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美的日本之行，有一位旅伴——與其志同道合的好友費利克斯·雷加梅。從雷加梅前后繪制的三幅畫作，能看到吉美與雷加梅是如何不遺余力地在法國藝術界推動日本主義浪潮的。此后，雷加梅以及德加、惠斯勒、凡·高、莫奈、博納爾等藝術家，部分受到日本藝術浪潮的啟發(fā)，革新了繪畫語言，更進一步打開通向現(xiàn)代主義的道路。
自1868年邁入明治時代起，日本對外展現(xiàn)開放的姿態(tài)，向越來越多對日本文化與傳統(tǒng)著迷的歐洲人張開懷抱。此前日本列島閉關鎖國，對外國人入境及在日本旅行都有嚴格的限制。1868年以后，來到日本的西方人多了，西方對日本的了解也日漸豐富。與此同時，歐洲人創(chuàng)造了一個詞用以稱呼這種迷戀風潮——日本主義。
埃米爾·吉美(1836-1918)與費利克斯·雷加梅(1844-1907)的日本之行，正是發(fā)生在這種背景下。埃米爾·吉美是一位里昂的工業(yè)家，自青少年時代起即對考古學、東方學和宗教學感興趣。費利克斯·雷加梅則是一位畫家，在巴黎美術專修學校接受美術教育，自1870年起一直旅居倫敦和美國等地。這兩位好友在1876年美國費城的百年獨立博覽會上相識。正是在這次博覽會上，展出了一些日本陶瓷器。幾個月之后，吉美開始了日本之行，這次日本之行從1876年8月至1877年3月，最初的目的是考察日本列島的宗教——佛教與神道教。但是吉美與雷加梅深深地被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吸引住了。雷加梅此前就對葛飾北齋與歌川廣重的浮世繪作品十分熟悉，他在旅行中收集了成打的素描、繪畫、版畫和招貼畫，他的收集品證實了他的品位，這些作品在他們回到歐洲之后得以發(fā)表。
《吉美與日本僧侶的會面》再現(xiàn)了吉美與幾位日本僧侶在佛堂相會的場景。在這一場景中，雷加梅本人被畫在畫面正中，他正在認真、虔敬地充當法國游客與東方僧侶之間的翻譯。從畫面中，觀者不難想象吉美一行在日本的佛寺中無不得到妥善接待，這極大地助力這位篤信天主教的法國人能更好地去理解盛行于遠東地區(qū)的佛教信仰。雷加梅也很精心地再現(xiàn)了出現(xiàn)在這一場景中的意蘊悠遠的元素，出于對日本傳統(tǒng)的敏銳感知，他細致入微地再現(xiàn)了畫面中三位人物身著的日本服飾及其行為舉止，以及在后景中正在準備的上茶的禮儀。雷加梅甚至對日本庭園的裝飾也深有興趣，他曾記錄道：“就像一幅畫會有背景一樣，在這里舉目皆可見到種著樹木的小院，或設計別致、明亮的優(yōu)雅花園……沒有任何東西是突兀的，藝術主宰了這一切，而這是一種滿懷著細膩感、克制力和好品位的藝術。”這同樣也是雷加梅試圖在這幅畫作中表達的，他不在乎描繪輝煌華麗的室內陳設，而更執(zhí)著于其極簡的那一面。就好像歌川廣重的浮世繪那樣，雷加梅同樣在畫作中運用了獨到的視角，畫中半開的移門展現(xiàn)了庭院的風景，讓觀者的視線不由自主地為之吸引，而由垂直的線條強調的室內部分在庭院的樹木上得到呼應，并且漸漸沒入遠處。
收藏在吉美博物館“萬佛殿”中的埃米爾·吉美的藏品正體現(xiàn)了這座博物館建館之本，也就是展示世界各地的宗教文化。
“萬佛殿”展館于1991年在原海德巴赫公館揭幕，這組展館的建成忠實地見證了埃米爾·吉美的杰出成就。展館中展示的作品，大多是他在1876年的日本之旅中搜集得來，這些展出的雕塑構成了一組罕見的群像，不僅數(shù)量驚人，并且都有極高的藝術與歷史研究價值。搜集這些作品體現(xiàn)了收藏家明晰的理論認知與廣博的學識，如今如何去展示它們，則不僅需要依仗同等的學術修養(yǎng)，更要去深挖日本自奈良時代以來佛教逐漸衰落的根源。吉美經(jīng)過9周的旅程走遍日本，從橫濱到東京、日光，再到京都，當時正是從大陸傳到島國的這種宗教所經(jīng)歷的重要轉型期。教權的各種迫害手段使得毀佛之風日盛，直到1868年明治時代到來，神道教被定為唯一的國教，大概正是幾家重要寺院的教權風雨飄搖，致使他們渴望與外國使節(jié)交流，也從而導致了部分寺院藏品流向海外。
吉美當時懷揣當時公共教育部長簽署的委任信，得以從日本帶回了300多幅佛教繪畫，六百多尊佛像和上千卷佛經(jīng)，這些經(jīng)卷如今則收藏在吉美博物館內的圖書館中。這并不是無意義的搜刮行為，埃米爾·吉美的搜集行動一直有著明確的研究目的，其過程也始終伴隨著與島國高僧的宗教學術交流。
由于這趟旅程遵循嚴肅的學術目的，這些作品的搜集依據(jù)了一套嚴整的系統(tǒng)，所以最終能將這樣一個完整而復雜的佛教人物譜系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貝爾納·弗蘭克的布展依據(jù)了1690年出版的日本肖像學圖集《佛像圖匯》，也許還參考了這本書的歐洲版本，西博爾德和霍夫曼編撰的《日本神佛譜》，這使得這些藏品能夠為后人清楚而凝練地展示出這套日本神佛譜系。這組展館漸次展現(xiàn)了佛教中的四大神格，在傳統(tǒng)的教階制度中反映為佛性覺醒的各種不同階段：菩薩、觀音、明王、天部、權現(xiàn)等，埃米爾·吉美還搜集了大批頗有影響的活佛高僧畫像。
展示佛教群像的同時，從一些作品中，我們還能看到當時日本雕塑藝術的特征，以及佛教在同時期的生存狀態(tài)。勢至菩薩銅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經(jīng)考證它本來是法隆寺正殿西壇的阿彌陀三尊之一。
海德巴赫公館花園于2001年開放了一個松茶室風格的品茶亭，由茶道大師中村昌生設計，完全遵照日本茶道鼻祖千利休提出的茶室四規(guī)“和、敬、清、寂”。
雷加梅的另一幅作品《江之島面朝大海的茶歇處的少女》的獨到之處則在于其融入了更多浮世繪的元素，從中能很明顯看到日本繪畫對他的影響。如另一位日本浮世繪畫家喜多川歌麿常愛畫的，雷加梅這次的作品以少女作為主題，而少女的職業(yè)則由放置在少女身后長凳上的小茶杯，及其手持的茶壺和茶托盤點明。雷加梅描繪奉茶女的選擇，表現(xiàn)了他對于習俗與傳統(tǒng)的細致觀察，也表達了他對于在當時日本快速西化的背景下傳統(tǒng)日漸凋零的憂慮。在這幅畫中，雷加梅還大膽地從浮世繪中汲取了不少元素，如簡化的形式、以黑線條勾勒的突出輪廓、讓畫框把人物裁成局部以及不對稱性。
吉美和雷加梅一回到法國就印刷出版了他們在日本收集的藝術品，并致力于日本藝術在法國的傳播。吉美在巴黎籌建了一座亞洲藝術博物館于1889年正式開放，即今天以其姓命名的吉美博物館。雷加梅則為吉美的《日本行紀》繪制了插畫并在19世紀末出版了不少其他日本主題的著作。雷加梅甚至還繪制了一部“日本小說”《阿駒（Okoma）》，《阿駒》是從日本小說家曲亭馬琴（1767-1848）創(chuàng)作的《南總里見八犬傳》讀本改編而來的?！赌峡偫镆姲巳畟鳌酚?814年開始作為讀本小說刊行，“書賈雕工日踵其門，待成一紙刻一紙；成一篇刻一篇。萬冊立售，遠邇爭睹”?！栋Ⅰx》于1883年在法國出版，由吉美撰寫前言，其35幅彩色插畫，由雷加梅根據(jù)日本浮世繪繪制而成?！栋Ⅰx》的頁面布置在當時十分與眾不同，文字被放在頁面左側的窄窄一欄中，而插畫則占據(jù)整個頁面的五分之四，人物邊上用日文寫著名字，名字的法文翻譯則印在畫幅的邊框下面。雷加梅試圖用這本書告訴法國人，同樣以“小說”之名，亞洲人能把它做得多么精致有趣。
這三幅畫作表明了吉美與雷加梅是如何不遺余力地在法國藝術界推動日本主義浪潮的。事實上，除了他們于1877年帶回法國的宗教藝術品、浮世繪和對日本的報道，他們曾于1876年在橫濱觀賞了日本的各種戲劇表演，大開了眼界，對日本戲劇文化也頗有了解。因此，可以說吉美與雷加梅是19世紀末為日本文化迷醉的歐洲人中的代表人物，事實上，他們不僅僅拿1880年代的歐洲與日本在做比較，甚至還拿文藝復興時代與當時的日本做比較。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能看到雷加梅那種深受葛飾北齋、歌川廣重和喜多川歌麿的浮世繪風格影響的畫作。日本藝術影響了那個時代的歐洲，雷加梅以及那些比雷加梅更為耀眼的藝術家如德加、惠斯勒、凡·高、莫奈、博納爾才總結出了一些審美的原則，因之啟發(fā)革新了繪畫語言，并更進一步打開通向現(xiàn)代主義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