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藝術(shù)？藝術(shù)包括的種類看似很多很雜，給人一種七不挨八不連的感覺。事實上，一點也不亂，一點也不雜。凡是歸于藝術(shù)門下的各個學(xué)科，都有一個明顯的特點：以象傳義。比如《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上舉的一例，“這棵松樹的樣子挺藝術(shù)。 ”松樹就構(gòu)成了一個審美實象。也就是說，凡是歸于藝術(shù)門下，都不能直接說道論理，必須要曲求于象，以象為中轉(zhuǎn)站，轉(zhuǎn)著彎來表義。光有象，無義可表，也不叫藝術(shù)，即是藝術(shù)，必定不會邁出象義二字。
比如中國的術(shù)數(shù)，它之所以被古人列到藝術(shù)門下，是因為中國的數(shù)字不單單是量詞，它和中國文字一樣，具有能指和所指的雙重功能。比如一說到一，大家立刻就會想到太虛和太極，也就是整個大宇宙；一說二，大家也都知道，是指陰陽相對的天和地、白天和黑夜、太陽和月亮等等；一說三，就是日月光和天地人三才；四便是春夏秋冬之四時；五是五行……正是因為它的符號與它的義理之間有象存在、有理噴出，所以古人說它是一門藝術(shù)。正如老子《道德經(jīng)》二十一章中所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大概正是老子的這句話，催生了《莊子》的以事象說道這部絕世佳作，從而變相地開啟了中國的小說先河，所以直到今天，小說表義的方式仍是通過事象、景象、形象等材料。象在中國古典文論里是一個重要概念，形象、物象、事象、氣象、景象等等，原因就是古人已經(jīng)感覺出了藝術(shù)之理不能直說，需借象曲傳。這也是鐘嶸為何提出“滋味說”的原因，就是為了重申和強調(diào)藝術(shù)的本質(zhì)特點：曲線表義。如音樂，一般都是通過聲象表義，而書法，則是通過氣象傳義，最典型的還是中國古典詩學(xué)。
中國古代詩人借物抒情和比興手法的運用，直接規(guī)定了藝術(shù)的特點，不能直說，需借象而論。也就是說，物象借得好不好，直接關(guān)乎著道的爆發(fā)力度，直接關(guān)乎著逸神妙能的四個審美層次。比如我和我父親的談話《從象義關(guān)系看小說之小》中，我父親就舉了一個例子，“一片冰心在玉壺” ，作者為何不借銅壺、鐵壺、紫砂壺？原因就是這些壺與作者要表達的意象之間構(gòu)不成以實求虛的功能。作者在營造的過程中，便通過篩選，選了一把玉壺，原因就是玉和竹、梅等物象一樣，在中國文化里有特殊的喻義，象征著君子、正義和高潔，正是因為玉壺借得好，與整個中國文化之間產(chǎn)生了摩蕩相生的生義力度……也就是說凡是歸于藝術(shù)門下的，其表義手段多是曲求于象，來以實求虛，以虛推實的。如“岸花飛送客，墻燕語留人” ，短短的十個字就勾勒出一個依依不舍的送客的場景，絕了，為何？就是因為物借得好，勾勒出一個絕妙的場景，通過景象，把依依不舍之情推到了妙處……所以中外藝術(shù)家都一致認同，藝術(shù)離不開想象。想——象，其實是就找象，很類似于大姑娘找對象，常言說一女相百家，就是為了找個合適的對象，對脾氣，對眼緣。從事藝術(shù)者尋找理想之象、絕妙之象的過程，俗稱選材。不管是您借以哪種象來表義，光能找到象，勉強完成傳義目的者，這叫能。所找之象，能使象與理之間摩蕩互生、生生不息，叫做妙。能把象與理渾然天成到讓人拍案叫絕，叫神。
從而就牽涉到一個選材和主題表達的問題。寫作者都會遇到一個問題，會有文友和編輯說你這選材太舊。我倒有不同之拙見：藝術(shù)審美，看的不是母題表達的新與舊，而是要看選材（象）與義理之間的絕妙度，看作品的材料（象）與意象之間的關(guān)系有沒有超出前人。歷史上推陳出新的例子很多，推陳出新，其“新”字要求的不是主題表達，而是說所借之象與意義表達的構(gòu)成新不新。比如最有名的一個例子是王勃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借用的是庾信的“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為何前者只是能者，后學(xué)者卻能達以妙處？原因就是因為作者境界的不同，所借之物的不同，構(gòu)成了兩重天的景象。再比如，曹植的“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 ，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輕輕一翻，改成了“海內(nèi)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再如杜甫的名句“一覽眾山小”亦是老主題表達，其氣象卻將“登泰山而小天下”壓得千年不見天日……這一切無不證實著，作為藝術(shù)審美，推陳出新的“新”絕不是主題表達，而是在于所選之象、所借之物與意義構(gòu)成的渾然度和絕妙度。也就是說，一個寫作者找象的能力，決定著你腳下的藝術(shù)之路有多長，正如魯迅所說的“選材要嚴” ，才能“開掘”之“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