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老言 策劃：黃頌豪
2011年廣州美術學院本科畢業(yè)創(chuàng)作展上，學生劉璐潔展出了35具流產(chǎn)后未發(fā)育成熟的人體胚胎標本，當場有人熱議并爭論，并馬上引起新聞界關注，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贊成者包括指導學生創(chuàng)作的老師，認為只要胚胎來源合法，可以作為創(chuàng)作素材嵌進作品中 。反對者大致有兩方面意見，一是從專業(yè)角度評價，認為所謂藝術，不管如何，還是必須包含某種“制作”成分，“現(xiàn)成品”挪移過來，以“裝置”名義推到觀眾面前，對美術專業(yè)的技術性質會構成威脅，有取消藝術作一門“手藝”之專業(yè)的嫌疑。二是從倫理評判，認為作品有違人倫道德。
第一種意見由來已久，持續(xù)了將近一個世紀。1917年，先鋒藝術家杜尚把一只現(xiàn)成的小便池作為他的作品送進展廳，并起名為“泉”。此舉馬上引起至今都沒有平息的爭論，焦點一直集中在對藝術的定義上。人們發(fā)現(xiàn)，杜尚用一種極端的方式，把藝術定義的曖昧與猶豫給揭示了出來。
1964年，美國波普藝術家安迪·沃霍爾把三只“布里洛”產(chǎn)品的包裝紙盒子堆疊在一起，作為其作品送進展廳，起名叫“布里洛的盒子”。此舉同樣引起極大非議。在美國藝術批評家丹托看來，這件事標志著“現(xiàn)代主義藝術的死亡”，從此以后，我們將進入“后藝術”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人們不再爭論“什么是藝術”，而是爭論現(xiàn)成品與藝術品的區(qū)別在那里，為什么、以及在什么條件下，由什么人出手，可以把毫無價值的現(xiàn)成品變成價格昂貴的藝術品。
也就是說，丹托試圖回答，為什么由安迪·沃霍爾拿著亂七八糟的什么狗屁箱子就成了藝術，而普通人卻不行。
我想我們不必討論以上爭論的結果，因為沒有結果，人云亦云，各取所需。這兩件事、倒是清楚地表明，除非出于某種現(xiàn)實目的，被命名為“藝術”的當代表達已經(jīng)變得幾乎沒有任何邊界。這一點當然也引發(fā)了藝術教育的長遠危機，使藝術的技巧傳授面臨著日益嚴重的挑戰(zhàn)，而藝術的觀念教育，因為手段多變，更因為顛覆成為藝術界的日常的“意識形態(tài)”，所以也常常落空，使藝術無法傳授。
不過，拋開上述沒有結果的爭論，支撐當代藝術之價值的，倒是蘊含其間的一種“社會性”，并因其所用材料的直接，比如像這一次，用流產(chǎn)后的人體胚胎，所以引發(fā)重大反響，而突顯其獨有的意義。
這一類作品，有時覺得頗像傳媒中的“扒糞新聞”，以揭露為目的，或可稱之為藝術“扒糞”。從這一點來看，我以為要給劉璐潔的作品以正面評價：她通過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表達了對女性身體的傷害，這一傷害，在世界范圍內，可能是最為驚人而又長期被掩蓋起來的。
在我看來，沒有什么比這更能傷害女性的身體了，而流產(chǎn)只是傷害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恰當結果而已。我馬上想起的與之有關的新聞是“邵氏棄兒”，其中的驚心動魄，足以讓世人的想象力枯萎。
問題在于倫理。放肆的藝術表達究竟是否應該把握一條倫理底線，一旦觸犯這底線，作品本身的問題是否還屬于藝術范疇？
若干年前，年輕藝術家朱昱展出了他的作品“吃嬰”，藝術家真的在現(xiàn)場像吃西餐那樣去肢解一具死嬰。作品馬上引起各方非議。后來英國BBC介紹這一作品，在播出之前先行發(fā)表了一份聲明，表明電視臺反對這樣的一種生理化的“冷酷”表達，只是出于“藝術自由”的理念，才予以傳播?，F(xiàn)在看來，反對“吃嬰”的倫理理由還是比較充分的，可能作品涉及棄嬰這一類社會現(xiàn)象，但現(xiàn)場感的確過于可怕、丑惡甚至冷漠，令人無法為之辯護，致使“藝術自由”也變得蒼白。
我注意到劉璐潔在回答記者時的辯護，她并不認為這些胚胎“丑惡”，相反，她認為，作為生命的一種遺存，本身具有美的性質。她強調說，對于展出的胚胎，已經(jīng)從審美角度做了甄別與選擇，所展出的胚胎是“完整”的，無懈可擊。
這一辯護沒有普遍性，但因為審美本身就沒有普遍性，代際之間的趣味差異極大，有時甚至會水火不相容，除非把審美變成大一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否則只能聽之任之，彼此寬容。
從這一點看，作者的辯護還是可以成立的。至于在涉及生命隱私方面，劉璐潔強調說，她是用合法的方式取得胚胎的，只是，出于某種不便言明的原因，她不愿披露這“合法”方式的具體內容。
問題的復雜性就在這里了，因為胚胎是流產(chǎn)的結果，從宗教角度看，每一個胚胎都是一個已經(jīng)成形的完整生命體，與其“父母”相關，展出這樣的生命體，究竟是否符合生命倫理的規(guī)范，公眾與社會肯定有不同、甚至對立的看法。又因為生命倫理與每一個體密切相關，是生命教育的基礎，并不能因為看法不同而忽略不計，所以對劉璐潔作品的分歧就無法模糊處理。
這就帶來了一個悖論：遵從生命倫理原則，人體胚胎不應展出；遵從藝術自由原則，尤其聯(lián)想到作品所針對的社會問題的嚴重性與普遍性，作品又應該展出。兩者之間如何協(xié)調，能否統(tǒng)一，似乎難以有終極的結論。
末了，我想起一些參與報道汶川大地震的從事新聞攝影的媒體朋友，他們告訴我，當親臨災難現(xiàn)場，目睹人類悲劇的慘狀后，自發(fā)地認為，某種過于殘酷的現(xiàn)場照片不能發(fā)稿，因為要尊重死者，他們不愿意把自己不幸死去的樣子公之于眾。今年日本大地震，慘狀肯定空前，但日本媒體基本上沒有予以報道。人們在驚嘆日本民族的冷靜與秩序之外，對日本媒體的這一整體表現(xiàn)，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說明生命倫理的重要性與脆弱性，很多時候甚至比藝術自由更需要仔細維護。
所以，至少我希望年輕的藝術家在進行極端的藝術表達時，能夠多少對媒體的這一現(xiàn)象有所考慮，因為倫理問題絕非兒戲，尤其是生命倫理，關乎人類價值的根本。
【編輯：霍春?！?/s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