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a Schor, “Bear Triptych (Part I)” (November 1972), gouache on Arches paper, 22 x 30 inches (all images courtesy Lyles & King)
人們很容易在米拉·舒爾（Mira Schor，b. 1950）的作品中，看到亨利·盧梭作品的影子。但是，在當前的時代，有了舒爾，誰又需要盧梭呢？萊爾斯&金畫廊（Lyles & King）當前的展覽“加州繪畫：1971—1973”，展示了舒爾飽含原始風情，又具有相當神秘感的作品。正如展覽名稱提示的那樣，參展作品皆作于1971—1973年，舒爾在加州藝術(shù)學院求學期間。
舒爾出生于紐約，并在紐約大學取得了藝術(shù)史專業(yè)的本科學位。之后，她來到加州藝術(shù)學院攻讀藝術(shù)碩士學位，并參加了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和米里亞姆·夏皮羅（Miriam Shapiro）著名的女性主義藝術(shù)項目“女性之屋”（Woman house）。從展出的作品中，觀眾也可以看出舒爾對女性生存的關(guān)注。
Mira Schor, “Bear Triptych (Part II)” (December 1972), gouache on Arches paper, 30 x 22 inches
展覽最引人入勝的，是一系列被畫家本人稱作“故事畫”（Story Paintings）的油畫作品。作品表現(xiàn)了原始而熱烈的熱帶環(huán)境，而裸體的女性和生存其中的野獸不斷周旋。其中，一頭熊反復(fù)出現(xiàn)，它和裸女或是處于親密的關(guān)系中，或是剛剛進行過一場搏斗。熊是男性的象征，還是整個世界的隱喻？
舒爾對加州動植物環(huán)境的迷戀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也來自她在普羅文斯敦（Provincetown）度過的許多個夏天。在《Brooklyn Rail》雜志的采訪中，舒爾曾表示，她信奉萬物有靈論。這也是為什么，植物、動物、人，在她的作品中，都富有那么欲滴的生命力。
Mira Schor, “Bear Triptych (Part III)” (March 1973), gouache on Arches paper, 22 x 30 inches
困囿于家庭生活之中，女性很少展現(xiàn)出在荒野中生存的一面。與受控和被動的家庭環(huán)境相反，荒野生存意味著無序、不羈和出其不意的經(jīng)歷。
在文學作品中，作家們常常將野生動物與女性聯(lián)系在一起，以此來展示女性的瘋狂、歇斯底里和時常散發(fā)的陌生感。當《簡·愛》中的瘋女人伯莎·梅森（男主人公羅切斯特的第一任妻子）第一次出現(xiàn)時，小說做出了如下描述：“這是什么？是野獸還是人？第一眼難以辨認。它似乎匍匐著，四肢著地；它又抓又叫，像某種奇怪的野獸；可它全身穿著衣服，一頭烏黑的、灰白的、像鬃毛一樣狂野的頭發(fā)遮住了頭和臉。”同樣，在夏洛特·帕金斯·吉爾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的標志性短篇小說《黃色墻紙》中，主人公常常像動物一樣爬行。這些女性是出現(xiàn)了心理或生理上的偏差才會有相關(guān)的行為，也正因如此，她們被排除在了父權(quán)社會之外。
Mira Schor, “Dream” (1972), gouache on paper, 40 x 22 inches
動物和女性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在卡羅爾·J·亞當斯（Carol J. Adams）的書中有了更加詳盡地解釋。在1979年的書籍《食肉的性別政治》（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中，她認為，女性和動物一樣，都經(jīng)歷了物化和碎片化，常常被呈現(xiàn)為被切割的肉塊，并被其他更優(yōu)越的物種消費。有趣的是，女性和動物的組合也滲透到了時尚界。比如，《瑪百莉》（Mulberry）雜志曾展示過卡拉·迪瓦伊（Cara Delevingne）和貓頭鷹的合影，而在《Vogue》雜志上，勞拉·斯通（Lara Stone）和一頭狼相擁而眠。
這種現(xiàn)象可以有多種解釋。一方面，人們把女性和動物都視為未被馴服的物種；另一方面，人們將女性看作動物力量的化身——就像《權(quán)力的游戲》中龍母是飛龍力量的化身、珊莎·史塔克（Sansa Stark）是野狼力量的化身一樣。
Mira Schor，“Car Triptych (Part I)”, （October-November 1972）, gouache on paper, 40 x 22 inches
舒爾的作品將女性和動物之間的關(guān)系力量重新定義了。在這個層面上，她對女性野性的視覺探索，讓人想起拉美超現(xiàn)實主義女藝術(shù)家列奧諾拉·卡靈頓（Leonora Carrington）、瑪麗亞·伊茲奎爾多（Maria Izquierdo）和弗里達·卡羅（Frida kahlo）。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尋找》（About Looking）一書中寫到：“野生動物的生活變成了一種理想，一種內(nèi)化的理想，一種被壓抑的欲望包圍的感覺。野生動物的形象成為白日夢的起點——他們從這里起航。”確實，對動物的描繪可以被看作是女性的幻想方式，女性在此獲得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行動自由——她們退出了家庭生活，進入了為男性保留的野性之地。
Mira Schor, “the two Miras” (February 3-6, 1973), gouache on Arches paper, 22 x 30 inches
舒爾曾對詩人瑪麗?奧利弗（Mary Oliver）分享過她對普羅文斯敦的喜愛，后者于今年春天過世。最后，我想引用奧利弗的詩歌《夏日》中的話來結(jié)束全文:“告訴我，你打算如何度過這狂野而珍貴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