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其頓首都斯科普里的電信大樓，建筑師：揚科·康斯坦丁諾夫，建造時間：1968-1981。圖片來源：yeowatzup / Flickr
1966年，戰(zhàn)后先鋒派建筑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巴西建筑師保羅·門德斯·達·洛查（Paulo Mendes da Rocha）在圣保羅的別墅區(qū)干了一件不無挑釁意味的事。他的創(chuàng)造是：兩座顯眼的幾何形房屋，水泥裸露在外，與鄰近建筑偏向保守的風格格格不入。
三年后，距離此地僅數英里的圣保羅大學開設了建筑與城市規(guī)劃學院。學院樓引人注目的水泥外表，有意給人造成一種出自非熟練工人之手的印象，它被贊為共產主義理想的絕妙表達。
可惜的是，如今人們更傾向于拆掉這種風格的建筑，而非再建新的。但這也反映出人們對于“建筑究竟是為了什么”這一問題的認識有了變化。不同于今天的新自由主義原教旨，許多粗野派建筑表達的是一種進步主義乃至于烏托邦式的愿景——期盼社群生活和公有制。如今，為保護這些建筑而斗爭，也就是為捍衛(wèi)這份社會遺產而斗爭。
巴西圣保羅的保羅·門德斯·達·洛查之家，建筑師：保羅·門德斯·達·洛查，建造時間：1964-1966
粗而不暴
“粗野主義”（Brutalism）這一術語發(fā)源自英國，但也受到法國建筑師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作品影響。英國建筑師艾利森（Allison）和彼得·史密森（Peter Smithson）夫婦以及建筑批評家雷納·班納姆（Reyner Banham）于1950年代將其發(fā)揚光大。此稱謂與英文形容詞“蠻橫無理”（brutal）并無關系，它指的是法文詞“無雕飾的、未經加工的”（brut，對應的英文為raw）。
起初，“粗野主義”是指公開展露其結構與原材料元素的建筑——通常是以磚石、鋼筋或水泥制成的建筑，墻面未經粉刷且不帶任何裝飾。一棟建筑究竟用了什么材料、其結構如何以及服務于什么目的，均不應隱瞞。戰(zhàn)后社會中的激進真誠（radical honesty）理想正是由這些原則構成。
該術語借鑒自粗野派藝術（Art brut）一詞以及勒·柯布西耶所謂的純粹水泥（béton brut/bare concrete）。在綜合性社會保障房“馬賽公寓”（Unité d’Habitation）的施工期間（1947-1952年），勒·柯布西耶在跟各建筑公司打交道時感到無謂累贅過多，遂決定只留下外表無任何修飾的巨型水泥柱。他稱此方法為“純粹水泥”，對1960至1970年代的標準建筑規(guī)范而言，這是一項決定性突破。從勒·柯布西耶、班納姆和史密森開始，粗野派建筑理論和美學的基礎就此奠定。
法國馬賽的社會保障房，建筑師：勒·柯布西耶，建造時間：1947-1952。
與此同時，新一代建筑師也開始在其現代主義先驅的功能主義美學之外嘗試另辟蹊徑。嬰兒潮時代積攢下的高消費能力、低勞動力成本，以及空間時代躊躇滿志的進步主義信念，令人們開始追求風格獨特、具有雕塑般外貌且日益巨大的超級建筑結構。
例如，馬其頓首都斯科普里的電信大樓看上去就很像一座老式的宇宙空間站；其核心部分、樓梯間和水泥支撐結構都完全裸露在外。建筑的材料及內部活動不但是公開的，而且還得到了刻意的夸大和贊頌。
在建筑風格上服膺科學客觀性以及功能主義多年之后，建筑師們一夜之間又找回了自己的藝術家身份——盡管他們依然保有對新技術的熱情。譬如，倫敦南美銀行就采用了當時最先進的空調技術，其樓頂與復雜的樓層結構形成了懸臂結構。自頂樓垂下的巨柱回應著周圍銀行清一色的古典式外觀所蘊涵的不無壓迫感的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指具有象征意義的建筑所牽涉到的諸多內涵，如權威、不朽、奉獻精神等等——譯注）。
與此同時，公共領域也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zhàn)。農民進城以及嬰兒潮意味著城市的迅猛擴張。千百萬歐洲人一下子從簡單的居住轉入了以電爐和中央供暖為標志的現代世界，提供這一切的則是福利國家。
在戰(zhàn)損嚴重的內城區(qū)的重建過程中（有些也遵循粗野派風格），大量的新建筑也在城市邊緣拔地而起。方興未艾（或者再度發(fā)現）的“大工程”（mega-projects）熱情推動了各種各樣的保障性住房計劃，某些計劃甚至試圖以區(qū)區(qū)一處綜合性建筑來安置全部的城郊人口。
鑒于其擴張之迅猛，粗野主義難以被化約為某個單一的指導性目的或政治態(tài)度。從奧地利和日本的文化中心，到悉尼和圣彼得堡的大學，再到加拿大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郵局，乃至于各國的圖書館、私人別墅、微型住宅、大型建筑綜合體、教堂、清真寺、醫(yī)院、賓館、市政廳、幼兒園和監(jiān)獄——粗野主義征服全世界僅用了不到十五年時間。
英國亨斯坦頓的現代中學（今名：史密斯頓高中），建筑師：艾利森/彼得·史密森，建造時間：1949-1954。
自我實現的預言
建筑師們不僅對其設計抱以樂觀態(tài)度，更深信建筑將會得到充分的維護。但戰(zhàn)后的經濟騰飛和福利國家的擴張很快為新自由主義所取代，與之伴隨的是對“成本最優(yōu)化”（cost-optimization）的瘋狂執(zhí)念：省錢第一。不少建筑在落成后不久即迎來毀棄的命運。
衰退很快開始，趣味的變化也來得同樣迅速：起初，保羅·魯道夫（Paul Rudolph）為耶魯大學設計的藝術與建筑大樓屢屢登上主流建筑雜志的封面。但僅僅過了十年，該樓的內部就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到了1970年代，歷經石油危機、越戰(zhàn)和持續(xù)環(huán)境破壞等一連串變故，巨型水泥建筑一下子成了為建制派理念站臺的符號，淪為了斗爭對象。其巨大的形體不僅象征著建筑師的自高自大，也是政府部門在好年景里放開手腳花錢、大興土木來彰顯其對無限經濟增長之信心的見證。詹姆斯·邦德系列作者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當時打算為反派想個諢名，揣獵克塔（Trellick Tower）的設計者埃爾諾·戈德芬格（Erno Goldfinger）的名字恰好成為了不二之選。
社會保障房在英國的快速鋪開也令粗野派街區(qū)里的犯罪率大增，頻頻登上頭條。在撒切爾夫人實行緊縮政策的日子里，這些建筑及其居民也有如命定一般地遭到遺棄。不受待見的粗野派建筑全方位地被無視了，甚至被指有礙觀瞻。它們的被棄成了一樁自我實現的預言，以至于等待它們的唯有爆破。
當然，鑒于粗野主義這個詞牽涉到的建筑師（其中僅少數人愿意稱其作品為粗野派的）、氣候、文化、預設以及工程項目實在太龐雜，它招來批評的理由并不限于維護成本。有批評正確地指出了它們的敗筆：樓層規(guī)劃極為復雜，過于考驗人的方向感；平面化的樓頂分段不當，容易開裂；鋼筋加固不充分，對水泥造成難以維修的損害；無視周邊環(huán)境的紀念碑式尺寸，清一色的水泥灰，它適合出現在專業(yè)建筑師的鏡頭里，但卻不適合英國的多雨天氣。
然而，當我們拋棄這群1970年代的灰色巨怪時，可能會有為了倒臟水卻把孩子也一連倒掉的風險。我們可能會無可挽回地失去二十世紀中最為前衛(wèi)的建筑風格的絕佳范例。
保護什么，如何實施？
距離粗野主義的全盛時期已過去將近五十年，俄狄浦斯式的反應漸漸地褪去。我們父母一代的建筑慢慢地成為了祖父母一代的建筑。但拉開距離之后或許能產生一種新的、較少偏見的看法。在許多地方，歷史保護也開始關注起1970年代的建筑來。且有越來越多的發(fā)起者開始鼓勵和支持此項工作。
眼下，有關水泥建筑的書籍汗牛充棟，且這類建筑在社交媒體上也有驚人的熱度，種種跡象皆表明粗野主義的名望正在恢復。從最起碼的角度講，裸露的水泥已經打了個翻身仗。
然而在水泥布谷鳥鐘的熱賣和保護建筑本身之間仍有巨大的鴻溝。誠然，在這個節(jié)能政策變本加厲的年代，如果不使用絕緣材料和塑料，簡陋且絕緣性能不好的水泥墻是很難翻新的。然而，除非有謹慎周到的思量，否則以能源效能為導向的創(chuàng)新仍會有將粗野主義的最核心理念葬送掉的風險：也就是物質上的真誠性（material honesty）。
替代選項也不是沒有，譬如德國本斯貝格（Bensberg）的市政廳在經過大規(guī)模的現代化翻修之后效果就還不錯。拜細致工作和新方法所賜，戈特弗里德·波姆（Gottfried B?hm）的“城堡”既保持了昔日的光輝，又透過靈活變通照顧到了大部分的節(jié)能要求。
粗野主義不一定非要成為新時代建筑風格的寵兒。只要人們多加留意這些建筑的存在，其保護工作就已經獲益良多。如果你多年來走過某座建筑且從未留意到它，那你也不大可能感覺得到它的消失。一個用心端詳過某座建筑的人則會有迥然不同的反應。
在粗野主義的黃金年代，輩分更老的建筑常常在未經思慮的情況下就被毀掉了。這就難免引出一個問題：再過五十年，我們的子女和孫輩是否會搖頭嘆息，追問我們緣何在今天做出了如此的決定？
從另一面看，在人們重拾對粗野主義的欣賞這一語境下，戈德芬格設計的揣獵克塔成了中產小資的樂園（經過簡單翻修）。對新一代人而言，生活在這座標志性的摩天大樓里，在價錢（還算）承受得起的十五樓俯瞰倫敦風景，自然是無比拉風的。舊的社會沖突開始被新的取代：住房單元的私有化令徹底翻修整座建筑變得寸步難行。工人階級家庭仍被新的鄰居趕走，且正在為反對出售公共所有的社會保障房而展開政治斗爭。
今天，粗野主義與以往一樣具有政治性。包括這些建筑能否免于被毀的命運、誰能夠以及誰應當在其中居住的一系列問題，都不是建筑師可以決定的。這些問題需要社會自身來回答，其途徑是政治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