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武英殿已絲毫沒有破舊氣象。故宮的大修進入第四階段，開放面積已經(jīng)從2002年的30%擴大到了60%
眼下，故宮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大概就是位于內(nèi)廷西路的武英殿了。“石渠寶笈”特展中最為重要的《清明上河圖》《伯遠帖》《展子虔遊春圖》《馮承素摹蘭亭帖卷》等國寶級古代書畫正在那里展出。如今陳列著國之重寶的武英殿，見證了整個建筑群延綿而曲折的歷史。
“煥五彩之輝煌，作九重之嚴密”。這是明永樂年間文淵閣大學士金幼孜在《皇都大一統(tǒng)賦》中對北京故宮的描述。紫禁城始建于1417(永樂十五年)，歷時四年，于永樂十八年竣工。至今，這座宮殿已經(jīng)存在595年，見證了明清兩代24位帝王的生命歷程。
在“官式古建筑營造技藝(北京故宮)”代表性傳承人”、故宮修繕技藝部原主任李永革看來，在明朝北京皇城開始修建之時，所謂的“官式古建營造技藝”就已經(jīng)發(fā)端。與這一技藝相對的概念是“地方作法”。 “當時，中國南北方頂尖的工匠都聚集到了北京。只是在建造時根據(jù)北方的地理氣候條件作了一定的調(diào)整。因而，說‘官式作法’是‘北方作法’，是不準確的。”他對第一財經(jīng)說。
“辛亥革命以來的最大規(guī)模修繕”
因為游離于游客聚集的中軸線之外，毀壞又尤為嚴重，2002年開始的故宮第三次大修計劃，選擇了武英殿作為試點。
2002年大修開始之初，《三聯(lián)生活周刊》就曾前去探訪故宮，這篇名為《故宮百年大修》的文稿為即將大修的故宮留下了一個剪影。其中，對武英殿的描述是這樣的：“武英殿大門緊閉，無法入殿觀察。但記者看到，木質(zhì)大門朽蝕得十分嚴重，上面的紅漆早已脫落，僅從大門的破損程度看，情況就比慈寧宮要差。”當時，《三聯(lián)生活周刊》的記者還這樣書寫自己的感受：“故宮西路仿佛是一片被忘記的世界，即使沒有故宮大修計劃，這里的整修也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除了古建筑的破舊，西路還存在一些原本不屬于故宮的建筑，與這座皇家宮殿的風格格格不入”。
時隔13年，當?shù)谝回斀?jīng)記者為觀看“《石渠寶笈》特展”再次走進武英殿時，已絲毫沒有破舊氣象。如今的故宮，大修進入第四階段，開放面積已經(jīng)從2002年前的30%擴大到了60%，主要宮殿已經(jīng)不見破碎與污跡，違章建筑更在院長單霽翔的力推之下被拆除干凈。甚至，因為雜草叢生，容易造成瓦片松動，單霽翔要求：所有宮殿屋頂?shù)耐咂荒苡幸桓s草。
按照立項時的規(guī)劃，這次總體修繕計劃應(yīng)于2020年完成，屆時故宮將完成整體修繕，按照單霽翔的估計，開放面積或可達到82%。這一次大修被稱為是“辛亥革命”以來的最大一次故宮修繕工程，時任國務(wù)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在故宮博物院前院長鄭欣淼上任前就與他有過一次談話。當時李嵐清特別指出，鄭欣淼到故宮后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主持故宮大修。包含在這次計劃內(nèi)的大修包括武英殿建筑群、壽康宮、慈寧宮、高大玄殿、太和殿修繕計劃等。
這一次的大修工程，不僅包括對宮殿的維護，還在于對建筑進行研究，更嚴謹?shù)剡€原歷史原貌。“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人們的文保觀念還沒有那么強。也因為經(jīng)濟能力的局限，我們維修有時不那么講究。到了第三次修復(fù)的時候，我們國力也強了，對細節(jié)也更為講究。”李永革說。所以，第三次修復(fù)，也包括對從前修復(fù)工作的糾偏和進一步細化。比如太和殿外檐彩畫，是50年代繪制的，但當時的畫法與古制相違背。修復(fù)者要做的，就是重新查找資料，設(shè)計出符合規(guī)范的圖樣，再繪制到太和殿外檐上。
兩次大修、三代匠人
成就如今這座整潔、簇新的故宮的，遠不止于2002年至2020年這一次大修計劃。建國后，修繕自1950年便開始了。其中，大規(guī)模、規(guī)劃性的修復(fù)曾有兩次，其一為1949年之后的一項5年計劃，其二為1973年之后那場持續(xù)7年的大修。1973年之后那次維持7年的大修為李先念提出。2002年之前，人們進入故宮看到的樣貌便大致是那次修復(fù)之后的狀態(tài)。
“第一次大修主要圍繞著應(yīng)急搶修和環(huán)境治理的工作。”李永革告訴本報記者。辛亥革命之后直到1949年，故宮被拋入革命與戰(zhàn)爭的紛亂中，沒有得到妥善維護。“當時的故宮雜草叢生、垃圾遍地，很多房子都已糟朽，瀕臨倒塌。”李永革說。“從故宮清理出的垃圾，如果修一條2米寬、1米高的路，可以從北京修到天津。”這是導(dǎo)游們用以形容當時故宮臟亂程度的一句話。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故宮博物院請來了民間工匠，大修故宮。其中包括在古建八大作“瓦木土石扎、油漆彩畫糊”中各懷絕技的10位工匠，后來他們被稱為“故宮十老”。隨同這些頂尖師傅們共同進入故宮的還有他們的徒弟。在這為時5年的修繕中，師傅的技藝也傳給了徒弟。但有些工匠因生計所迫，在冬天就會回家，找其他的工作，來年就不再回到故宮。“當時的副院長單士元為他們中的一些人解決了工作問題，這些人也就被留在了故宮。”李永革說。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晉宏逵認為，當年留住這些老匠人對故宮而言意義重大：“這又是單士元先生對故宮所作的貢獻之一。”
第二次大修始于1973年，國家第一筆撥款就有1400萬元。故宮為此增加了300人的編制，向社會招募工匠。此時，帶領(lǐng)這批新人的就是當年那些被留在故宮的老匠人和他們的弟子。1975年，從部隊復(fù)員的李永革也在這批招工中進了故宮，時年19歲。這次規(guī)模浩大的修繕，主要是對前三殿、后三宮和東西六宮進行修復(fù)。“‘文革’中，故宮修復(fù)停滯了一段時間。古建筑就是怕長草、漏雨，幾年不修，房子又不行了。這段時間要做一些搶修工作，但是范圍比第一次大修擴大了。同時，故宮的開放面積也更大了。”李永革說。
故宮向社會招聘的300名工人，“進宮”后，他們跟著趙崇茂、戴季秋師傅，相繼參加了午門正樓、崇樓、東西燕翅樓、太和門東西朝房，鐘粹宮、景仁宮、齋宮、奉先殿、皇極殿、暢音閣、閱是樓、遂初堂、慶壽堂、養(yǎng)心殿、慈寧花園、東南角樓等施工工程。此時，那些當年跟著“十老”進入故宮的工匠也已經(jīng)淬煉出了真功夫，在那一次大修時，他們干得風生水起，在第二次大修中挑起了大梁。李永革將這些師傅稱為“修故宮的第二代工匠”，是李永革的師傅輩。而李永革他們這一撥工匠在解放后的整個修繕技藝的傳承譜系中便成了“第三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