術卻不見了。市場瘋狂的時候，藝術加工廠的批量生產，經濟危機帶來了冷靜，藝術的從業(yè)者不需要那么多，藝術是需要一生的付出和投入，當藝術成為發(fā)財致富的工具時，什么都變成了生意，這是對藝術的最大諷刺。最近有傳聞，北京的漂泊藝術家一家三口自殺事件，令人痛心不已，也有藝術家不忍房租和生活的壓力，大面積拆退，當代藝術需要繼續(xù)實驗，完成從藝術家到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轉換!在政治社會的沖突中，用藝術去開啟自由的道路，不只是在藝術本體的建構，更應該去喚醒沉睡的公民意識，去展現(xiàn)政治和審美的雙重維度，用藝術去維護我們的自由和尊嚴。
2009年年末正陽藝術、008藝術區(qū)的流血沖突說明了商業(yè)和威權的威力有多么的強大，今天藝術家的生存狀況要比圓明原和東村時驅逐藝術家要嚴峻很多，今天有的藝術家有了一點錢了，可以說一些看似永遠正確的廢話，什么創(chuàng)意產業(yè)?什么文化產業(yè)?全是扯淡!我們要記住今天我們是被巨大的商業(yè)利益所驅趕!藝術家在這個時代依然是沒有尊嚴的，這是我們必須承受的心靈之痛，這是我們的成長代價!我們必須表達在現(xiàn)場的獨立姿態(tài)，藝術家不要老有先知先覺的幻覺，面對現(xiàn)實時往往我們什么都不是，我們首先是一個獨立的個人，要勇敢的站出來幫助需要幫助的藝術家和藝術區(qū)，我們需要實際的行動來參與去改變現(xiàn)實，哪怕一點點?我們做到了不拋棄，不放棄。我們一直在堅守陣地! 我們要具體行動團結起來展開自救，合法的維權。我們在實施“白日夢”計劃時，每一個參與者的激情與認真都是一種見證，我們在困難時期的團結和勇敢，讓我們忘記了天寒地凍的寒冷，尤其日本人藝術家?guī)r間賢的孩子巖間萌、巖間亮和張曉歌的女兒于恩貝貝的參與，孩子們也被現(xiàn)場的情緒所打動，顯得虔誠和認真，真是患難見真情!
似乎理論上講藝術區(qū)的拆遷是可以創(chuàng)造新的經濟價值，但是在黑心開發(fā)商斷水、斷電、斷暖氣的殘酷環(huán)境下非法暴力拆遷，這還有什么理論可以講?天里良心何在?正義公正的法律何在?藝術家成為了真正的弱勢群體，有誰來幫助這些被驅逐藝術家?藝術家的究竟空間在哪兒?
張小濤2010年2月27日
【編輯：小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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