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道明2015秋季藝術(shù)品拍賣會將于12月14日于日航飯店舉行，屆時歡迎各方同好蒞臨參觀。今擇其中沈怡先生舊藏張大千書畫作品兩幅，請各界藏家品鑒。
此兩幅張大千作品：臨黃鶴山樵《夏山高隱圖》、《八德池圖》分別作于張大千繪畫藝術(shù)生涯的兩個重要階段：仿古的巔峰時期1947-1949年，張大千因眼疾潑墨變法的過渡時期1961-1963年，這兩幅作品也恰恰代表了這兩個重要時期，張大千先生的繪藝成就亦可從中覷得一二。
張大千 仿黃鶴山樵《夏山高隱圖》 158x71 cm 設(shè)色紙本 立軸
是幅《夏山高隱圖》為張大千作于成都西郊之稅牛庵中（稅牛庵為張大千在國內(nèi)置辦的第一處房產(chǎn)，也是他與徐雯波的婚房），為臨黃鶴山樵《夏山高隱》本（原作現(xiàn)藏于故宮繪畫館）。據(jù)此，本幅所作時間應在1947年-1949年間。原跡王蒙《夏山高隱圖》于民國初年，由著名文物鑒賞家、京劇藝術(shù)家韓慎先于琉璃廠購得，以為鎮(zhèn)宅之寶，并自號夏山樓主（據(jù)載，張大千曾借臨數(shù)過）。
清李佐賢《書畫鑒影》載：“王蒙《夏山高隱圖》軸，絹本，高六尺五寸，寬二尺八寸，微著色，兼工帶寫。下段右方林屋中，高士據(jù)床而坐，旁一童捧盤，庭前一童調(diào)鶴，左方室內(nèi)外各一人，中間林蔭繁薈，流泉下注。兩山缺處一人捧敕前來，當系使臣征召高士者。中斷兩山間，三露梵宇，一露茆屋，大壑奔泉，瀠洄曲折。上段高山峻嶺，瀑布孤懸。”大千此臨，構(gòu)圖基本相若，位置變化差異甚微，人物形態(tài)及建筑錯落相似，底溪泉入河道處增繪水面數(shù)分，使畫面更顯完整。與原跡比較，張大千在整幅圖中山石的渲染，筆墨的疏密濃淡，光影之明暗對比，設(shè)色之濃艷靚麗等方面無不切入自己的主觀強調(diào)，多體現(xiàn)張大千自己的筆墨習性，開創(chuàng)出另一種的王蒙風韻，相比之下，原跡內(nèi)在的渾樸蘊籍和厚重的筆意大為遜色了。
大千先生“血戰(zhàn)古人”，從清初四僧上溯宋元，王蒙即其中歲追摹前賢過程中重要目標之一，蓋以王黃鶴“法門最為廣大”，打通這個集大成的關(guān)隘，則有助直窺宋人筆墨堂奧。從先生傳世臨古畫跡中，王蒙應屬其筆下臨仿最多的對象，其用功之勤，不僅尋覓原跡，以收歸“大風堂”為鵠的，即使未遂所愿，也借得而再三臨摹，本幅自不例外，粗考，張大千繪本《夏山高隱圖》已有四，其一：丁亥二月夏山樓巡歸背臨一過（見香港佳士得2008年春拍第994號拍品）；其二：《王蒙研究》（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年7月）P270，第十四條載：“臨黃鶴山樵《夏山高隱圖》。丁亥四月，居士臨此巨作，題贈李秋君女士。”其三：見《中國畫技法史研究叢書·王蒙》P54，圖72（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年12月）此幅落王蒙原款；其四應即為本幅。更有多者，亟待補充。如此四臨，可見大千之醉心王蒙，一再的臨摹，使他已深得王蒙精髓。“在王蒙之后六百年，沒有一位畫家能比他更積極徹底地了解王蒙。”“事實上，在元代畫家中，最適合大干先生性向的是王蒙，他最喜好的是王蒙，收藏最富的是王蒙，功夫下得最深的是王蒙，得益最多的也是王蒙。”--《王蒙研究》。
1947年5月大千先生在上海舉行近作展中有臨黃鶴山樵作品四幅：《林泉清集》、《夏山隱居》、《夏日山居》、《夏山高隱》，其目錄七十九號之《夏山高隱》因目錄欠圖版及相關(guān)資料，未能確認為孰本。
據(jù)沈怡先生家屬回憶，此幅應為沈怡先生在泰國期間所得；又據(jù)《關(guān)德懋先生訪問記錄》（九州出版社,2012.03,P88）載：1953年關(guān)德懋受鄭介民（時任“國家安全局長”）托，赴泰國公干，攜張大千、溥儒畫作各一幅由臺至曼谷，贈與泰國巨商王鳳翙，繼而王將張大千畫轉(zhuǎn)贈沈怡。（沈怡時任遠東防洪局局長，與關(guān)德懋為同濟大學時同學，亦同時留德。），如是此幅，則本件作品至今已由沈怡先生珍藏逾一甲子之久，今釋出可謂難得，縱158cm，橫71cm的巨幅尺寸也為市場少有出現(xiàn)。
張大千 《八德池圖》 159x84.5 cm 設(shè)色紙本 立軸
另幅《八德池圖》所寫乃巴西摩詰山園內(nèi)八德池景。1953年張大千購入巴西圣保羅附近總面積14.52萬平方米的園林，大興土木建成了一座中國庭園格局的優(yōu)美園林，以寄托思念故土之情，取名八德園（初叫摩詰山園，以紀念唐代詩人兼畫家王維），1961年秋，先生覺八德園中有山無水，不夠雅致，遂耗巨資請人在八德園中開一占地很大的水池（挖出的泥土用來堆置假山），布局全由其親自設(shè)計，取佛家八功德水之意，將池命名為“八功德池”。
大千先生建構(gòu)八德園的工程浩大，歷時數(shù)載。概貌雖成，修橋搭亭，栽種各種花木的修飾完善，待漸次進行，故園貌陸續(xù)改變，這影響了畫家在構(gòu)圖選角及攝入畫面的景觀，如本幅采俯視角度描繪之法，池中已顯開闊，應已初步完工，綿延松柏林木橫貫于池中；極遠處林中可見屋舍錯落；近處兩株蓊郁蒼松突顯于前，一高士泊淡寧靜，煢立于松下，高士眉目清秀，雙眼斜挑，高額短須，造型上溯魏晉，顯有曹吳風尚，衣著間盡顯高士不凡之氣度。既打破了畫面的凝滯，使其不致有擁塞之感，又加深了畫面的幽深，主題人物更顯突出，亦或為大千先生寄情于藝，抒己之思鄉(xiāng)思友之緒。
張大千在畫中一反其傳統(tǒng)細筆山水畫法，大膽運用近乎粗野的線條畫風在細致中彰顯遒勁的力度，以水墨、積染和潑染為主，在寫筆與潑墨的碰撞中求得交融貫通，同時又兼顧設(shè)色的清逸，筆墨技法的高妙，頗得大滌子用筆縱肆，墨法淋漓之真諦。大千也由此跨出了突破傳統(tǒng)規(guī)范的第一步，奠定了晚年潑墨山水的底蘊，而此圖或可看出一些端倪。
壬寅八月，張大千應臺灣歷史博物館之邀，由巴西飛赴臺北，在該館舉行《張大千畫展》，展出近作百余幅，內(nèi)中多幅系潑墨潑彩寫成，這些筆墨淋漓，畫法新穎的作品，令臺灣藝壇人士大為震驚。在臺期間，大千曾多次與時任“監(jiān)察院院長”的于右任、“總統(tǒng)府秘書長”張群、“交通部部長”沈怡等老友會晤，此幅即為是年10月，張大千由臺轉(zhuǎn)道日本再回到巴西后所作寄與沈怡。
此兩幅張大千作品均系沈怡舊藏。
蔣介石和沈怡 1968年
沈怡（1901-1980），原名景清，字君怡，浙江嘉興人。父沈秉鈞，是《辭源》和首部《新字典》的編纂者之一。沈怡先生早年于上海同濟大學修土木工程系，后留學德國德累斯頓工業(yè)大學，獲水利工程博士學位；1926年回國后歷任上海市工務局長、上海市中心區(qū)域建設(shè)委員會主席、導淮委員會委員、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國防設(shè)計委員會委員等職。1938年任資源委員會主任秘書兼工業(yè)處長，1942年任甘肅水利林牧公司總經(jīng)理，1945年任交通部次長，1946年11月至1948年12月任南京特別市市長。1949年4月受聘為聯(lián)合國亞洲暨遠東經(jīng)濟委員會防洪局局長，發(fā)起并實施了湄公河工程。1960年5月，回到臺灣，任臺灣“交通部”部長，1968年調(diào)職為“總統(tǒng)府”國策顧問，旋又改任臺灣駐巴西共和國“大使”，未久任即離臺僑居美國，晚年致力于學術(shù)教育及著作，有《市政工程概論》、《黃河年表》、《黃河問題討論集》等書，1980年9月在美病逝。
沈怡夫人應懿凝向張大千行拜師禮后合影，1951年，香港
沈怡夫婦銀婚紀念（左三、左二），張群夫婦（右一、左一），胡適（右二）于宴會合影，1953年，臺灣
值得一提的是沈怡先生有三個姐妹，大姐沈性真，字亦云，嫁給了蔣介石的朋友和顧問黃郛；二姐沈性仁，嫁給社會學家陶孟和，陶后來在北京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直至1959年去世；妹沈性元，嫁給一度擔任資源委員會副秘書長并且是翁文灝主要副手的錢昌照。沈氏應懿凝，浙江永康人，名門望族（祖父應寶時，字敏齋，道光舉人，官至江蘇按察使，署布政使。初入曾國藩幕，后與李鴻章友善）。1951年經(jīng)易君左推薦，于香港拜入大風堂門下；沈、應結(jié)婚時，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譚延闿、時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的胡適和李瀛煜、吳震修都位證婚人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