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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塞爾文獻展迎來60周年 看如何用展覽構想世界

來源:TANC藝術新聞中文版 作者:蔣立言 2015-07-21
1955年7月15日開幕的卡塞爾文獻展被認為是從傳統(tǒng)的沙龍式展覽到現(xiàn)代意義上的展覽的分界點。7月15日是卡塞爾文獻展誕生60周年的紀念日,近四屆文獻展的總策展人齊聚發(fā)源地卡塞爾,探討我們今天如何審視過去20年間文獻展的理論概念,以及如何用展覽聯(lián)系和構想世界。

   卡塞爾官方紀念文獻展60周年海報
 
1955年7月15日,第一屆卡塞爾文獻展在二戰(zhàn)后百廢待興的德國拉開帷幕,今年7月15日是卡塞爾文獻展誕生60周年的紀念日,大量文化藝術機構、個人表演者和國際嘉賓將參與到文獻展60周年的回顧慶?;顒又?,展覽、電影、演出和研討會,以及城市巡回旅行將在節(jié)日期間內全面開展。

文獻展的角色定位在過去的20年間發(fā)生了重大轉變。當前的所有藝術展覽似乎都賦予了自身一種全球標配的使命感,即不僅要展示藝術,更要成為傳達最新理論和思維模式的國際舞臺。值此,近四屆文獻展的總策展人將齊聚發(fā)源地卡塞爾,探討我們今天如何審視過去20年間文獻展的理論概念,我們如何回應和實現(xiàn)這一“全球標配”式的期待,以及我們如何用展覽聯(lián)系和構想世界?






第一屆卡塞爾文獻展的外部景觀與內部展廳

1955,現(xiàn)代展覽的開端

第一屆文獻展由德國建筑師、畫家、設計師和策展人阿諾德•博德(Arnold Bode)于1955年創(chuàng)立。時值德國戰(zhàn)敗10年,百廢待興。首屆文獻展的主題為“20世紀藝術:1905-1955年的繪畫、造型藝術和建筑”,主要目的是讓納粹統(tǒng)治下被壓制的重要現(xiàn)代藝術作品和文獻重見天日,并為不受待見的“墮落藝術”正名。documenta由此得名,它在拉丁語中也有“傳道授業(yè)”和“精神思想”的含義。于是,卡塞爾文獻展在創(chuàng)立伊始,便被賦予了嚴肅的批判和反思色彩,有別于一般的沙龍和新藝術流派展覽,如阿諾德•博德所說:“人類理應可以做一些新的嘗試。”


第一屆卡塞爾文獻展的外部景觀與內部展廳
 
深遠影響全球藝術界的數(shù)次轉折

前3屆的文獻展以展示和復興20世紀傳統(tǒng)架上繪畫和雕塑作品為主,參展的藝術家主要來自于歐洲,頗具歐洲中心主義色彩。此后于1968年舉辦的第四屆文獻展被譽為“迄今為止最為激進的文獻展”,因為展覽邀請了大量美國藝術家展示當時剛興起的波普藝術和極簡主義藝術,探索藝術角色向社會、經濟、政治擴展的可能性。又適逢歐洲六八學潮,本屆展覽成了歐洲知識分子進行社會批判的宣泄口,于是此屆文獻展在歷史上的意義也不言而喻。

重要轉折點發(fā)生在1972年的第五屆文獻展,由哈羅德•史澤曼(Harald Szeemann)擔任總策展人。主題為“對現(xiàn)實的質疑-今日圖像世界”,瑞士人史澤曼拋開傳統(tǒng)藝術展以年代、派系或地域為策展依據(jù),大膽引入裝置、觀念、行為等藝術形式,強調理論對藝術創(chuàng)作的影響,藝術和社會、個人的關系。值得一提的是,該屆文獻展首次邀請了當時的兩大社會主義陣營-中國和當時的蘇聯(lián),但兩國均因種種現(xiàn)實因素未能如愿參展。該屆文獻展中囊括了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和馬塞爾·布達埃爾(Marcel Broodthaers)的作品,前者被譽為“社會雕塑家”,后者探索語言和圖像在意義表達和再現(xiàn)時的兩重性和分裂性,并延伸至對藝術系統(tǒng)權力的探討,他的作品對其后40年的全球藝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哈羅德·史澤曼在工作中(左二)
 
1972年的第五屆卡塞爾文獻展上,博伊斯設立《“公民投票直接民主組織”咨詢室》,與前來的學生和公眾討論公民投票實現(xiàn)直接民主的概念和可行性,并請助手記錄下每天的談話內容。文獻展期間(1972年6月30日-10月8日)他每天到場,因此這次的行動也被譽為“百日對話”。


第五屆文獻展畫冊

博伊斯在《“公民投票直接民主組織”咨詢室》現(xiàn)場
 
以多個地點解構卡塞爾文獻展

自1972年的第五屆文獻展起,展覽空間從原先的弗里德里希阿魯門博物館擴展到整個卡塞爾城。從展覽的主題來看,“藝術在傳媒社會中的身份與定位”(1977年)、“將藝術從各種束縛與激變中解放出來”(1982年)到世紀之交的1997年“在全球化的時代—當代藝術實踐—體現(xiàn)出審美與政治的雙重力量”,再到新世紀伊始的2002年聚焦后殖民時期“文化本土化和全球其他認知系統(tǒng)的相互作用”,文獻展注重建立藝術與公眾的關系,探討當前藝術的自身發(fā)展,關乎社會和政治環(huán)境對藝術角色的影響。作品廣泛關注和探討社會、經濟、政治和全球化,力圖呈現(xiàn)一幅百科全書式的當代前衛(wèi)藝術圖景。每5年一屆的文獻展成為了全球最重要的三大當代藝術盛事之一,與意大利威尼斯雙年展和巴西圣保羅雙年展齊名。


馬塞爾·布達埃爾在1972年第五屆文獻展上展出了《現(xiàn)代藝術館-廣告部》,25年后,作品又入選1997年的第十屆文獻展。
 
提諾·賽格爾(Tino Sehgal)在2012年第十三屆文獻展上作品《這是變化》。以“情景構建”的理念挑戰(zhàn)以物質交換和經濟條件為基礎的當代藝術機制,而將話語權直接交給觀眾和藝術家。

雖然將卡塞爾作為文獻展的主展場毋庸置疑,但在2002年的第十一屆文獻展前夕,總策展人奧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選取了世界4座其他城市舉辦論壇,以對抗歐洲本位主義,而他本人也是卡塞爾展覽史上第一位非裔策展人。上屆的文獻展首次有了外圍展區(qū),分布在伊拉克喀布爾,埃及開羅和亞歷山大城,以及加拿大班夫。

2017,以雅典為鑒回到未來

時值文獻展60周年,組委會作出決定,下一屆定于2017年舉辦的文獻展主題為“以雅典為鑒”,并將在希臘雅典設立第二展區(qū)。這無疑是對身處歐洲一體化危機的歐洲,和成為眾矢之的的希臘的直面回應??ㄈ麪柺惺虚L貝爾特拉姆·希爾根(Bertram Hilgen)對此決定滿懷憧憬:“作為全球當代藝術界最為重要的展覽,卡塞爾文獻展不僅要展示當前藝術的發(fā)展,藝術策展更要著眼于政治和社會語境。雅典是幾個世紀以來歐洲輝煌文明的發(fā)源地,如今也因為面臨全球政治和社會挑戰(zhàn)被推向了風口浪尖。” 2017年文獻展的總策展人亞當·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表示,將雅典作為與卡塞爾并駕齊驅的展場,是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量,尤其是當前歐洲與世界的社會和政治形勢對藝術行為有著意想不到的驅動力。



2017年第十四屆卡塞爾文獻展策展團隊,照片前中為總策展人波蘭籍策展人和藝術評論家亞當·希姆奇克(Adam Szymczyk),他于2003至2014年擔任瑞士巴塞爾現(xiàn)代美術館藝術總監(jiān)和策展人

“以雅典為鑒”也即“以史為鑒”,回到西方政治文明的發(fā)源地而如今深處危機,被歐洲邊緣化的雅典,這不是一種懷舊,而是基于過去的理想模型對現(xiàn)實世界的再思考,和對將來世界可能性的構想。這或許就是步入古稀之年的文獻展的思索。正如米歇爾•格拉斯邁爾 (Michael Glasmeier)寄語卡塞爾文獻展50周年:“文獻展每次都能不出意外地震驚全球藝術界,文獻展的歷史是一部集挫敗、懷疑、丑聞、革新、認知和藝術生產力的歷史。但無論如何,那是一段輝煌的歷史。”

為2017年卡塞爾文獻展特別設計的標志是一只脖子可以旋轉270度的貓頭鷹,代表著一種不同尋常的視角。希臘神話中代表智慧、理性、與公平的雅典娜,身邊站著的就是一只貓頭鷹,在西方文化中它也象征著危機預言者。

2017年卡塞爾文獻展設計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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