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在現(xiàn)場》
對于阿布拉莫維奇的作品《512小時》，旅英華人藝術家奚建軍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不要盲目迷信明星。我覺得她的作品已沒有她以前關于愛情、自由、癲狂、痛苦的思考及她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沖突和糾結，失去了更深的探索性和實驗性。后期在紐約和倫敦的行為作品主要是靠拉長時間以求得更多的媒體曝光、大眾效應和傳播效益，作品本身貧乏無味。用東方的‘無’來躲避社會現(xiàn)實，用‘空’來滿足普通大眾的獵奇心態(tài)。”
記者：你如何評價阿布拉莫維奇的作品？觀眾在她的作品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奚建軍：我認為阿布拉莫維奇早期的一系列作品還是非常有震撼力的。但是，《512小時》和之前在紐約做的《藝術家在場》都流于表面，《512小時》尤其明顯。形式老套，內容空洞。作品通過超長的表演時間博取媒體與觀眾的擁護和贊美，并借機來鞏固她在藝術市場上的明星地位，把自己打造成“圣人”去和“普通人”牽手，現(xiàn)在的作品在宣傳上很有噱頭和看點，能吸引大量普通觀眾和藝術愛好者。但在我看來，她這次的作品是在完成任務，更像一場秀。觀眾成為了皇帝的新裝里的圍觀者，盲目圍觀，缺少質疑精神，不假思索地就去和她一起“面壁”，去跑龍?zhí)?。但是對于很多觀眾而言，這種體驗極大地滿足了自己和明星“合影”的快感。
記者：你如何定義行為藝術？英國本地媒體《衛(wèi)報》的藝評人說整個作品除了體驗出了“悶熱”和“無聊”之外什么都沒有。行為藝術是不是一定要“有聊”、“有意義”？你認為優(yōu)秀的行為藝術應該是怎樣的？
奚建軍：行為藝術是藝術家用自己的身體作為基本材料，通過行為過程中的身體體驗來達到一種人與物、人與環(huán)境的交流，同時，經由這種交流傳達出一種非視覺性審美的內涵。行為藝術必須要有意義，作為一種“現(xiàn)場藝術”，它具有非一般的時間性、錯置的地點性、對基本問題的拷問等特點。
比如，我欣賞的行為藝術家謝德慶在1978年—1979年把自己關在籠子里保持不讀書、不看報、不寫作、不看電視、不聽音樂、不與任何人進行語言交流的狀態(tài)整整一年；1983年—1984年跟女藝術家蒙塔諾以8英尺長的繩子相互捆綁，期間不論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在一起，但不做任何身體接觸整整一年……謝隱忍和自我控制式的行為方式在日復一日的積累中爆發(fā)出巨大的震撼力。
與阿布拉莫維奇相比，兩者都是通過超凡的自我控制的行為方式來關照一種生存和心理體驗，但是，謝的作品運用看似簡單機械的游戲規(guī)則，體現(xiàn)出了精神上的超凡克制、非凡的自覺意志和獻身精神，具有不可復制的獨特魅力。阿布拉莫維奇早期的作品具備這種精神內核，而近期的作品淪為了明星和大眾的互動表演。
記者：藝術家這個頭銜本身對于“行為藝術”作品意味著什么？換句話說，如果是一個普通觀眾而非藝術家往杜尚的小便池里撒尿，他的行為能否被認定為行為藝術？
奚建軍：藝術家的頭銜本身非常重要。如果是一個普通觀眾往杜尚的小便池里撒尿，他的行為幾乎不可能被認定為行為藝術。其根本區(qū)別在于我們這么做的目的和動機，雖然博伊斯提倡人人都是藝術家，但是事實是人人“可以”是藝術家，但并不是人人都“是”藝術家。
記者：有些看似本不該叫作行為藝術的作品如果在世界一流美術館或者畫廊展示，仿佛一下子就獲得了成為”藝術”的合法性。行為藝術表演的場地對于行為藝術作品意味著什么？
奚建軍：場地至關重要。這次蛇形畫廊和阿布拉莫維奇的合作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如此有知名度的畫廊不愿意承擔任何風險，所以選擇了與明星阿布拉莫維奇合作；而對于不了解行為藝術的普通觀眾而言，蛇形畫廊也足以成為吸引他們前來參觀的金字招牌。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家和藝術權力機構某種程度上是相互捆綁的。
記者：總體而言，行為藝術還是處于藝術市場的邊緣地帶，行為藝術家的作品的價格也無法和傳統(tǒng)概念中的藝術家相比。你本人就是做行為藝術的，你怎么看待這個現(xiàn)狀？
奚建軍：我認為行為藝術家是最純粹的藝術家。行為藝術作品的商業(yè)途徑一般是照片、紀錄片、檔案的版權銷售，同級別藝術家的作品價格通常為傳統(tǒng)藝術形式的一半。藏家以美術館和藝術機構為主，個人藏家較少。如果一個藝術家僅僅做行為藝術，那是很艱難的。所以，很多行為藝術家都被“招安”了，開始畫畫，或者兼職其他工作。也正是因為做行為藝術沒有太多商業(yè)利益，所以那些將行為藝術進行到底的藝術家如謝德慶、馬修·巴尼等都相當值得敬佩，我覺得他們是行為藝術里的革命家。
記者：你如何看待中國行為藝術的發(fā)展？
奚建軍：以我本人說起，1986年，我和盛奇等人發(fā)起了“觀念21”藝術小組，并在北京大學實施了我們第一個行為藝術作品。我們當時把墨汁潑灑在身上，裸體騎著自行車在校園里狂奔，這應該算是中國當代行為藝術的開端。1987—1992年是中國行為藝術早期較集中的時期，發(fā)生在北京東村的行為藝術，以強調身體本身，尤其是肉體承受力和表現(xiàn)力作為語言特點，成為中國當代藝術進程的一種標志；而90年代中期的行為藝術則多呈事件形式，這和中國經濟開放和消費文化有關，作品多帶波普色彩，與90年代初的波普藝術熱一脈相承；90年代后，由于商業(yè)大潮的席卷和政治環(huán)境的壓力，現(xiàn)實生活的窘迫使得很多行為藝術家放棄了行為藝術。大眾缺乏對行為藝術的了解，視行為藝術為洪水猛獸，貶低排斥。
記者：你在西方多年，僅對行為藝術的發(fā)展而言，人家有哪些方面值得我們借鑒？
奚建軍：拿英國為例，我認為在藝術研究機構、藝術資金以及藝術教育三個方面都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在藝術研究機構方面，英國有專門的LADA（LiveArtDevelopmentAgency現(xiàn)場藝術發(fā)展局）。成立15年來，LADA對行為藝術在學術研究、檔案保管、行為藝術家個人素質發(fā)展等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資金方面，英國的ArtsCouncil（藝術委員會）也向行為藝術家提供了實質的支持。我的項目就曾經得到過來自英國的藝術委員會的基金支持。此外，英國藝術教育十分領先，有些學校還專門設置了行為藝術專業(yè)。
總體而言，歐美的大環(huán)境更有利于行為藝術的發(fā)展。行為藝術在國內的藝術教育中長期以來處于空白地帶，公眾對行為藝術基本都帶有誤解和排斥。，令人欣喜的是，國內藝術界已經逐漸認識到行為藝術作為一種藝術種類的重要性，目前國內的一些高校開始開設相關課程。文/肖朗
奚建軍1986年畢業(yè)于中央工藝美院（現(xiàn)清華美院），1995年畢業(yè)于倫敦大學歌德史密斯學院，現(xiàn)工作生活于倫敦和北京。他是中國八十年代著名的“觀念21”藝術小組發(fā)起人之一，該小組對中國當代藝術的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1999年他與蔡元在倫敦建立“瘋狂為了真實”小組。作為早期移居英國的華人藝術家，奚建軍一直活躍于當代藝術界，被歐美藝術界權威人士稱為在當下具有獨創(chuàng)和前衛(wèi)精神的藝術家。現(xiàn)任英國華人藝術協(xié)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