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 《白玉雙龍鈕寶璽「太上皇帝之寶」》
2015年12月8日凌晨，保利十周年古董珍玩之夜，備受關(guān)注的“禹貢”專場中， 清乾隆 《白玉雙龍鈕寶璽「太上皇帝之寶」》以5500萬元起拍，在經(jīng)過多番激烈角逐后，最終以6500萬元落槌,含傭金成交價為7475萬元。據(jù)悉，此拍品此前估價為咨詢價。
此方寶璽白玉質(zhì)，交龍鈕，印面呈8.2厘米見方，其上減地陽文篆書“太上皇帝之寶”六字。印臺四面陰刻乾隆帝所作御制詩《自題太上皇寶》，詩云：“由古來云太上皇，徽稱懿號謂非當(dāng)。即斯六袠慶猶幸，加以雙文愧莫遑。自問生平奚立德，永言繩繼祝丕昌。窗明幾凈西銘謮，恰合隨時愛景光”，并“乾隆丙辰仲春御題”（乾隆丙辰即1796年，嘉慶元年）。這是乾隆成為太上皇一個月后，專門為剛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璽而作的，尤其是詩的最后兩句，表露出此時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幾凈的書房內(nèi)，展卷研讀宋代大儒家張載的哲學(xué)著作《西銘》，發(fā)萬物一體之微，體乾坤大道之義，默會前賢，忘記憂愁，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而在此詩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別提到他成為太上皇后，摒棄了例行的加上尊號的繁文縟節(jié)，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寶”作為自己這一重要人生轉(zhuǎn)折的紀(jì)念。
整器玉質(zhì)溫潤細(xì)膩，頂部交龍鈕的雕琢精細(xì)，印臺四周所刻詩文筆劃流暢，為乾隆時期典型風(fēng)格。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的《乾隆寶藪》中對此方寶璽有著明確的著錄，經(jīng)與實物比對，無論材質(zhì)、體量大小，還是印文篆法布局，都與書中的記載相吻合，據(jù)此可確定為乾隆晚期所用之物。加之在乾隆帝所制的諸方太上皇帝玉璽中，題刻有御制詩文者實屬少數(shù)，故而愈加珍貴。
據(jù)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乾隆御璽印譜《乾隆寶藪》一書記載，在乾隆皇帝授意下，此后內(nèi)府工匠用不同材質(zhì)制作了大小各異的太上皇帝御寶十?dāng)?shù)方，皆作漢文篆書，用于書畫鑒賞活動。這些寶璽都是同一時期相同背景下所制，不僅是乾隆帝晚年作為太上皇帝時遺留下來的標(biāo)志性對象，同時還是了解其晚年生活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如北京保利拍賣2011年秋拍夜場的“清乾隆六十年白玉御題詩‘太上皇帝’圓璽”，以1.61億人民幣成交，刷新了御制玉璽和白玉拍賣世界紀(jì)錄。鈐印此圓璽的傳世書畫可見：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唐韓滉《五牛圖》、晉王獻(xiàn)之《中秋帖》及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明唐寅《品茶圖》軸等。
本品是乾隆帝晚年鈐用頻率最高的一方太上皇帝寶璽，廣泛鈐用于內(nèi)府收藏的古書畫、古籍善本、時人創(chuàng)作的書畫作品以及乾隆帝自己的御筆書畫之上，故而極具研究價值，彌足珍貴。蓋有此寶璽的書畫滾動條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晉代王珣《伯遠(yuǎn)帖》、隋代展子虔《游春圖》卷、唐代李白《上陽臺帖》、周昉《揮扇仕女圖》卷、陸曜《六逸圖》卷、五代衛(wèi)賢《高士圖》卷、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卷、佚名《張公十詠圖》卷、北宋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南宋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元代趙孟俯《人騎圖》卷、朱德潤《秀野軒圖》、乾隆帝《盤山圖》等，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蘇軾《寒食帖》、《富春山居圖》（子明卷）等，此處暫不一一列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