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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是個激動人心的年代，藝術家們剛剛睜開雙眼看西方，敞開思想接受西方藝術的新概念和新語言。那時，四川大學還沒有藝術系，也沒有藝術學院，但85新潮卻涌入了川大校園，四川大學介入了西方現(xiàn)代美術理論的引進，只不過，這介入都是個人行為。四川大學的這些介入者，主要是中文系的青年教師，是當年77-78級的畢業(yè)生，曾經(jīng)學習繪畫，后來從事文學研究和教學，年齡不足30歲。
其中第一位是易丹，他上大學前自學繪畫，追慕俄羅斯19世紀巡回派畫家希施金的自然主義畫風，技藝相當可觀。易丹于1977年考入川大中文系后，又以文學創(chuàng)作而引人注目。他在82年畢業(yè)后被公派到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英文系留學，獲英美文學碩士學位。在美國期間，易丹有機會遍覽美國各地收藏的西方繪畫，尤其關注西方現(xiàn)代主義藝術。1985年返回川大中文系后主講西方文學，同時創(chuàng)作現(xiàn)代派風格的戲劇和小說，寫作關于西方藝術的著述，出版了英國風景畫家透納的畫傳。在80年代后期，易丹與呂澎合著了國內(nèi)第一部《中國現(xiàn)代藝術史》，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在美術界影響很大。1993年易丹參加了呂澎主持的首屆廣州雙年展，那是第一次由批評家和理論家主持的全國性藝術展，并首次嘗試以市場經(jīng)濟來操作展覽，在國內(nèi)美術界影響深遠。到了21世紀，易丹還寫過關于“星星畫會”的書，不過他的個人興趣主要是在文學研究、小說創(chuàng)作和電視劇的編寫方面。
川大中文系第二位介入當代美術的教師是馮川，主講文藝理論。1985年研究生畢業(yè)后，馮川留在川大中文系任教，研究興趣是文藝心理學，翻譯了若干相關著述，在學術界影響較大。在80年代，文藝心理學（藝術心理學）大熱，先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隨后是榮格的分析心理學和原型理論，再后來西方各家心理學幾乎都擁有了中文讀者。馮川翻譯的文藝心理學，雖然不一定是現(xiàn)代藝術理論，但卻為從事美術研究的學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
川大中文系的第三位介入者是閻嘉，他與馮川師出同門，也是中文系文藝理論專業(yè)的研究生，1985年留校，同在文藝理論教研室執(zhí)教。在80年代前半期，西方批評方法進入國內(nèi)學術界，“三論”（系統(tǒng)論、信息論、控制論）被引入文學研究和批評實踐。美術研究和批評的腳步比文學界慢了一步，結(jié)果，這些新的研究和批評方法便由文學界轉(zhuǎn)道進入美術界。1987年閻嘉翻譯了《20世紀藝術中的抽象和技巧》（與川大外語系教師黃歡合譯），收入四川美術出版社的“現(xiàn)代美術理論翻譯系列”，1988年出版。這部譯著的價值，不僅在于敘述了西方抽象藝術的發(fā)展和特征，而且更在于將信息論的方法，應用于藝術史研究和作品闡釋，為讀者提供了研究方法的范例。
與上述三位不同，我不是川大嫡系，而是外校畢業(yè)后到川大執(zhí)教。入大學之前，我接受的藝術教育是契斯恰科夫式的，完成了素描和色彩的基本訓練。1978年入大學中文系，偏向西方文學，同時在校內(nèi)業(yè)余美術班學習素描、水彩和油畫，喜歡巴比松派畫法。攻讀研究生期間，我學習歐美文學，也偏好文藝理論和批評方法，與同一教研室的葉舒憲、趙炎秋等過從甚密。其間雖然無暇繼續(xù)學習繪畫，但常往西安美術學院串門。1986年我到四川大學中文系任教，與易丹同在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教研室，講授西方文學和英美詩歌。
由于對藝術的熱情，我到川大后重新介入美術，先是參與那時成都的前衛(wèi)群體“紅黃藍畫會”的活動，接著開始翻譯西方現(xiàn)代藝術理論，然后在四川大學開設美術史課程。
“紅黃藍畫會”是85新潮時期成都地區(qū)的前衛(wèi)主力，三位旗手是戴光郁、李繼祥、王發(fā)林。與當時全國各地的新潮美術一樣，他們學習西方現(xiàn)代主義，其繪畫具有表現(xiàn)主義、超現(xiàn)實主義和抽象風格，并進行裝置和行為的嘗試。戴光郁的繪畫曾遠游西德展出，并獲西德媒體介紹。1989年初，他們?nèi)藚⒓恿吮本┑?ldquo;中國現(xiàn)代藝術展”。這之后，新潮消退，堅持實驗藝術的人漸少。1990年戴光郁等人在成都群眾藝術館舉辦“00090現(xiàn)代藝術展”，那是89年后全國第一個現(xiàn)代藝術展，意義不凡。當時介入這個展覽的，除參展藝術家外，還有一些批評家。陳默在展前邀請中央美術學院的理論家邵大箴教授為展覽寫了前言，展后陳默又在《畫廊》雜志發(fā)表了展評。開幕式那天到場的人很多，包括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美學家高爾泰。這次展覽的一些作品，被加拿大蒙特利爾一收藏家購得，戴光郁和王發(fā)林各售出10幅，都是抽象和觀念作品，每幅售價一千美元。1990年底我到加拿大留學，研習美術理論，同那位收藏家取得聯(lián)系，將畫借出，于1993年在蒙特利爾舉辦“戴光郁王發(fā)林畫展”，展覽獲得了蒙特利爾英文和法文媒體的好評。那是我第一次主辦畫展，也是第一次作“策展人”。后來我協(xié)助多倫多一位藝術家組織“海內(nèi)海外：中國當代藝術展”，參展者有戴光郁、何工等，同時也在蒙特利爾組織“昆明、紐約、蒙特利爾：中國當代美術展”，參展者有葉永青、毛旭輝等，這一展覽得到了蒙特利爾市政府的資助。
我翻譯西方現(xiàn)代藝術理論，始于到四川大學任教。早在攻讀研究生期間，我讀到英國美術理論家彼德·福勒的藝術心理學專著《藝術與精神分析：弗洛伊德之后的發(fā)展》，認為其理論和方法都可借鑒。1986年執(zhí)教于川大后，我到四川美術出版社聯(lián)系翻譯出版，得知陳默正負責一套叢書，叫“現(xiàn)代美術理論翻譯系列”，主編是邵大箴，編委是鄧福星、朱青生、范景中。我向陳默介紹了《藝術與精神分析》的兩大長處,一是闡述弗洛伊德之后的新理論，二是將這新理論應用于美術史研究，方法獨特，例如既研究審美本質(zhì)問題，又敘述藝術心理學中的“客體關系學派”，這兩個主題結(jié)合得幾乎天衣無縫。陳默將這部書推薦給叢書編委會，記得邵大箴先生的回復是：原書作者既是美術理論家又是作家，除了理論價值外，該書的寫作方法也值得借鑒。于是，這部書被接受出版。陳默催稿很急，我用了兩個月時間匆匆譯出23萬字全稿，譯得粗糙，然后寫了一篇萬言導論。譯著在1987年底出版，導論于次年發(fā)表于北京的《文藝研究》雜志。易丹也寫了一篇書評，于1988年發(fā)表于北京《讀書》雜志。成都地區(qū)參與這個翻譯系列的譯者，除了川大的閻嘉和我外，還有省文聯(lián)的呂澎，他翻譯了《風景畫論》。
拙譯《藝術與精神分析》是這個系列的第一本書，出版后我給原作者彼德·福勒郵去了一冊樣書，及一本刊有書評的《讀書》雜志。那時候，福勒剛在倫敦創(chuàng)辦了《現(xiàn)代畫家》雜志（此雜志現(xiàn)已移往紐約），他讓我給他寫稿，介紹中國當代美術。為此，我采訪了何多苓，第一次用英文寫作美術評論，評述何多苓的藝術。那次采訪，我有機會聽何多苓講第三代畫家，講他在畫中怎樣用結(jié)構(gòu)線來組織畫面。后來我又為《江蘇畫刊》的編輯陳孝信牽線搭橋，使該刊與《現(xiàn)代畫家》建立學術交流關系，商量每期互發(fā)一篇對方稿件的可能性。1989年初，四川大學中文系的曹順慶教授籌備在成都召開國際比較文學會議，會期定在6月，我建議他邀請福勒參加。川大外辦對此很支持，很快就以四川大學的名義發(fā)出了邀請。同時，我也和四川美院的王林聯(lián)系，建議他邀請福勒到川美講學，王林和川美也很快就發(fā)出了邀請。此外，我還同中央美院的易英聯(lián)系，中央美院也發(fā)出了邀請。后來易英到成都，在我家看到各期《現(xiàn)代畫家》雜志，他從中挑出一些文章，讓我翻譯出來給他主編的《世界美術》雜志刊用。同時，我也聯(lián)系四川電視臺，打算拍攝一部福勒講學的專題片。四川臺答應由我來寫腳本，戴光郁作美工，弓箭任導演。但是，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特殊情況，福勒未能成行。
那時，四川大學還沒有藝術系，也不開設藝術課程。我向中文系提出建議，希望開設一門美術史選修課。這建議被川大接受，于是我開始編寫教學提綱，很快就開設了“中外美術史”課。那是1949年以來四川大學第一次開設美術史課程，內(nèi)容是中國和西方美術的發(fā)展，古代和現(xiàn)代都講，但以20世紀為主。在80年代，國內(nèi)現(xiàn)成的美術史教材不多，我能用的參考書有限，記得中文版的西方美術史主要參考李浴的《西方美術史綱》，英文版的主要參考威斯頓的《現(xiàn)代藝術的道路》（我翻譯了這部書）。當時發(fā)給學生的教材，是我準備的教學提綱，只有章節(jié)目錄，沒有內(nèi)容，學生聽課作筆記。我一邊教課，一邊寫教材，一邊聯(lián)系出版。我將提綱郵給江蘇美術出版社社長劉典章，他又轉(zhuǎn)給《江蘇畫刊》的編輯陳孝信，讓陳孝信約我給《江蘇畫刊》寫稿，這才有了上面說的我同陳孝信的聯(lián)系。但是，我因90年底出國，教材未能寫成，算是一件憾事。
這門課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包括陳默和栗憲庭，以及不少畫家朋友。那時候，陳默為成都電視臺編寫一部電視片，介紹西方美術，播出后觀眾反應很好。我請他到川大給我的學生開講座，記得他講的是抽象藝術和康定斯基。好像川大付他的講課費是50元，雖然少，但大家看重的是參與。1989年秋，栗憲庭到成都，住在張曉剛家。張曉剛與易丹是鐵哥們，我請易丹出面邀栗憲庭來川大開講座。老栗很痛快，一口就答應了?？上菚r老栗身份敏感，最終未能來川大，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十多年后的21世紀初，老栗到紐約作研究，我在美國明州一高校任教，便給他打電話，舊事重提，老栗一點也不在乎，真是心胸曠達。
上世紀80年代是個激動人心的年代，現(xiàn)在寫下當年四川大學的舊事，算作個人記憶中的一個歷史片斷，愿能為川大正史提供一點原始資料。
二ＯＯ九年三月，蒙特利爾
【編輯：高萌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