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但有些事情是不可否認的：氣候變化、人口結構變化、地緣政治的變化。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變化，變好變壞都有可能，值得我們思考的是，藝術家們會如何應對這種變化，還有藝術在當下和未來的意義又是什么。
報道指出，到2040年，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也會成為未來20年藝術和生活的中心話題。未來的藝術家們將會與“后人類世”（post-Anthropocene）的各種可能性作斗爭——人工智能、人類在外太空的殖民地以及潛在的厄運。
隨著環(huán)保主義、邊境政治和移民問題愈發(fā)突出，圍繞#MeToo和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的身份政治也將繼續(xù)發(fā)展壯大。藝術將變得越來越多元，可能不像我們所理解的那么像藝術。 一旦未來我們厭倦了自己的生活被所有人看見，毫無隱私的狀態(tài)，可能就會更希望匿名而不是出名。我們將渴望真實性和人與人之間真正的聯(lián)系，而不是成千上萬的點贊和粉絲。 反過來，藝術可以變得更具有集體感和經(jīng)驗性，而非個人感。
一個更包容的藝術世界？
“我認為20年后的藝術將會比現(xiàn)在有更多流體的藝術。”策展人海耶斯（Jeffreen Hayes）對英國廣播公司文化專欄（BBC Culture）說。“媒體和傳統(tǒng)意義上的藝術之間的界限在坍塌。我還認為，藝術將更能代表我們不斷增長和不斷變化的人口結構，因此會有更多有色人種藝術家，更多女性視角的作品，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一切。”
海耶斯的展覽“AfriCOBRA：Nation Time”最近被選為2019年5月開幕的威尼斯雙年展（Venice Biennale）的平行展，該展覽將20世紀60年代芝加哥南部的一組名不見經(jīng)傳的黑人藝術家的作品帶到國際舞臺。
“我希望在20年后，隨著藝術的變化和藝術家們的引導，機構將開始變得不僅僅是有意的，而是更加深思熟慮地展現(xiàn)藝術的不同方式。這需要更多的包容性，不僅僅對策展人有這些要求，也對領導層有這些要求。”她說道。
塞內加爾藝術家兼策展人迪恩（Modou Dieng）對英國廣播公司文化專欄說：“藝術的未來是屬于黑人的。”今天，非洲藝術、非裔美籍藝術、非裔歐洲籍藝術和非洲裔拉丁籍藝術在全球越發(fā)受歡迎，其特點是非裔藝術家的作品主題已經(jīng)超越了種族和殖民主義。非裔藝術家的抽象、策展和表演都在藝術舞臺的中心。迪恩說：“我們將移民視作解決方案，而不是一個問題。”他的作品被美國國務院永久收藏。
海耶斯和迪恩所預期的變化并沒有轉化新興的黑人、拉丁裔、LGBT（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局外人、女權主義者和另類藝術，因為這些運動本身就有著悠久的歷史。這僅僅意味著它們將被市場進一步接受，市場也將變得更加多元化，并且更加受到非傳統(tǒng)西方歷史觀的影響。
行動主義
行動主義藝術運動表現(xiàn)了人們傾向于問責的趨勢，也揭示了藝術圈中出根深蒂固的權力及黑錢。“去殖民”（Decolonize This Place）是一個無形的藝術家和活動家團體，他們自稱是“圍繞土著權利、黑人解放、解放巴勒斯坦、全球雇傭勞動和去士紳化的行動導向運動”，目前正在紐約惠特尼博物館（Whitney Museum of Art）內舉行針對副總裁坎德斯（Warren B Kanders）的抗議活動?？驳滤箵碛幸患夜?，該公司生產用于對付世界各地示威人群的催淚瓦斯。
“去殖民”運動的激進藝術家并不是歷史上首批顛覆性人群。他們這么做通常出于對建制的失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一群自稱為達達（Dada）的藝術家開始進行顛覆性、實驗性的干預，以抗議戰(zhàn)爭中毫無意義的暴力。 達達被認為是20世紀初最激進的前衛(wèi)運動，其次是20世紀60年代的激浪派（Fluxus）藝術家。他們同樣試圖利用震撼和無知來改變藝術和社會觀念。 這些運動的精神繼續(xù)由麥卡錫（Paul McCarthy）和梅普爾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等藝術家的作品繼承。“震撼是運動改變社會的一部分，”布里爾（Dorothée Brill）在《達達主義和激浪派的震撼與無謂》（Shock and the Senseless in Dada and Fluxus）中寫道。“這種努力將被視為與藝術家拒絕創(chuàng)作必須有意義的想法有關。”
“我希望藝術將繼續(xù)成為創(chuàng)新、激進實驗和無法無天的空間，”策展人夏普（Chris Sharp）告訴英國廣播公司文化專欄，“為的是繼續(xù)逃避資本主義、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工具化，為不可以用質量和數(shù)量衡量的想法（而非正確或錯誤的想法）創(chuàng)造空間。”當我們交流時，夏普在米蘭參加他在墨西哥城的露露（Lulu）畫廊的藝術博覽會。隨后他將前往威尼斯，在那里與斯坦霍普（Zara Stanhope）博士以及藝術家米切爾（Dane Mitchell）合作，為5月的雙年展策展。
那些相信“為藝術而藝術”的人可能會說，藝術作為一種無法量化的力量必須保持在社會或意識形態(tài)之外，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別的東西。而有些像夏普這樣的專家認為，當藝術開始關注激進主義時，就會開始滑坡，因為這不是藝術的意義所在（雖然夏普也表示，不可能將藝術徹底去政治化）。這種觀點認為藝術本身就是一種力量、一個會產生藝術作品的實驗過程，而非用來解釋結果或賦予物體意義的手段。無論現(xiàn)在或未來，人們不應該對藝術下定論，因為藝術是反對普遍主義的力量，它必須由藝術家來打斷，仿佛在告訴世界“醒過來！”
繪畫已死（沒死）
還有20年，就到了德拉羅什（Paul Delaroche）驚呼“繪畫已死”200周年了，并且有合理的論據(jù)證明，這和新媒介與前衛(wèi)藝術沒有太多關系。 德拉羅什最初的想法一直被人不斷重復，新媒介也一次次已經(jīng)進入聚光燈又離開，繪畫卻似乎始終在原地踏步。
繪畫銷售仍然是拍賣行、藝術博覽會和畫廊的主要驅動力，所有破紀錄的藝術品銷售幾乎都來自畫作。在20世紀上半葉完成的現(xiàn)代繪畫仍然是市場上最令人向往和最昂貴的藝術品。有史以來銷售的最昂貴的10件畫作中，有9件是在1892年到1955年之間完成的。唯一的例外是新發(fā)現(xiàn)的1490年至1519年間的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作品，拍賣價格達到4.530億美元（3.41億英鎊），是有史以來售出的最昂貴的畫作。然而，榜單上的每幅畫都是由白人完成的，這并沒有展現(xiàn)出什么平等的希望。
與現(xiàn)在相比，20年后的市場可能變化并不大——仍然以現(xiàn)代繪畫為主導——但流行的可能是20世紀下半葉的作品，包括更多的女性和少數(shù)族裔藝術家的作品。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 ）1984年的作品《無題》（Untitled）于2017年以1.104億美元（8540萬英鎊）的價格創(chuàng)下了最昂貴的當代藝術品拍賣的新紀錄。去年，當代非洲和非裔僑民作品的市場也創(chuàng)下紀錄。馬歇爾（Kerry James Marshall）的1997年作品《過去的時代》（Past Times）以2110萬美元售出，十分驚人，創(chuàng)下了在世的非裔美國藝術家的新紀錄。
多未來主義
芝加哥藝術學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建筑與設計策展人伯賈巴德（Maite Borjabad）表示，我們應該“為即將發(fā)生、無法預測的事情做好準備。”換句話說，我們不能期望預測未來，而是應該為未來的各種可能性做好準備。
博物館不僅僅是存放物件的地方，而且是一個可以聽到不同聲音的平臺。據(jù)伯賈巴德說，策展人就是調解人。例如，通過委托，博物館不僅是展示藝術的地方，也是創(chuàng)作新作品的“思想孵化器”。 她告訴英國廣播公司文化欄目說：“我認為未來是多元和多樣的，絕不是單一的。”
“文化機構和收藏品具有高度政治性，并且延續(xù)和鞏固了對歷史的極度教條式的解讀，”她繼續(xù)說道。“這就是為什么像藝術學院（Art Institute）這樣的收藏是幫助我們重寫多元歷史的完美材料。”
到2040年，藝術可能看起來不像藝術（除非它是一幅畫），但會更像其他一切事物，反映著時代精神和像藝術家本身一樣的多樣性。世界上仍將會有激進藝術家關注政治議題，也將有實驗藝術家探索新的媒介和空間（甚至是外太空）；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都將出現(xiàn)強大的市場。因此，至少在文化領域，西方世界可能需要迎頭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