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浪漫主義的激進鋒芒

透納“一不小心”畫了一幅《臺風將至，奴隸販子把死者和垂死者拋入海中》（1840年）

維也納阿爾貝蒂娜博物館（Albertina）舉辦的展覽“浪漫主義的諸世界”展覽現(xiàn)場和作品

大河尋源，浪漫主義的精神初衷是反抗理性的束縛，也反抗強權的壓迫。認真梳理和思考中國當代藝術發(fā)展的歷程，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當歷經語言轉換、市場狂歡之后，當代藝術在哲學與政治學維度上的精神疲軟表現(xiàn)在面對美學與正義關系的冷漠與犬儒。在當代藝術中，浪漫主義精神是否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浪漫主義藝術運動發(fā)生在200多年前的歐洲。今年初在維也納阿爾貝蒂娜博物館（Albertina）舉辦的展覽“浪漫主義的諸世界”（Worlds of Romanticism）以170件版畫、油畫、素描和草圖較完整地呈現(xiàn)了浪漫主義的多種面向，尤其是通過浪漫主義在歌德時期的德國與奧地利的兩條不同發(fā)展線索，回顧了浪漫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藝術精神。大河尋源，浪漫主義的精神初衷是反抗理性的束縛，也反抗強權的壓迫。在今天，重新思考浪漫主義藝術的哲學與政治維度，仍然有其現(xiàn)實意義。

那么，在當代藝術中，浪漫主義精神是否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前不久讀到阿蘭·巴丟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當代藝術的重大問題是怎樣避免做一個浪漫主義者》。文章開頭就說，“我認為，當代藝術的重大問題是怎樣才能避免做一個浪漫主義者。這個問題很重要，談起來也很難。更準確地說，問題是怎么樣才能避免做一個形式主義的浪漫主義者。”文章論述的基礎是把浪漫主義和形式主義放到一起，然后提出了十五個命題來回答“怎樣不做一個形式主義的浪漫主義者”。在此我無意對該文的觀點作出評述，我只是關注到其中的三個論述：第一，“對新形式的迷戀……實際上并不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立場……我們有必要看到對新的形式完完全全地迷戀并不真是對真實世界的批判立場。”這是一個有真實意義的論題；第二，今天的藝術創(chuàng)造應該提出一種新的普遍性，以反抗金錢和權力的強制普遍性；第三，今天的藝術創(chuàng)造是人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的問題，藝術本身就帶有政治性，今天藝術創(chuàng)造的政治性就在于向每個人證明完全有可能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可能性。

雖然我不同意對“浪漫主義”這個概念作如此隨意的、頗有污名化嫌疑的使用，但是我承認這三個具體論述是有現(xiàn)實意義及針對性的。作為西方著名的左翼思想家，阿蘭·巴丟一直強調哲學的四個維度是“叛逆，邏輯，普遍性和冒險”，其中的每一個維度都與我們時代思考的中心問題息息相關。因此他確信“世界比哲學所認為的還需要哲學”，世界要求已經患病的哲學“站起來，走！”叛逆的思想、堅定的信念、行動的決斷，難道這不也是當代藝術最需要的維度嗎？其實，完全可以仿效巴丟的口吻說：“世界比藝術所認為的還需要藝術”，世界要求已經患病的藝術“站起來，走！”——這種精神維度難道真的與激進的、真正的浪漫主義無緣嗎？在哲學、政治學與美學之間，激進的浪漫主義作為一種強有力的精神紐帶而存在；在我看來，巴丟論當代藝術的上述題目應該改寫為“當代藝術的重大問題是怎樣避免做一個奴性的浪漫主義者”。

認真梳理和思考中國當代藝術發(fā)展的歷程，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當歷經語言轉換、市場狂歡之后，當代藝術在哲學與政治學維度上的精神疲軟表現(xiàn)在面對美學與正義關系的冷漠與犬儒。赫爾岑曾經對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有過這樣的描述：“從前有過一陣，尖利的、靈敏的觀眾能夠巧妙地敏感地理解任何一種政治暗示，任何一種勇敢的思想；這是貝朗瑞的詩歌以及庫里哀爾的諷刺文章的時代；今天公眾對觀念、對‘言論’已經冷淡了；不僅如此，就在王政復辟時期也著實發(fā)過一通不平之鳴，可是現(xiàn)在我們都變成保守派了，害怕過分去攀連政治。”這能否給今天的藝術家?guī)硇┪⒌挠|動呢？在偽裝的、奴性的浪漫主義被戳穿、被拋棄之后，真正的、激進的浪漫主義卻魂魄渺渺、無處立足。藝術評論家朱其毫不猶豫地把浪漫主義與“美學正義”聯(lián)系起來，他認為從法國大革命后席里柯的浪漫主義和大衛(wèi)的新古典主義，到德國的歌德、英國的拜倫、雪萊等人的浪漫主義詩歌，藝術與政治就發(fā)生了緊密的關系，代表一種民主主義的美學政治、一種在語言美學中內含了自由主義的思想結構和精神訴求，以及一種 “個人性”的立場。我認為在今天討論中國當代藝術問題的時候，這一條浪漫主義精神源流是不應被遺忘和被嘲笑的。

把浪漫主義與激進和當代藝術連結在一起，其背后的思想光譜是自由主義左翼，對此我們不必諱言。自由左翼的政治在某種意義上很接近薩義德對政治的那種理解——實現(xiàn)愿望的政治、承認的政治、改善人的處境的政治、解放的政治。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中，當代藝術可以從一種精神維度上重申浪漫主義的激進審美理想以及批判鋒芒。在這過程中伴隨著浪漫的、美學的和藝術的沖動，讓斗爭從中獲得自己的靈感和審美氣質。按照意大利藝術史家里奧奈羅·文杜里的說法，19世紀的法國藝術分擔了道德與政治的任務，因而吸引了政治家們的關心，同時也保證了藝術的生命力。這時期的不少藝術家直接卷入到公共事務中去，例如平版印刷術與報紙傳媒的發(fā)展推動藝術面向公眾和社會問題。戈雅的版畫、布萊克的插圖、杜米埃的版畫和報紙上的漫畫，時代在畫廊之外提供了藝術作用于社會的更有現(xiàn)實力量的途徑。其實，只要稍微把目光投向社會，哪怕僅僅是從身邊的社會新聞或一件歷史事件中選取題材，作品的政治性價值和意義就已產生。像英國的透納這樣的風景畫家，一不小心畫了一幅《臺風將至，奴隸販子把死者和垂死者拋入海中》（1840年作），根據1783年的真實事件而作。這件作品展出后，直接推動了在倫敦召開的英國等的反奴役運動第一次大會。在政治高壓下的文化氛圍中，有暗示作用的圖像是一把鋒利的小刀，在人們的視覺記憶中悄悄地劃開了一條危險的裂痕。假如在一幅靜物畫中有浴缸、垂地的床單、鵝毛筆、寫字柜、墨水瓶和紙條，被列為禁忌的法國大革命的形象難道還不呼之欲出嗎？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浪漫主義的革命者形象起碼在意大利風格的共濟會革命秘密社團中就已有呈現(xiàn)，到了1830－1848年，街壘、民眾、新興而且鋌而走險的無產者為這幅圖像增添了新的因素。在19世紀上半期，激進的左翼藝術終于在浪漫主義中找到它的光環(huán)與象征，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領導人民》在1831年5月1日在巴黎展出時，引起了社會的熱烈反響，德國著名詩人海涅還專門寫下了贊美的詩歌。當然也引起了“反對丑陋理想”、“反對唯物主義”的喧囂，年輕的評論家古斯塔夫·普朗什卻致以歡呼，認為德拉克洛瓦“擔負著特殊的嚴峻的使命，呼喚著社會的重建與制度的更新”。毫無疑問，富有自我意識和戰(zhàn)斗性傾向的浪漫主義與自由、正義事業(yè)的內在聯(lián)系是19世紀思想中的重要主題，但是在日后，浪漫主義與烏托邦被一視同仁地視作19世紀應該被嘲弄的主題。關于浪漫主義與政治的關系，德國學者卡爾·斯密特的《政治的浪漫派》（世紀出版集團，2004，原著出版于1919年）作出了極其深刻的分析，他把對浪漫派與19世紀宏大的歷史結構聯(lián)系起來看待，并且期許在達到更有意義的深度中提出批判性的思路。對于當代藝術發(fā)展不無啟示的是，浪漫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反感與其說是政治上的，不如說是審美上的——那種平庸而邪惡的官僚和市儈的資產者的反感。

回到中國當代藝術的前世今生。阿雷斯·艾爾札維克認為，在1970年代初至80年代晚期的蘇聯(lián)、東歐、中國、古巴等地區(qū)，政治對藝術的影響已經改變，藝術革命陸續(xù)發(fā)生；這些不同國家的藝術樣式、風格中由于傳統(tǒng)和民族的因素各有顯著差異性，同時也有暗合與呼應的情境。例如中歐與巴爾干半島的“國家寫實主義”、“第二波現(xiàn)代主義”和“解構的后社會主義政治藝術”與中國“85新潮”前后的發(fā)展正有某種相似之處，尤其是波普藝術中對各種政治符號的挪用、拼貼，以反諷的語意策略表達了對政治的關注和距離感。然而，消費主義與新威權主義的浪潮很快把一切席卷而去，各種主義、姿態(tài)競相出場的平庸的多元化中，唯獨失去的是飽蘸著“血色黃昏”的美學正義，當然也失去了激進的、批判的浪漫主義蹤影。

現(xiàn)在我還無法描繪激進的浪漫主義如何在當代藝術中復蘇的情景，我只是想起臺灣左翼現(xiàn)實主義畫家吳耀忠（1937-1987年），臺灣戰(zhàn)后現(xiàn)實主義繪畫的代表人物。他在藝術上師承寫實主義大家李梅樹， 1968年因“民主臺灣聯(lián)盟”獲刑，至1975年出獄。他創(chuàng)作的《山路》（油畫，1984）表現(xiàn)出把現(xiàn)實主義寫實藝術與激進浪漫主義精神相結合的努力。畫面中一名無頭的白衣男子正邁步向前，右手提的布包里顯然是他自己的頭顱，血腥而決絕，他對革命的看法赤裸裸地呈現(xiàn)在畫布上。吳耀忠在這條“山路”上所追求的，就是激進浪漫主義的力圖實現(xiàn)的美學正義。研究德國浪漫主義的學者薩弗蘭斯基說，浪漫主義的強力復蘇是1968年大學生運動的結果，他認為作為一個時代的浪漫主義已經過去，但作為精神姿態(tài)的浪漫得以留存；因此，“我們不能失去浪漫主義，因為政治理性和現(xiàn)實意識太少關注生命。浪漫主義是剩余價值，是美麗的與世隔絕的充盈，是意味深長的豐富。”這也應該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精神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