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1月7日，來自約翰遜上尉(1870-1937)的一封信表明：大英博物館需要支付25英鎊給他購買一幅畫卷。是年4月8日，畫卷擁有了大英博物館現(xiàn)在的收藏編號。沒過多久，大英博物館的研究者就知道他們撿了一個天大的“漏”：這幅售價25英鎊的長卷，就是赫赫有名的《女史箴圖》卷！
雖然尚有爭議，多數(shù)學者認為這是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的唐代摹本。毫無疑問，它是中國古代最珍貴的卷軸畫之一。
蓋滿歷代皇帝印璽 傳奇有真有假
以前不少人都相信《女史箴圖》中歷代皇帝的印璽確鑿無疑。人們這樣解釋其流傳的路徑：此卷在唐代為皇室收藏，后來被宋徽宗所得。在汴梁城被攻掠之前，此畫已流落到南方，后來成為南宋內府的收藏。在宋金議和時，此畫作為禮物送給金朝，成為喜愛漢文化的金章宗的寶物。
圖上的 “弘文之印”等印章以及尾紙的《女史箴》文，成為其顯赫流傳身世的證據(jù)。
《女史箴圖》上的“弘文之印”，一直被認為是最古老的印章，它與唐代宮廷的弘文館有關。但近年研究發(fā)現(xiàn)，它在北宋時期的作品上也出現(xiàn)過，故與唐代皇室無關。“御書”、“宣和”、“睿思東閣”是北宋徽宗趙佶的印璽，“紹興”是南宋高宗趙構(1107-1187)的印璽。但《女史箴圖》中只有“睿思東閣”是真印。 “廣仁殿”、“群玉中秘”是金章宗的印璽，而研究者認為畫卷中的“廣仁殿”是偽，“群玉中秘”是真。因此畫卷是否進入南宋和金內府都令人生疑。
而畫后面尾紙的那段《女史箴》題跋，不少著錄認為是宋徽宗所書。實際上，它是仿學宋徽宗的金章宗的墨跡，因為題跋上鈐蓋的明代及其之前的收藏家印章與畫心的并不一致。到了清初，從梁清標開始，畫心與題跋的印章開始重合。
收藏因傳奇而更加增添了神秘和魅力，也因傳奇而牽強附會。在元代之前，關于此畫的記載語焉不詳。早期的著錄也并不豐富，米芾的《畫史》簡略談及了收藏者，《宣和畫譜》則只記畫名。前代的印章可能被后來的人使用、甚至偽造。但畫卷上宋徽宗的“睿思東閣”和南宋賈似道的“秋壑圖書”等幾方印章沒有疑問，結合文獻記載，研究者認為：此幅繪畫至遲也不會晚于北宋出現(xiàn)，在南宋時為賈似道所藏。
南宋之后一直到乾隆皇帝，畫卷的流傳線索就比較清晰。元代的阿里，明代的嚴嵩、項元汴、顧從以、張準等，清代的梁清標、笪重光、安歧、乾隆皇帝等，都先后成為此畫的收藏者。明代還有兩位著名的文士——王世貞和董其昌在他們的文集中留下了品賞繪畫的記錄。
在此卷被大英博物館收藏之前，留下諸多鑒藏印記的是乾隆皇帝。因此，乾隆也曾經(jīng)被認為是此卷在中國的最后一位收藏者。
“四美具”之首 乾隆愛若珍寶
《女史箴圖》、《瀟湘臥游圖》、《蜀川勝概圖》、《九歌圖》(注：除《九歌圖》為國博收藏，其余三者現(xiàn)分別藏于英國、日本、美國博物館)在晚明時為松江顧氏收藏，曾經(jīng)董其昌的品賞。乾隆十一年(1746年)夏天，乾隆發(fā)現(xiàn)四名卷再次重聚一堂，令詞臣董邦達繪制了《四美具合幅》冊頁(現(xiàn)藏天津博物館)，又命董邦達繪《四美具合幅圖》軸(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以志此事。這位熱愛藝術的皇帝仿三希堂之例，特將四卷置于紫禁城建福宮花園之靜怡軒西室，顏其室曰“四美具”，紀念這四幅卷軸在經(jīng)歷兩百年分離后又在他的宮廷不同尋常地團聚。
唐朝詩人王勃的《滕王閣序》里，“四美具”表示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事皆備。而乾隆認為《女史箴圖》在“四美”中最為古老而珍貴。乾隆在此卷尾跋中云“董香光跋李伯時《瀟湘圖》云：‘顧中舍所藏名卷有四’，以此為第一”。對于乾隆來說，《女史箴圖》是他書畫收藏中的至寶，重要程度不亞于他認定的“三希堂”中的三卷東晉法書。
《女史箴圖》上留下乾隆大量品賞和收藏的印記。在此卷包首的題簽上乾隆御筆：“顧愷之畫女史箴并書真跡，內府珍玩神品”。在此卷的引首乾隆書：“彤管芳”。
乾隆富有開創(chuàng)性的鑒賞活動是為書畫留下“畫跋”。在本幅與尾紙的隔水上乾隆御筆繪蘭花一株，并且題跋云：“長夏幾余，偶閱顧愷之女史圖，因寫幽蘭一枝，取其窈窕相同之意云爾。來青軒御識”。在此幅的尾紙上，也有乾隆的長段題跋，他盛贊顧愷之的畫藝，并為此卷進入宮廷而頗為得意。乾隆還令畫家鄒一桂繪制了一幅《松竹石泉圖》，附于此畫的卷尾。在這幅繪畫上，也留下了“古稀天子”、“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等乾隆晚年的印璽，說明他在晚年還多次欣賞此畫。
乾隆因為大量在繪畫上鈐印、題跋“留念”——熱情參與名畫的“再創(chuàng)作”，而受到當代藝術史研究者的詬病。然而，也正是因為這幅繪畫上沒有后來清代宮廷的印璽和題記，在乾隆之后的去向，引發(fā)了諸多的猜想。
貴婦相贈？國寶落入侵華英軍上尉之手
根據(jù)故宮博物院1934年的《故宮周刊》介紹，《九歌圖卷》在民國以前一直保存在宮中。而《蜀川圖卷》曾被端方所收藏。根據(jù)端方《壬寅消夏錄》，他大約在1902年前后得到此卷。
不難發(fā)現(xiàn)，“四美”，當然也包括《女史箴圖》，在1900年之前，還是在宮廷之內的。但這幅畫在流失之前，究竟存放在何處呢？
根據(jù)《故宮周刊》，《九歌圖》在1934年是在頤和園的，因此慈禧有可能在1900年之前已將圖卷從靜怡軒移到此地。這就意味著《女史箴圖》和另外“二美”可能也被同時移到這里。然而，我們也不能排除《九歌圖》是在1900年之后才被放到頤和園的可能。
清代宮廷內的文物雖然有較為固定的藏所，但也經(jīng)常移動，絕非固定不變?！杜敷饒D》最初的藏所是紫禁城的御書房。后來因為“四美”團聚，此畫被移存在建福宮花園之靜怡軒西室。即使儲存在靜宜軒之后，皇帝因為觀賞之需，也把此四卷攜至香山等處。也就是說，我們目前還很難斷定此卷在流失之前，究竟藏于何處。
在向大英博物館出售《女史箴圖》之前，約翰遜1900年到過中國。當時他所在的部隊，孟加拉第一槍騎兵隊奉命參加了八國聯(lián)軍“解救北京”的戰(zhàn)役。根據(jù)檔案記載，他們當時駐防地為城東，包括東交民巷使館區(qū)。當時英軍曾派遣由諾艾爾·德·布雷少校(1861-1949)率領的小分隊接管了頤和園。據(jù)記載，有12個來自孟加拉槍騎兵隊的騎兵協(xié)助了占領，可是約翰遜的名字并沒有出現(xiàn)在名單中。
約翰遜上尉的女兒貝提·曼扎諾女士在1985年1月7日參觀大英博物館后所寫的短箋稱：“我父親——孟加拉第一槍騎兵隊上尉約翰遜，在義和團期間駐扎在北京頤和園。出于偶然，他發(fā)現(xiàn)一位出身顯貴的中國夫人和她家庭處于危險的境地，便幫助他們得到了安全。這位夫人為了感謝他的幫助和保護，將此卷軸作為禮物贈送。在他回到英格蘭后，于1902年10月9日將它捐贈給了大英博物館。”沒有充分的資料來描述約翰遜在中國取得《女史箴圖》的具體情形，這個家庭傳說有待于進一步證實。
有一點是不需要懷疑的：《女史箴圖》是在那次“解救北京”的戰(zhàn)役中流失海外的。不管是貴婦人贈送還是在戰(zhàn)亂中盜取，結果都是一樣：這件中國藝術史上的瑰寶，從此離開了它的根脈，浪跡異域。
傾巢之下，豈有完卵？一段民族、國家的傷疤自此已經(jīng)深深地烙在這幅無辜的繪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