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日本所藏傳為顏真卿所書的《楷書自書告身》在上海博物館的“董其昌大展”上匆匆展出十多天即撤回日本——因為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籌備多年的“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展將于1月16日開幕。
東京的這次大展一大亮點是將展出從臺北故宮博物院借來的“天下第二行書”顏真卿公認真跡《祭侄文稿》以及唐代懷素的《自敘帖》,由于借展文物十分貴重,讓公眾質(zhì)疑這一赴日展出是否符合程序,并稱“臺北故宮對日本真的太大方了”。
澎湃新聞就這些話題采訪了多位博物館專業(yè)人士及文博專家,他們都認可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這一策展,“東京向臺北故宮借展其實是正常的文化交流,東京國立博物館這些年一直策劃系列中國古代書法大展,從中可以見出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喜愛。”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凌利中今天說:“博物館館際之間互通有無借展很正常,希望《祭侄文稿》有一天能到上博展出。”
不過,這一事件更讓人質(zhì)疑的其實是臺北故宮博物院面對借展合約的回應(yīng),另一需要反思之處在于,臺北故宮的文物到大陸展出則異常艱難。
“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展覽海報
臺北故宮藏品《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到底妥不妥?
近日,東京國立博物館在網(wǎng)站上推出了精美的展覽信息,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展覽分為六章節(jié),第一章“書體的變遷”,主要介紹中國書法從篆書、隸書到楷書的轉(zhuǎn)變;第二章“安史之亂前后的唐代書法”,第三章“顏真卿的活躍”,將王羲之的書法通過唐代規(guī)范的演變再次回到了表達自我情緒的書寫狀態(tài),其中來自臺北故宮《祭侄文稿》(758年)和懷素的《自敘帖》(777年)首次在日本展出,此外,顏真卿的《千福寺多寶塔碑》(752年)、懷素的《小草千字文》(799年)也是此次展出的重點展品。
顏真卿,《祭侄文稿》,臺北故宮藏
展覽第四章回到了日本,講述日本書體受唐代書法影響,展出日本平安時代的空海、嵯峨天皇等人的書法作品,其中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僧人空海的《金剛般若經(jīng)》是日本國寶級的展品.
然而,展覽還未開幕,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懷素的《自敘帖》等幾件臺北故宮的借展展品,引起了公眾的關(guān)注,關(guān)注的點在于有1400年歷史的“天下第二行書”顏真卿《祭侄文稿》是否應(yīng)該借展去東京?且如此重要的作品借展,截止至2018年11月底雙方未談定日本博物館方面的“回饋”展品。
顏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據(jù)臺灣地區(qū)《聯(lián)合報》報道,《祭侄文稿》和《自敘帖》都經(jīng)“文資法”核定為“國寶”,等級比核定為“重要古物”的翠玉白菜還高??紤]到書畫的脆弱性,臺北故宮博物院1984年起陸續(xù)精選出70件名作列為限展品,規(guī)定每次僅能展出42天,展后須休息三年以上,其中就包括上述兩件文物。
也就是說,同范寬的《溪山行旅圖》、蘇軾的《寒食帖》、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一樣,這兩件展品在臺北故宮都難得一展,可以說“展開一次,傷害一次”。據(jù)稱,公眾除了在文物的價值和保護上予以反對外,在文物內(nèi)涵上,顏真卿的《祭侄文稿》赴日展出,也讓公眾有所不忍。
顏真卿《祭侄文稿》是在“安史之亂”爆發(fā)時,平原太守顏真卿聯(lián)絡(luò)其從兄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伐叛軍。次年正月,叛軍史思明部攻陷常山,顏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捕,并先后遇害,顏氏一門被害30余口。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顏真卿命人到河北尋訪季明的首骨攜歸,援筆作文之際,悲憤交加,情不自禁,一氣呵成此稿。
顏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此外,遺失了近百年的北宋李公麟所畫《五馬圖》出現(xiàn)將出現(xiàn)在第五章“顏真卿在宋代的評價——尊重人性和探索理念”里。
北宋 李公麟《五馬圖》局部(珂羅版)
據(jù)臺灣媒體報道,由于《祭侄文稿》的文物價值和所表達的情感,讓公眾對《祭侄文稿》赴日展出有所非議。其二則為《祭侄文稿》、《自敘帖》這樣的重寶出境借展,是否合乎法定審核程序。
對此,臺北故宮博物院回應(yīng)稱“這是在三年前(原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時期就談定的交流展”,但遭馮明珠否認稱,“拿出合約來看看”,經(jīng)她查實,《祭侄文稿》外借東京博物館是前任院長林正儀在2018年5月敲定的。
國內(nèi)一知名博物館文化交流人員對表示,公眾對事件的感情可以理解,但這一事件的核心其實在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祭侄文稿》出境借展是否合乎法定審核程序,如果合乎程序,其實真沒什么好質(zhì)疑的,因為無論是唐或宋代的文物,中日之間的交流展出一直處于一種很正常的狀態(tài)。”
對于紙質(zhì)古書法“展開一次傷害一次”的說法,一知名博物館書畫研究員對”澎湃新聞“表示這是當然的,“但其實存放在那里也會有些微的傷害,只要不是太頻繁的展覽,有一定休養(yǎng)期,做好保護,這些文物當然都是應(yīng)該適當展出的,文物展出的直面性與教育意義是巨大的。”
這位古代書畫研究者對“澎湃新聞”表示,十分認可東京國立博物館這些年的這一系列中國古代書法的策展,“文化并無國界,東京國立博物館這些年一直兢兢業(yè)業(yè)策劃從王羲之到顏真卿的系列中國古代書法大展,從中可以見出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喜愛,這并不應(yīng)當受到非議,相反,還是應(yīng)該支持的。”
對于中日間的古代藝術(shù)交流而言,據(jù)“澎湃新聞”了解,以正在上海博物館舉辦的董其昌書畫大展而言,就向日本方面借展了包括顏真卿《自書告身帖》等在內(nèi)的唐宋名跡書法,而在2010年上博的“千年丹青:日本中國藏唐宋元繪畫珍品展“上則集中了從日本借展的唐代王維(傳《伏生授經(jīng)圖卷》、宋代梁楷《出山釋迦圖軸》、《李白行吟圖》等,而上海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的國寶級文物也多次被日本借展。
“澎湃新聞”獲悉,其實臺北故宮文物出境展出一直帶著些許爭議,其中包括1961年,臺北故宮文物由美國派軍艦運送赴美巡回展出,當時引起了很大爭議和討論。“1961年5月25日,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宣布了著名的‘阿波羅’登月計劃。第二天,中華古藝術(shù)品赴美巡展開幕了。對于美國藝術(shù)界,這次巡展引起的轟動并不亞于偉大的登月計劃。”當時負責展品押運工作的李霖燦在日記中寫道。
李霖燦在他的日記里還記下了參觀的人數(shù):1961年5月到8月在華盛頓有144358人;1961年9月到11月在紐約有105061人;1961年12月到1962年1月在波士頓有47896人;從1962年2月到4月在芝加哥有59637人;從1962年5月到6月在舊金山有108254人。在美國展出一年半之后,所有的珍寶被安全運回臺灣,并在臺灣又展出了一次。據(jù)悉,這次展出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讓臺灣民眾確信:國寶已經(jīng)安然無恙地回來了。
而后,1996年,臺北故宮與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合作“中華瑰寶”特展,赴美國四大城市進行巡回展覽,同年10月在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揭幕,當年光是在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就有將近15萬人潮。但此次展覽引發(fā)臺灣島內(nèi)頗為少見的民眾“抗爭”。這是文博界的一個先例,最后把其中二十七件限展國寶攔了下來,當中就有顏真卿《祭侄文稿》,其他被攔下來的還有郭熙《早春圖》、范寬《溪山行旅圖》和李唐《萬壑松風圖》等。
最近一次,臺北故宮大規(guī)模出境展出是2016年,臺北故宮赴美展出150余組件文物,包括30件珍品,其中雖有郎世寧所繪《畫白鷹》、徽宗瘦金體書作《怪石詩》、且肉形石也首度赴美展出。但展品均未達到此次赴日展出的《祭侄文稿》和《自敘帖》的貴重程度。
懷素,《自敘帖》,臺北故宮藏
懷素,《小草千字文》(局部),臺北故宮藏
臺北故宮珍寶有無可能回大陸展出?
作為擁有眾多“無上至寶”的臺北故宮,其所藏國寶無論是在館內(nèi)展出還是借展,都會引起廣泛關(guān)注,而對于大陸文博愛好者而言,這些文物經(jīng)歷了1930年代初至1940年代的“文物南遷”,1948年末近3000箱故宮文物赴臺由此分隔兩岸,這些文物在臺灣流徒了16年,直至1965年,臺北故宮落成,至此自從1933年離開北京,后輾轉(zhuǎn)多地、赴臺后又保存在臺中霧峰北溝多年的文物終于有了正式的棲身之所,而臺北故宮的文物何時可以回大陸展出更是牽動人心。
當年卡車把國寶分批遷運臺北,穿西裝者為時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在旁監(jiān)督。
而事實上,兩岸博物館的交流也一直有之,2009年10月,北京故宮的37件文物赴臺參與與臺北故宮合辦“雍正大展”。兩岸故宮文物半個多世紀互不往來的格局,被“雍正”率先打破。
而后,2011年臺北故宮推出“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更是將兩岸博物館之間的交流推向高潮,當時除了展出臺北故宮所藏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外,浙江省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富春山居圖》(剩山圖)也赴臺達成“山水合璧”之約。
臺北故宮推出“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開幕式
在當時,中國大陸方面就提出了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可否交流展出,在協(xié)商的過程中,臺北故宮博物院特別強調(diào),自1996年臺北博物院文物赴英國展出迄今,所有借展地區(qū)的博物館,均需出具司法免扣押條款,他們也極樂于早日促成兩岸文物的交流,但是為了避免任何可能出現(xiàn)的因素,必須堅持通過“司法免扣押條款”,才能讓《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赴浙江。
而后,“司法免扣押條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方面接受采訪中被多次提及,此外,尚有展出時的名稱話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2016年曾就臺北故宮博物院“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專訪了時任臺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處長劉芳如,她提出“借展到大陸,前提是通過司法免扣押”,對此,臺北故宮原周功鑫也曾在采訪中提到這個問題。包括過去,臺北故宮文物借展日本也面臨過需要通過“司法免扣押”的問題。
日本其后通過了“司法免扣押條款”,2016年在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舉行的“從王羲之到空海”大展中,臺北故宮借展了蘇軾、黃庭堅、米芾的19件展品。
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舉行的“從王羲之到空海”大展
當然,劉芳如也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提到“‘司法免扣押’是最大的問題,當然也要考慮說跟借展的博物館設(shè)施、條件夠不夠。”她也強調(diào)“兩岸的(文博)人員交流,其實老早就一直在進行的。”
的確,兩岸、以及世界各大博物館之間的文博交流一直都在進行,在臺北故宮推出“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后,2018年末,上海博物館也推出了“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shù)大展”,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美國大都會藝術(shù)博物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shù)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日本東京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大阪市立美術(shù)館等海內(nèi)外15家重要收藏機構(gòu)的董其昌相關(guān)展品匯聚上博,可見在相關(guān)條款的允許下,博物館間的借展實為尋常之事,雖然因為“司法免扣押條款”上博的董其昌大展中沒有來自臺北故宮的展品,但臺北故宮卻是展覽中繞不開的話題,尤其是一卷《煙江疊嶂圖》,作為董其昌的山水畫代表作之一,對于上博本和臺北故宮本雙胞的《煙江疊嶂圖》真?zhèn)危瑢W界仍在討論中,但正如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主任凌利中所說,“此次特意將《煙江疊嶂圖》拿出來展覽,是為了增強兩岸展覽的學術(shù)聯(lián)動性,提供同時觀摩的機會。”
一個事實是,盡管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暫時無法在大陸展出,也讓文化界心痛,但兩岸文博界的文化和學術(shù)交流卻一直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