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雕塑家劉若望的作品形態(tài)表情各異，但都飽含著一股噴薄欲出的陽剛之氣，我想這種環(huán)繞作品揮之不去的陽氣，既來自藝術家的少年壯志，也反映了這個時代中華民族的崛起，在一個缺乏信仰的時代，這是一種最為珍貴的民族正氣，一如梁啟超先生所說：“信仰即神圣。在一個人為一個人的元氣，在一個社會為一個社會的元氣。”
唐人杜甫嘗有詩云：“元氣淋漓幛猶濕”，用來形容中國繪畫中那種得意忘形，大氣磅礴的自由精神。我看劉若望的雕塑，就想到穿透黃土高原的高亢的信天游，劉若望來自那里，在他的身上，有著黃土塬上厚重的文化積淀，也有著艱難困苦所養(yǎng)成的質樸單純，更有著對于未來生活的熾熱理想。由此，作為一個70年代出生的青年藝術家，劉若望沒有大都市出生的青年一代的優(yōu)越與無憂，卻具有超越文化與地域局限的歷史反思，這種反思穿越了歷史的敘事，著眼于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的尊嚴，而歷史記憶則是劉若望現(xiàn)實情懷的反思之地，中國人的精神面孔在他的雕塑中被重新塑造。
雖然是雕塑，劉若望并沒有局限于西方雕塑常見的形體塑造，而是在色彩與材質乃至人物組合方面，都吸收了中國傳統(tǒng)藝術中的某種因素，使之具有鮮明的中國氣派。劉若望作品中的普通農民，具有紅色的臉龐，像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關云長，面如紅棗，不僅具有一身正氣，而且還有喜慶與吉祥的含意，他們所穿的衣服，則是關中地區(qū)常見的青黑色。在《儀仗系列》中，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的士兵卻具有出土陶俑一樣的泥土色彩與質感，其中所具有的來自大地、回歸大地的輪回意味非常值得回味。而他作品中的人物的密集排列，則與秦漢陶俑的軍陣有著藝術上的文脈關系，鮮明地揭示了中國這個東方大國的群體性力量與向心性的統(tǒng)一精神。
在劉若望的作品中，“英雄”不僅作為一種人生的理想，也作為一種歷史的追憶，成為他的主要表現(xiàn)題材。無論是《天兵系列》、《人民系列》，還是《儀仗系列》，所有人物的情緒與姿態(tài)或平靜、或高昂，都具有英雄那種全神貫注，死生度外的堅毅氣質。值得注意的是他作品中的英雄不是高高在上的特殊人物，而直接創(chuàng)造平凡歷史的平凡人物，這里所說的“平凡歷史”，是指那種并非創(chuàng)造驚天動地的偉業(yè)，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創(chuàng)造了那種最廣泛意義上的日常生活的歷史。即使是在材料的使用與人物的姿態(tài)上，劉若望也保持了一種平凡的質樸與單純，例如，他很少使用現(xiàn)代大工業(yè)的不銹鋼材料，也不過分炫耀銅質材料的古典高貴感，他作品中的人物，沒有復雜的動作與夸張的造型，而是像中國古代石窟中的佛像那樣，有著無言端坐的寧靜與沉穩(wěn)，連衣紋也簡化到最簡單的樣式。這使得他所表現(xiàn)的英雄人物具有了一種平易近人的親和性，拉近了和觀眾的距離，展現(xiàn)了藝術家的平民意識和英雄來自于人民，人民就是英雄的藝術觀和歷史觀。劉若望讓英雄回到人民中間，讓歷史呈現(xiàn)出更為純樸的本來面貌，即使是他所創(chuàng)造的《天兵系列》，也還是兵而非將，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jié)。
劉若望作品中的“儀式”觀念，也是值得我們深入體味的。古往今來，我們見到了許多儀式的出現(xiàn)與消失，但有許多儀式，卻永久地承繼了一個民族的精神與文化價值，它們常和重大社會節(jié)日、行動相關聯(lián)，由某些社會組織所設計，并且以一種穩(wěn)定的繼承延續(xù)了某種具有永恒意味的價值傳遞。在一個民族的文化生活中，儀式普遍被視為提供了將信仰主觀化并使其變得“真實”、“個人”的一種手段。通過儀式，人們才有可能將自己與某種先輩的精神文脈聯(lián)系在一起，從中獲得自己的身份與位置，進而確立自己在文化傳統(tǒng)意義上的精神存在。
劉若望的作品，與時下流行的工業(yè)化城市生活似乎是背離的，他沒有表現(xiàn)城市的流行生活，卻將目光投向了歷史，投向了仍然處于現(xiàn)代社會邊緣并且不斷邊緣化的農民群體，這反映了當代藝術中有一種潛在的民族尋根意識，這是中國經濟和平崛起國力強大后必然會伴隨的民族復興潮流。劉若望作品中的陜北農民，在高原上放聲高歌，不僅是在述說著中國農民個體的悲喜交集，更是將藝術家本人難以自己的少年情懷，轉化為深厚宏大的歷史反思。
我從劉若望的作品中，似乎看到他就站在高高的黃河岸邊，迎著塬上的大風，他在沉思默想，他使自己的意識從困頓平淡的日常生活里游離出來，在冥冥中轉向遠古的金戟鐵馬、號角連天，那些遠古的靈魂因此得以潛入他的意識，并且逐漸以鮮明的現(xiàn)代英雄的形象呈現(xiàn)出來。劉若望在一個虛構的結構里構建現(xiàn)代人的群體形象，恢復我們與民族歷史的文化聯(lián)系。在我看來，當代藝術中英雄形象的重新出現(xiàn)，與一個民族在持續(xù)發(fā)展中的自信心的增強有關，反映了一個東方大國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對新時代的英雄人物的渴望。
劉若望作品中的“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表現(xiàn)為“紀念的狀態(tài)和內涵”，它不僅有巨大的、持久的、藝術中的超常尺寸的含義，也指在歷史中那些顯著的、重要的、持續(xù)的價值。很顯然，藝術家將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的體量，表現(xiàn)為超出常人想象的尺寸，是有其價值判斷和突出重點的。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起源》一文中，稱希臘神殿“作為藝術作品開啟了一個世界，同時又反置這一世界于土地”，劉若望作品中的人物，均具有獨立的臺座，他們通常在室外展出與周圍的建筑和環(huán)境形成一個具有紀念性的場所(例如他的《人民系列》中的人物就屹立在金風秋草的荒原上)，用海德格爾的話說，它們“把各種生命及其關聯(lián)方式聚攏起來，合成一體，在這潛在的關聯(lián)中，生死、禍福、榮辱等，俱以命運的形態(tài)展現(xiàn)在人類面前。而這一關聯(lián)體系包容的范圍，即是這一歷史民族的世界。”劉若望提供了一個具有公共性的雕塑與環(huán)境的共同體，通過這個共同體，每個人把他們的存在與歷史相聯(lián)系，獲得他們在歷史及社會中的位置感。劉若望的作品把我們從日常的平凡中召喚出來，使我們回想起那種支配我們作為社會成員的生活的價值觀;它召喚我們向往一個更好的、有點更接近于理想的生活。
當然，劉若望還相當年輕，他對于歷史的理解不同于歷史學家對歷史的理解，他的解讀是建立在個人生活的經驗基礎上的，所以，他的作品中并非都是深思熟慮后的有序表達，其中也有許多隨機與偶然的因素。他對于歷史的看法，也還有困惑與不解，茫然與宿命。但所有這些，都不影響他作品中來自內心的真實與誠懇，總之他的雕塑藝術具有當代雕塑中稀缺的樸實與凝重，一種來自草根的堅毅與自信，他是真正地為自己而創(chuàng)作的。
2008年3月6日
殷雙喜 博士、藝術評論家，中國雕塑研究中心主任
【編輯：張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