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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力:新潮美術骨子里還是封建意識

來源:一點藝術 作者:賈思敏 2015-06-05

近日,被稱為“錄像藝術之父”的藝術家張培力榮膺第九屆AAC藝術中國“年度藝術家獎“,使得這個新設的獎項實至名歸。

張培力創(chuàng)作的每個階段都已達到極致——尋找觀感的新維度,媒介的新可能,交流的陌生化,語言上的新鮮感。永不滿足于已有的成就,也絕不愿重復自身,以至于他創(chuàng)作的多樣性和復雜面貌從未停止引起人們的困惑和驚嘆。


“錄像藝術之父”張培力

1 是不是錄像藝術,我也不知道

一點藝術:你一直被稱為“錄像藝術之父”。1988年的《30×30》是你的第一件錄像藝術作品嗎?那時候國內是否有人涉及錄像藝術的領域?

張培力:據我所知沒有。藝術家拍錄像是有的。在86年的珠海會議上,有一個“南方藝術沙龍”,王度、楊詰蒼幾位藝術家,做了一個表演,并用錄像記錄下來。珠海會議上播放了這個錄像。我也看了。

但是,那算不算錄像藝術呢?看你怎樣來界定錄像。錄像當然是用來記錄的工具,但是,你關心的問題是記錄那個事情呢,也就是說,你只是借助錄像的功能呢,還是關心錄像本身。我當時拍《30×30》,感興趣的是錄像里面所包含的時間性,和錄像語言可能給人帶來的視覺影響。我想要做的是,用一種枯燥的、乏味的、甚至讓人厭煩的東西,來替代錄像通常給人帶來的視覺上的愉悅,或者說一種敘事,或者可能的情緒上的觸動。在我的這個作品里,能感受到的只有厭煩、厭倦、困惑,因為它沒有情緒,也沒有事情,雖然好像記錄了一個過程,但這過程是沒完沒了的,開始、中間和結尾都是一樣的,沒有起伏變化,開始也可以是中間,在任何時間去觀看它,看五分鐘和看一個小時是一樣的。當然看一個小時可能會睡著,看五分鐘還不至于。在我之前,是有人用過錄像這個媒介,但態(tài)度上有所不同。

一點藝術:這是否就是錄像和錄像藝術之間的差別?

張培力:它是不是藝術我也不敢說,真的。這個作品,它在藝術層面上是否有意義,我真的不敢說。這么多年,大家都說它是第一件錄像藝術作品,那我想大概就是吧,人們這么認為總是有道理的。

我之后做的很多作品,我都懷疑它是不是錄像。我并不肯定,我沒有那么自信。錄像總要包括拍攝、編輯、后期制作等各個方面。比如08年在深圳做的《靜音》,在一個服裝廠的縫紉車間,每臺縫紉機上安裝一臺攝像機,就像監(jiān)控一樣,記錄一個工人一整天8個小時的工作。她坐在縫紉機前面的一舉一動,全部記錄下來。這個拍和錄像的拍有什么差別呢?它也是在拍,但不是我在控制鏡頭。我不太喜歡在鏡頭語言里有太多的主觀性。所以,這樣的拍和我們通常說的錄像的拍攝,是不一樣的。它算不算錄像藝術,我也不知道。


《30×30》,1988

一點藝術:《30×30》在“黃山會議”期間播放后,有人詬病作品的技術問題,你怎么看?你覺得拍攝技術對于影像表達來說重要嗎?

張培力:沒有技術也是方法之一??梢哉f是沒有技術,也可以說從主觀上排斥技術。之后我有些拍攝也用了技術。我樂意去嘗試不同方法,這要看作品的必要性。比如今年博而勵畫廊展出的那個大的肖像《臉》,需要非常專業(yè)的技術來拍,設備也很好,拍的時候畫面、燈光很講究,是在攝影棚里拍的。

2009年拍攝的《陣風》,先是專業(yè)地搭出室內景,然后人為地把它摧毀掉。用了五臺攝像機,不同角度同步記錄。這個作品里用了在電影或錄像里經常會用的技術,比如詩意化的敘事方法,柔和、緩慢的鏡頭語言,窗簾飄動、金魚缸啪地打碎,都是很慢的?,F在要做到這個不難,只是比較花錢。在當時來講,是我第一個成本最高的作品,搭景、拍攝、后期大概花了30多萬。

一點藝術:后來你也把杜尚“現成品”的概念挪用過來,在創(chuàng)作里使用了許多影像的“現成品”。

張培力:對,有很多時候,我的作品嚴格意義上講不是錄像,因為后來我連拍都懶得拍了。有一個作品《最低像素》,用的素材是我在新華書店買到的音像制品,它原本的內容是當時合法的、可以公開發(fā)行的,大概是賣給新婚夫婦的性教育影像資料。我在書店里看到,很奇怪,怎么會有這樣的東西?中國居然可以以這種科學教育的名義,賣黃色影像制品。后來,相關的光盤我都買了,買了好幾個。買回去一看,我覺得很荒唐。特別好笑,實際上從色情的角度來講,它完全不是A片,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講,它比A片還要色情。因為A片是沒有解說的,而它這里邊是有解說的,會有各種各樣的指導。這些東西用得著解說嗎?一解說會變成件很麻煩的事。而人也確實在表演。男人穿著泳褲,女人穿著泳裝。

后來我用了很小很小,大概五英寸的液晶屏來呈現這個畫面。(內容不是我拍的,所以嚴格意義上講不能算錄像吧?)我在液晶顯示器下邊放了紅外感應器,設定的感應距離是3米。因為屏幕很小,3米之外,其實看不清什么。但越走近,越會產生干擾,出現雪花點,最后圖像完全消失。這是一個矛盾關系,觀看的矛盾。在遠處你看不到,走近了想看也看不清楚。

2 模仿是藝術家很避諱的事

一點藝術:在您早期的一批錄像作品創(chuàng)作出來以后,出現了一些跟您的手法很相似的錄像作品。一直被模仿,有什么感覺?

張培力:很難確定模仿的界限在哪里。有的時候,你對別人的作品不是太了解。就像我的作品,西方人也不是太了解,他也可能以為我是在模仿某個人。

我在拍錄像的時候,既沒看過安迪·沃霍爾,也沒有過布魯斯·瑙曼。之前西方藝術家的錄像我都沒看過,也沒有機會看。我只是知道有人拿錄像來創(chuàng)作,我當時連《帝國大廈》這件作品都不知道。我在西方做展覽時,也會有觀眾問我,你知道這個嗎,你知道那個嗎,我說我現在知道,當時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八幾年的時候出國都不可能,國外錄像展覽也沒有在中國辦過。也不可能拿一個錄像帶到這里來放。在什么場合可以放呢?

解釋是什么呢?“不約而同”。當我們的生活環(huán)境,對藝術的認識、態(tài)度在轉變,當我們接觸到的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種種我們能夠從日常生活經驗里體驗的東西都有相似性的時候,創(chuàng)作能不出現相似性嗎?這可以說是一個自然的碰撞,往好里說是對話,往貶義上說是模仿。但模仿是一種主動態(tài)度,也就是說在“學”。但80年代是沒有學的條件的。今天,比如有的人的作品看起來和我的很像,有相似性不等于就是模仿。我相信,大多數藝術家都很避諱“模仿”兩個字,甚至被模仿的人也是很避諱的。我覺得別人模仿我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學校里的學生如果作品像我,我會很不舒服。這樣太簡單了。真正有創(chuàng)造力、在語言上有追求的藝術家,他不會很簡單地把別人的東西拿過來。修拉和西涅克之間還很像呢,都是點彩,說不清楚是誰模仿誰。畢加索和勃拉克都是立體主義,有的人說勃拉克先做,有的人說畢加索先做,說不清楚,但兩個人做的都很有意義。


《陣風》,2009

一點藝術:30年后,錄像藝術現在是什么狀態(tài)?

張培力:后來出現了很多相對年輕的藝術家。有些藝術家把錄像作為許多創(chuàng)作手段之一。比如楊振忠、俆震,有一些藝術家可能主要用錄像在進行創(chuàng)作,比如楊福東、陳曉云。我覺得,到后來,大家達成了一個共識,錄像只是在當代藝術當中可以運用的媒介之一。你做不做錄像并不代表你當不當代。更重要的是你拿錄像來拍什么。錄像作品當中呈現出來的觀念性,或者它的語言的張力,這是最重要的?,F在很多人在誤導,以為當不當代,就看你做不做錄像。其實沒有那么簡單。你做錄像了,如果做的很沒有意義,還不如老老實實畫一張畫呢。對我而言,錄像這種媒介,也開始在跟其他的媒介混合。我自己也更多愿意嘗試這樣一種可能性。

3 繪畫對我越來越沒挑戰(zhàn)性

一點藝術:醫(yī)療器械和疾病主題出現在你早期的創(chuàng)作里。比如著名的醫(yī)用手套《X?》系列,以及《1988年甲肝情況報告》。這跟你自己的經歷有關嗎?

張培力:我一直認為,一個個體就是一個社會,一個個體就是一個世界。對我來講,這些符號的影響是特別矛盾、含混但又特別強烈的。不光我父母都是醫(yī)生,我自己從小也跟疾病、死亡和治療相關。自我記事起,就三天兩頭去醫(yī)院。生病比一般的孩子要多得多。身體很弱,小的時候經常受別的小朋友起欺負。我那時候的確不喜歡在藝術作品里對宗教、政治、社會、文化進行簡單的指涉。我認為,一張畫主要靠的是形象,加上色彩,再加上表達方式,就是藝術的全部。我就是想畫可能什么都不是的一張畫。你也可以說你從中看到很多,也可以做各種各樣的聯想。作品的意義不是通過簡單的符號給定的,如果非得說這是關于生命,是關于死亡……這樣的話,藝術就淪為工具了。

一點藝術:那個時候繪畫的技法和觀念都已經很成熟了。為什么后來不畫了?

張培力:我對繪畫太熟悉了。80年代末有段時間我停止了繪畫,到了90年代初又畫了一段。94年之后就完全停了,到今年差不多20年。后來隨著我涉及到的創(chuàng)作媒介越來越多,繪畫對我來講越來越沒有挑戰(zhàn)性。我有把握可以畫一張大家都認為還不錯的畫。到現在,很多人說,你差不多二十年沒畫了,真的要再畫,還能畫好嗎?我覺得一點問題都沒有。我現在可以畫。但如果畫一張畫,雖然是好畫,但自己都覺得沒有意義,值得嗎?我不知道我該怎么畫下去。但如果強迫自己很有耐心地畫,這張畫是能畫出來的。


《2012的肖像》,2012

一點藝術:是繪畫作為語言對你想表達的東西來說不夠嗎?

張培力:我前段時間在美國待了一個月,都在做石版、銅版和木刻,還有數字打印。這個也是繪畫,也是平面的,紙上的。還有在做鏡子上的作品,不是直接手繪,用了很多照片圖片,也做了肌理效果。對我來講,做石版也好、銅版也好,木刻也好,做錄像也好,攝影也好,里邊總歸得有一點新鮮感,這個過程才是有意思的。如果沒有這樣的嘗試和新鮮感,好像就提不起這個精神。油畫就是這樣。對我來說,現在要畫,可以,但它就是重復的工作。

一點藝術:后來你嘗試用文字來創(chuàng)作作品,這在藝術史上是非常罕有的。1987年的《藝術計劃2號》是一份長達15頁的方案計劃。用文字創(chuàng)作是出于什么考慮?

張培力:事實上,《先奏后斬:關于X?的展覽程序》才是我第一個用文字來寫的文本。在此之前,我不是在畫一批手套嗎?我原來給自己設定了一個目標,想畫幾乎同樣的手套,畫一百張。一百張之后做個展覽,一百張等于一張,這么一個概念。后來由于這是個不太可能實現的計劃,我就想,先用文字來描述這么一個展覽,一個還沒有呈現、也不知道能不能呈現的展覽。這個就是“先奏后斬”。在成語里,先斬后奏,是某個事情先做了,已成為現實,再告訴你。先斬后奏很多時候是貶義的,它是不合理的,應該是先奏后斬。我把它倒置過來,事先告訴別人有這么一個展覽,但是,這個展覽到底什么時候真的會有,不知道。

寫這個文本之后我生了一場病。那時江浙這一代流行甲肝,我住院住了四十多天。病愈后待在家里,一個是做了《甲肝情況報告》,另一個就是寫了《藝術計劃第二號》。很有意思的是,用文字來描述一件作品,比人用眼睛真正地看到作品,有更多的豐富性。我們在描述一個誰都沒去過的景時,看文字,想象是很豐富的。也許你到了那兒,它也就這樣了。我覺得視覺比文字可能更有局限性。這跟一般的概念不一樣。想見的和看見的,是不一樣的。“想”見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是可以替代“看”的。

《藝術計劃第二號》沒有具體的作品,它只是設置了一個觀看和對話,觀看用的是窺視,對話用的是對談。整個文本類似法律文本,窺視和觀看要遵守很多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很大程度上又都是荒唐的。沒有人會用這樣一種方式、按照這樣的規(guī)則來觀看,來說話。但是,如果你更進一步地看問題,難道這個社會的很多規(guī)則在現實當中都是有意義的嗎?大多數規(guī)則不都是沒有意義的嗎?


《先奏后斬:關于X?的展覽程序》

4 藝術本身使我們陶醉

一點藝術:今年是85新潮30年。85時期,你在杭州的年輕藝術家共同創(chuàng)立了”池社“。在池社的“宣言”里,強調一種“浸入式”的真理體驗,應該如何理解?

張培力:浸入就是浸泡。這里邊多少有類宗教或準宗教的成分。浸入不是表面的、樣式化、形式化的儀式,而是沒有保留地、把整個身心、精神跟某個東西最大限度地融合在一起。比如,拿熱水洗把臉,和整個人浸泡在熱水里,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拿熱水洗把臉,你在主觀上還能夠控制“洗”這個動作,熱水和你之間“洗”的關系。但浸泡進入之后,則把主體變成了一個被動的個體。這樣的浸泡對你之后的意識、精神都有影響,因為你把自己完全放棄掉了。

一點藝術:那時候很理想主義嗎?

張培力:可以說是理想主義,也可以說是放棄理想,就看怎么來界定“理想”。一直以來,所謂理想主義,更多意味著以藝術來改造社會。譬如,宗教是作為一種工具來改造人,藝術也可以用來改造社會,拯救國家,振興文化。而我們恰恰要放棄這樣的主張,因為它是不現實的,作為藝術家,我們沒有這么偉大的功能,我們只關心藝術本身。我們也覺得藝術本身使得我們陶醉,為什么一定要陶醉于藝術之外的東西呢?如果藝術是通往精神世界唯一的、最好的途徑,我們在享受這個過程,有什么不可以呢?

西方的現代主義,比如達達或者超現實主義,主觀上并沒有改造社會的企圖,他們在嘲諷和揶揄文化的社會功能性的同時,甚至還嘲諷和揶揄自己。這是一個奇怪的矛盾。中國早在49年之前,延安魯藝就明確提出,“藝術是一種工具”。這也是魯迅的藝術觀。那個時候說,藝術是用來救國的,藝術為抗戰(zhàn)服務。《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藝術為大眾服務,實際是一個很虛幻的口號。藝術其實是為某一種政治目的服務的。49年以后更不用說了,藝術用來鼓勵人們參與到當時的很多政治運動、國家建設等事件當中,是必須要起到打擊敵人、鼓舞人民的作用的。那難道不是工具嗎?比較徐悲鴻和齊白石,徐悲鴻是講究藝術的功能性的,齊白石則講究藝術的形式化,所以后來齊白石受到很大的批判。


《莊嚴的圓》草圖,2014

一點藝術:新潮美術運動之后,這種情況也沒有改觀?

張培力:絲毫沒有改觀。當時80年代的年輕藝術家是很不滿官方藝術的,但恰恰他們所做的事情,他們對于藝術功能性的認知,跟官方藝術沒有差別。新潮藝術家也企圖用藝術來改造社會。那時的很多作品,幾乎都成了哲學或政治的圖解,一種替代品,非關語言本身。栗憲庭有篇很重要的文章:《重要的不是藝術》。栗憲庭最推崇的人是誰呢?是丁方。丁方的繪畫里,有一種救贖的,或者救世的,帶有很強宗教色彩的東西。這樣的東西對于老栗來講,在我們當時看來,就是時代所需要的“大靈魂”。又譬如有些團體,一面在強調類似于宗教的文化或藝術語言,一面又在推崇尼采??赡岵筛诮?,是完全對立的兩個方面。在很多藝術家那兒,這兩個東西居然能融為一體。真正從語言出發(fā)考慮藝術的問題,在當時來講是一個很邊緣化的聲音。盡管新潮藝術在那個階段是被排擠或壓制的,但新潮藝術里很多藝術家都特別強調權威性。這種權威性跟官方藝術強調的權威性如出一轍。有點像李自成民起義,他反對皇帝并不是反對皇權,而是自己想當皇帝。骨子里還是封建意識。

再說到今天,有些藝術家極受西方推崇,他反對中國的專制和獨裁,但他自己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很專制、很獨裁的。這些都是藝術家身上很矛盾的方面。他反對的東西恰好是他骨子里很想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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