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林：扮演藝術家的畫廊主

冷林，1965年生于北京，畢業(yè)于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論專業(yè)，獲碩士學位，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2005年創(chuàng)辦北京公社，并同其他四位藝術家組成當代藝術小組“政治純形式辦公室”。2008年加入佩斯并擔任同年創(chuàng)立的佩斯北京畫廊總裁，及佩斯畫廊合伙人。2014年任佩斯香港總裁，負責佩斯亞太地區(qū)運營。
 
從北京公社2004年籌備迄今已經走過十個年頭；自2005年的第一個展覽《現實主義游戲》算起共做過48個展覽；十年間與逾33位（組）藝術家建立了合作，而它代理的青年藝術家多已成為業(yè)界矚目的焦點——十年在即，我們專訪了它的創(chuàng)辦者冷林。 

 
99藝術網：您在90年代就是重要的評論家、策展人，但是2002年從德國回來后卻說自己的機會并不是特別多，當時是怎樣一種狀況？
 
冷林：1997年我去了倫敦，2000年去德國，直到2002年底回國，當時北京已經有了798藝術區(qū)、也有東京畫廊等第一批經營展示當代藝術的機構。在我出國之前，中國當代藝術的發(fā)展還是處于地下、半地下的狀態(tài)，到我2002年回來后就開始逐漸公開化，并且伴隨著很明確的一個朝向市場的發(fā)展趨向。而我在國外生活的兩年時間正好和國內的這個變化過程相錯過，所以當我回來之后，第一感覺并不是特別適應，感到機會也許很多，但似乎沒有我的位置。因為對我而言，我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理解和熟悉度還是停留在九十年代那十年，當時的中國當代藝術還只是在一個很小、很封閉的圈子里存在，當它公開化以后，藝術展覽出現的數量、頻率一下就變得非常高，來自各個行業(yè)背景的人都開始加入到這個游戲中來，參與的人數也越來越多， 各種各樣的藝術家也開始出現、活躍。因此在我剛回國的那一二年，我可能是并不太適應的，需要重新認識和投入到新的變化當中。  
99藝術網：是什么樣的展覽項目來實現你的那些理想？是否這也決定了“北京公社”的調性？
 
冷林：我自己操辦的第一個展覽是2005年的“新現實主義”，這個展覽綜合了我從九十年代就開始思考的一些問題，比如過去的現實主義藝術在今天的變化與發(fā)展，如何展現它與今天的聯系等等。在做這第一個展覽的時候，我過去的職業(yè)理想就浮現了，幾乎沒有考慮到生存的問題。這個展覽做了以后，反響還不錯。我也得到了以前交往的很多朋友的大量幫助，本身這個畫廊的空間是在藝術家的幫助下找到的，我做的第一個展覽也是藝術家以參與或者資助的方式來幫助我，我很感激。其中也有一些以前交往的生意領域的熱心人的幫助，比如展覽的開幕式就是美國諾頓軟件的總裁贊助的；他當時因為一個國際會議來到北京，北京公社當時是個很小的畫廊，但在開幕式的時候他本人也來了，表示鼓勵。另外還有一些個別收藏家用資金來幫助我。我想可能因為我從事這個行業(yè)的時間比較長，所以能夠收到來自方方面面的朋友和同行的幫助，我到現在都非常感激他們。
 
做了第一個展覽以后，大家覺得還不錯，我也受到了鼓舞，加上理想的職業(yè)慣性，又開始了下一步更大的冒險。我做的第二個展覽包括了攝影、錄像、和裝置藝術，第三個項目是我們五名藝術家組成的“政純辦”小組，首展叫“只有一面墻”，這是我們小組當時的第一次亮相。 開幕那天，我們還發(fā)布了一個宣言，當時澳大利亞Artspace的總監(jiān)也來了，第二年就把我們小組請到澳大利亞的Artspace做展覽。這些活動跟商業(yè)都沒有太大關系，但都挺重要的，它們展現了我在過去幾年中的思考。 我在自己的展覽前言或者評論文章中也一直有意識地去編織一些概括性的詞匯或者關鍵詞，然后一步步地通過小展覽的方式讓這些認識更加豐滿，得到呈現的機會。我做的第四個項目是策劃了張大力的個展“第二歷史”，后來這個項目被選入到MoMA展示，并作為丹麥館的項目參加了威尼斯雙年展。
 
這些就是我開始辦畫廊時的狀況，隨之而來的，是我很快就面臨了巨大的壓力，那時很多韓國畫廊或者西方畫廊開始進駐北京，它們規(guī)模巨大，對北京公社的發(fā)展也難免造成一定壓力。所以公社也開始想方設法代理藝術家，而不再將全部精力投放在這種瑣碎的項目上。對一個畫廊而言，藝術家隊伍的建設非常重要，而當畫廊自己的藝術家隊伍建立起來的時候，必然會面臨跟海外畫廊的競爭。 99藝術網：北京公社最初的一些項目藝術家都是大咖，代理的事情是不是跟后來的年輕藝術家關系多一些？
 
冷林：因為我是從九十年代過來的，在八十年代念書期間就寫文章關心現代藝術的發(fā)展，所以我對同輩和上一輩都很熟悉，而他們也在整個中國當代藝術在國際上獲得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被稱為第一輩的藝術家。所以我的畫廊的起點是從這兒開始的。但到2007年以后，我看到了一些新的變化，開始希望能夠吸引到一批年輕的藝術家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我的畫廊里來，當時小劉偉就是最年輕的藝術家，我是他的第一個代理人。開始普遍代理年輕藝術家，則是到我加入佩斯以后，那時我把經營了十幾年的藝術家從北京公社挪到了佩斯北京，作為佩斯的一個基礎，希望這些藝術家能夠在更國際化的環(huán)境中體現價值。而北京公社則開始向更年輕的一代藝術家發(fā)展，到他們中間去尋找文化動力。 這個時期很重要的年輕藝術家就是王光樂，當然我跟他也很早就認識了，只是在北京公社轉型的時候才開始跟他合作。 公社后來又陸陸續(xù)續(xù)做了一些年輕藝術家的群展。當然現在這些藝術家們也不再年輕了，但是永遠會有更年輕的一代出現，需要不斷地解決這個如何往下發(fā)展的問題。  
99藝術網：剛剛結束的宋拓的展覽，還有上一個謝墨凜的展覽，他們的創(chuàng)作已經和劉偉、王光樂有很明顯的不同的美學追求，可能是85后更年輕的一批藝術家在出現，您怎么判斷這部分藝術家？
 
冷林：因為我過去的節(jié)奏是比較慢的，在九十年代那種基本沒有機會的環(huán)境里，我可以做充分的研究和觀察，再去下判斷。 但今天不允許了，一切都發(fā)展太快，必須廣泛、快速地去捕捉，畫廊則要像土壤一樣讓藝術家在里面成長。 所以我現在的速度相對比以前快一些（盡管可能還是比別人慢），也會在一定時候再去做判斷。

 
我曾經做過一個關于抽象的展覽，來集中闡釋“上一代”的一批年輕藝術家，諸如王光樂、胡曉媛、仇曉飛、梁遠葦、謝墨凜、尚一心等。我還是將他們的實踐放在現實主義之后這么一個特定的階段來看待。 至于更年輕一代的藝術家，代表如馬秋莎，她雖然出來比較早，其實也算更年輕的一輩的，趙要、宋拓、陸揚就更加年輕了。我每次跟新的藝術家交流，對自己來說也是在不斷學習、積累經驗；但一切發(fā)展都還是需要時間，我們自己也需要時間去消化、去吸收、去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