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經(jīng)過一百多年的發(fā)展，由于中央政權(quán)抑制武力的策略，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寵的政治風氣，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導致宋代文化高度發(fā)展。很多學者都對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認為中國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調(diào)子，這一點非常重要。宋代在“以文治天下”的國策下，此后三百多年時間取得非常大的成績。盡管我們都知道，宋代的國土非常小，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整體來說都還是不錯的。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災難以外，老百姓的整個生活還算穩(wěn)定，而且長達三百多年這種繁榮有很多證據(jù)存在，比如《清明上河圖》，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華?！肚迕魃虾訄D》這件作品，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紀錄片來看。當時沒有錄音、錄像這種高科技手段，未能把當時的社會記錄下來，非常遺憾。但是，有《清明上河圖》這樣的畫卷，從郊外一直畫到城里，把整個汴梁的繁榮，乃至鱗次櫛比的店鋪，全部反映出來。當時有客棧，有民居，有店鋪，有作坊，甚至有賣瓷器的專賣店。宋代的官窯制度，就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產(chǎn)生了。
宋代官窯制度沒有明確的記載，而明清以后的官窯制度有明確的記載，什么時間皇帝下令做什么樣的瓷器;誰是督陶官，直接奔赴燒窯的前線，來指揮燒窯;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都有明確的記載。宋代官窯由于年代久遠，史料不全，非常不明確。不能說當時沒有官窯制度，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確的文獻，記載著從皇帝嘴里說出的官窯。由于不明確，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窯的起始時間。盡管如此，宋代官窯對于后世的影響，還是不可估量的。
官窯是北宋定的主調(diào)。北宋官窯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時期才開始燒造，窯址不明。歷史上黃河多次改變河道，每次泛濫的時候都淤積大量泥沙，將汴梁舊城以及整個黃河下游淹沒，有很多文化古跡就淹沒在黃河故道之下。我們推測，北宋官窯的窯址應該就在汴梁附近，但至今沒有找到，估計黃土覆蓋的深度已達10米以上。我們參考其他窯址，南宋官窯的遺址就離都城非常近;清代官窯雖然是在景德鎮(zhèn)燒造，但有一些極特殊的產(chǎn)品，比如瓷胎畫琺瑯，就在紫禁城內(nèi)燒造，位置在西華門附近。
北宋經(jīng)過一百多年的發(fā)展，到了宋徽宗時期，社會生活非常富足。又趕上宋徽宗這樣一個皇帝，酷愛藝術(shù)。大家都很清楚，宋徽宗是中國歷史上最沒有政治造詣的皇帝之一，但他的藝術(shù)造詣卻非常高，甚至可以說是藝術(shù)造詣最高的皇帝。歷史上只有李后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史學家們認為：在繪畫技巧上，宋徽宗高于李后主;在詩詞技巧上，李后主高于宋徽宗。李后主最著名的詞就是“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我國20世紀30年代還拍過一部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就借的李后主這句詞。
宋徽宗對藝術(shù)感興趣體現(xiàn)在很多具體的方面，比如他設(shè)立了文思院。宋代的文思院，設(shè)有各種作坊，分工達三千多作。今天不能想象，把一個事情分成三千多類，怎么分?可能分幾十類就分不下去了。在三千多個門類中，反而沒有“陶作”，沒有燒造陶瓷的地方。我們分析原因，可能是燒造瓷器的條件比較惡劣，需要大量煤炭、木柴，會造成很嚴重的污染，而且在宮廷里燒火也很危險。清代在紫禁城里燒造琺瑯彩是很小范圍的事，所以能夠容忍。如果是大規(guī)模的行為，就只能到景德鎮(zhèn)去燒造。
北宋官窯比較罕見，因為宋徽宗執(zhí)政的時間只有二十幾年;又經(jīng)過靖康之難，很多東西都毀掉了;再加上一千年時間的淘汰，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窯非常罕見。
我在十多年前曾經(jīng)見過一個。北京翰海的第一次拍賣會上，有一個官窯瓶子。這個瓶子最早在揚州文物商店收藏，那次拿出來拍賣。這瓶子有一個名字，叫“琮式瓶”。“琮”是一種玉禮器，古代大量使用。大部分人很容易把這個字念錯，念成“宗”，應該念“從”。琮和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禮器，琮用來禮地，璧用來禮天;琮外方內(nèi)圓，璧外圓內(nèi)圓。琮式瓶，就已知的資料來看，全世界只有四件，一件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一件在英國大衛(wèi)德基金會，一件在臺北故宮，最后一件就是這件。北京故宮和臺北故宮里都沒有收藏這樣的琮式瓶。當時很多專家都認為這件東西可能不真，也可能是明代燒造的。我就比較執(zhí)著地認為它一定是真實的，就是北宋的，我們能夠在有生之年看到它，非常幸運。
北宋的琮式瓶在工藝上有很多特征，容易被我們忽略。它是一個內(nèi)圓外方的瓶子，你從里面看是圓的，從外面看是方的。南宋以后，工藝上就可以燒造外方內(nèi)方的瓶子了。陶瓷工藝中，拉圓非常容易，擱在輪盤上，隨著輪盤一轉(zhuǎn)，立刻就能拉成圓形。做成方的就需要模具，要一點點拼接起來。北宋時期的工藝還不夠先進，所以要先拉成一個圓，然后單做四個三角，粘在四個角上，最后掛上釉去燒。我首先從工藝角度上看，認為這個琮式瓶是北宋的藝術(shù)品。
當時還有很多人不認為它是北宋的，總覺得是后人仿的。我們要知道，仿一個有價值的東西，一定要有主觀的愿望，就是我為什么要仿。比如，我就想造假。歷史上也確實有這種人，就是想造假，造出來顯示個人的成就，沒有其他目的。那么，絕大部分人造假的目的都是為了贏利。在贏利的前提下，就有一個成本問題。如果造假成本高于真品成本，就不會贏利，造假也就不會存在了。這個原因?qū)е職v史上所有造假都集中在收藏熱的時期，就是我們說過的北宋、晚明、康乾盛世、同光中興到民國初年以及現(xiàn)在。那么，宋代官窯，在宋代沒有人去造假，沒有這個必要。到了明代，晚明時期的收藏中，追逐的對象不是宋瓷，所以也幾乎沒有造假。到了康乾盛世，尤其到了雍正時期，雍正對宋代官窯非常感興趣，所以摹制了很多。清代宮廷主要是摹制，不追求一模一樣，就追求形似，意思到了就可以。所以，雍正時期大量仿官窯的器物上，就寫著“大清雍正年制”，說明本朝喜歡這種審美風格，跟完全欺世的造假有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那么從這點推斷，這件琮式瓶的古拙肯定在明代以前，可是明代以前沒有造假的動機，所以我就認為它是真實的。后來，這件琮式瓶被拍賣，現(xiàn)在在一個收藏家手里，被公認是北宋官窯。
從這件事上可以感悟到什么呢?很多時候真理其實就在少數(shù)人手里，而不在多數(shù)人手里。當你的道行深的時候，你就可以知道，你鑒定的這個東西的真實面目。問題出在我們經(jīng)常會碰到一些人，手里拿著一個大瞎活兒，但還堅定地認為是真的。如果你沒有這個本事，還非得要這么認為，那就出問題了。我覺得收藏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覺得有把握，那就堅定地認為真理在你手里;但當你沒把握的時候，就不應該執(zhí)迷不悟。簡單地說，瞎子拿一個瞎活兒，就更瞎了。
公元1127年，南宋接替北宋。當時為了區(qū)分，北宋官窯就稱為“舊官”，南宋官窯就稱為“新官”。南宋官窯有兩個燒窯的地方，一個是郊壇下，一個是修內(nèi)司。這兩個窯址都是20世紀發(fā)現(xiàn)的，一個是20年代，一個是90年代。南宋顧文薦《負暄雜錄》有這樣一段記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襲徽宗舊制，置窯于修內(nèi)司，造青器，名內(nèi)窯。澄泥為范，極其精致，油(釉)色瑩徹，為世所珍。后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舊窯大不侔矣。”“本朝”指宋朝。宋朝最早使用的定州白瓷因為有芒，不好用，于是造出青瓷器。北宋宣和、政和年間，京師自己安排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指南宋建都杭州，是一個很委婉的說法，明明是吃了敗仗，被迫跑到南邊，但說得很好聽。所謂“襲徽宗舊制”，就是沿襲了徽宗時期的形制，先后在修內(nèi)司、郊壇下燒造青瓷。“大不侔”，就是大不一樣，新官窯跟舊官窯有不一樣的地方。
宋高宗趙構(gòu)是南宋的第一個皇帝，他“中興渡江”的時候已經(jīng)21歲，是成年人了，對以前那種富足生活有極深的印象。他到了杭州以后，非常懷念北宋時期那種奢靡的生活。宋代林升的詩有這樣的描寫：“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首詩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南宋人的心態(tài)，還是非常懷念北宋的生活。實際上，趙構(gòu)是力圖把杭州建成像汴梁一樣的城市，體現(xiàn)大宋王朝的一種精神。
從瓷器燒造上講，南方的條件相對來說比北方優(yōu)越。當時南方有越窯，有秘色，有龍泉，底子很厚，想燒官窯上手很快。所以在南宋初年，很快就把官窯像模像樣地做出來了，盡管跟北宋官窯有所區(qū)別，但大體的樣子出來了，差別不大。
北宋被滅后，金人把北宋所有名貴的東西一股腦運到東北去了，也包括官窯瓷器。當南宋恢復祭祀制度時，很多禮器都沒了，如果用金銀銅等金屬來做，國家的財政也不允許，所以就迫使瓷器迅速進入市場。紹興十一年(1143)，南宋跟金議和以后，政局安定下來，就需要恢復祭祀的禮儀，大量生產(chǎn)禮器是朝廷迫在眉睫的任務(wù)。紹興十三年(1145)，《咸淳臨安志》中有這樣的記載：“應用銅、玉者，權(quán)以陶、木。”就是本應該用銅用玉做的禮器，由于財政跟不上，可以用瓷器和木器代替。這里的“陶”就是指瓷器。這是權(quán)宜之計，變通一下。所以，琮式瓶、花觚等造型，都是南宋官窯中的禮器。
很多年前，我在上海的一個大戶人家里看到過宋官窯，他家祖輩歷史上是大官，都是文人，背景非常好。“文革”時他們家被查抄了，退賠以后，退回來好幾百件東西。我知道消息以后，去他那兒看，東西琳瑯滿目。當然，有很多是一般的，但也有很多非常重要。我當時看到官窯、哥窯，什么都有，我就想買。但是他想賣的，我不太想買;我想買的，他又不想賣。因為對他來說，每一件東西背后的故事不一樣，背景不一樣，也就牽扯到他個人的感情不一樣，導致有的東西他就不愿意賣。他有一個官窯小洗，一個哥窯小瓶，拿出來給我看，說那是他們家最重要的傳家寶。他上來就跟我說宋代五大名窯。今天大家誰都可以說五大名窯，汝、官、哥、鈞、定，頭頭是道?？僧敃r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五大名窯是什么，他就知道，還跟我說。我就想買他這兩件東西，他說：“這兩件我是不賣的，別的可以賣。”頭一回我沒有買成。
后來，我每次到上海出差，都要到他家聊聊天，喝喝茶，跟他磨。時間長了，他也不好意思了，最后終于同意賣給我了。他說：“你可以買一件，這兩件東西你挑一件，我賣給你，但不能都賣給你。”這對我來說就非常難。我們那時候碰到官窯、哥窯這樣重要的藏品非常不容易，我特別想一次把兩件東西都買到。我就跟他磨。他說：“不行，我已經(jīng)違背了我的初衷，我原來的意思是一件都不賣給你，我今天已經(jīng)開了口，讓你挑一件，你不能再得寸進尺。”我想：是啊，我不能得寸進尺。然后我的問題就出現(xiàn)了，我要在兩個里頭選擇一個。選擇哪個?我覺得哪個都好!我拿起官窯，就覺得哥窯好;我拿起哥窯，又覺得官窯好。心里很痛苦。這時，我意識到人生的一個問題。人生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不是選擇，而是放棄。我現(xiàn)在要放棄一個，這樣想就想得比較通。就跟你同時喜歡兩個女孩似的，一定要放棄一個，你才能結(jié)婚。不是說你要在這兩個女孩里面挑選一個，而是你一定要放棄一個。
最后，我就按照一個常規(guī)的思路，即五大名窯按照順序排：汝、官、哥、鈞、定。汝窯咱就不想了，當官窯和哥窯同時出現(xiàn)，我按照順序，先買官窯吧。于是我就把官窯小洗給買了，現(xiàn)在觀復博物館展出，大家參觀時可以看到。在收藏當中，經(jīng)常碰到很多具體的問題。碰到問題時，如果你多想一層，人生就有所得。比如說當你發(fā)現(xiàn)有矛盾沖突的時候，一定想方設(shè)法放棄一個，這樣人生才能邁出一步。
宋代官窯收藏的可能性非常低。一千年來，官窯地位至高無上，大部分都進了世界級的博物館。一進入博物館，流通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宋代官窯洗子，究竟有沒有賣過呢?賣過。1989年，香港蘇富比拍賣了一只官窯洗，當時的成交價是2200萬港幣。注意這個時間，將近二十年前，2200萬港幣，當時創(chuàng)造了中國瓷器的世界紀錄。這個紀錄保持了很久。
20世紀80年代人們的審美是對艷俗的藏品還不很重視，而重視這種高古的，所以宋瓷在當時的價格都非常高。進入21世紀后，大量新藏家出現(xiàn)，新藏家的審美就是由簡單到復雜的一個過程。簡單的審美，就是看著漂亮，我就愿意多花錢。那么，在宋官窯這樣高等級審美的藏品面前，新藏家都不愿意出錢。所以，后來的紀錄就被明清的粉彩、五彩、斗彩，不停地刷新。但我想早晚有一天，可能也不需要很長時間，人們的審美會回歸于本來，宋代官窯一定會重新確立它江湖老大的地位。
現(xiàn)在給宋代官窯做個小結(jié)。
一、北宋和南宋的官窯都有紫口鐵足的特征。所謂“紫口鐵足”，是指口部由于釉薄，露出紫色的胎骨;圈足露胎的部分，呈現(xiàn)鐵褐的顏色。古人歸納為“紫口鐵足”。這個特征南宋要比北宋明顯，原因是到了南宋，釉就沒有北宋那么厚了，釉一厚，特征就不明顯了。
二、北宋、南宋的官窯都有開片，規(guī)律不一，很難確定什么樣是南宋的，什么樣是北宋的。
三、北宋的官窯厚重，南宋的官窯輕薄。這個特征跟南北地域的人的性格有關(guān)。北方人性格比較粗獷，南方人比較纖秀。北方人和南方人有時注重點不同。在瓷器燒造當中，一般來說北宋瓷器胎都厚重一些，南宋都輕薄一些。所以在分辨南、北宋瓷器時，有時僅憑胎體這一條，就可以準確地判斷。
宋代的官窯，到了元代就戛然而止，一下停住了。因為它跟社會背景發(fā)生了沖突，元代人不欣賞這種青色的宋瓷。直到清代，皇宮才開始主動地去臨摹。理解這樣的社會背景，對瓷器鑒定會有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