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北方藝術群體在“'85美術新潮”的歷史中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作為北方藝術群體的重要成員，請談談當時北方群體的思想主張和活動，當時談論的主題是什么。
王 ：北方藝術群體的成立是在特定的背景之下，按照另一位組織者舒群的話來說，我們關注的是北方文化，當然北方文化僅僅是一種假設。在當時那種特定的情況下這種假設是成立的。北方文化、北方精神，在藝術的總體解釋上就是崇高的和凝固的感覺，是一種抽象的價值。當時我們所思考的文化性和南方的一些藝術群體如新空間、廈門達達等不同，他們關注的是和生命相關的一種狀態(tài)。
郭 ：很多文獻記載你當年在北方藝術群體是一位非常活躍非常有創(chuàng)造力的藝術家，能回顧一下當時自己的精神狀態(tài)和面貌嗎?
王 ：那時候我很嚴肅，談到文化問題總是涉及到時代精神，總假設自己掌握了時代精神。我們當時提出、研究和關注的所有文化問題，舒群在理論上闡述得更為系統(tǒng)化。在談論問題時，我更多闡述的是模棱兩可的問題，不能證偽的問題。我更關注“制造圖式”，當時我被稱為是“制造圖式的斗士”。
郭 ：當時你們組織了很多藝術活動，你熱衷于活動。
王 ：是當時需要這些活動，那時情況和現(xiàn)在完全不一樣。我們最早的一個活動是北方藝術群體雙年展，是我和舒群共同策劃的。想法更多的是舒群，我是支持者。中央電視臺還拍攝了專題片，展覽在長春舉辦，美術界重要機構的人物都來了。另外一個我參與的活動是“珠海會議”，當時我調到了剛成立的珠海畫院，珠海宣傳部希望做些活動讓這個新的機構產生影響力。我認為這對傳播新的文化是有利的，于是提了自己的想法。我立刻就約舒群在北京見面著手組織這個活動，我們當天晚上找了高名潞，第二天找了在中國美術報的老栗。老栗請來了中國美術報的社長主編等人，活動立刻就確定了。我迅速返回珠海畫院，因為有國家機構中國美術報的支持，珠海畫院順利通過了活動。“珠海會議”我們沿用的模式完全是黨的模式，非常完整，非常嚴謹。當時參加會議的人比任何一屆全國美展的人都要多，美術界重要的人全都來了。“珠海會議”現(xiàn)在已經是史學上的概念，當時我跟舒群開玩笑說我們在創(chuàng)造歷史，而時隔20年它就是歷史了。
郭 ：從《凝固的北方極地》、《后古典系列》到《毛澤東》，最終到你提出“清理人文熱情”口號，這種變化可以說你已經脫離了北方藝術群體的主張，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王 ：我提出“清理人文熱情”的觀點是基于當時的文化情境。之前創(chuàng)作的《凝固的北方極地》、《后古典系列》等產生很大影響，也都是對于哲學和社會學的含義。我想更重要的是我對藝術的看法發(fā)生了變化，我開始覺得那一切很陌生，跟我的生活經驗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我想找到跟我的生活經驗和知識背景有關系的東西，或者說我想有一手經驗，一種有活力的價值，因二手經驗在我看來是讀書的產物。
在“黃山會議”上我提出了“清理人文熱情”的觀點，并展示了作品打格的《毛澤東》草圖。很多人覺得突然，有些批評家認為我是出風頭，其實我是想找到當代藝術存在的理由。
郭 ：打格的《毛澤東》代表什么?
王 ：毛澤東是我成長中一個重要的經驗，是一個重要的符號。
郭 ：東北的生活經歷和中國美院的求學經歷，兩種不同地域文化洗禮的成長歷程對你個人有著怎樣的影響?
王 ：如果當時是在北方讀書，就不會有現(xiàn)在的我。在杭州中國美院的學習最重要的一點是：讓我能夠對問題進行反思和對問題有一個反問的方式。對已有的一切的反問和懷疑，這樣的情境激活了我身上的某些因素，導致了我在藝術道路上的不同追求。我身上有北方的東西，但有一種很重要的素質-機智是在南方激活的。
郭 ：長時間在北方生活是否容易偏執(zhí)?
王 ：從小在北方長大成年后會有一種信仰的一致性。如果我一直在北方生活，那么當代藝術需要的很重要的因素，多義、豐富、懷疑、機智可能會被消解掉，而在南方會被激活。
郭 ：最終不是獨白，而是復調。
王 ：對。
郭 ：從參與“北方藝術群體”到90年代創(chuàng)作走向政治波譜，以及現(xiàn)在的創(chuàng)作和工作方法，你認為你有著怎么樣的變化?
王 ：一般意義上變化非常大，從我內心來講是還原。小時候走在街上我所看到的圖像，正是今天我所創(chuàng)造的。“北方藝術群體”時期所創(chuàng)作的《后古典系列》、《凝固》等其實是讀書的產物，跟我小時候接受的圖像沒有關聯(lián)。從文化的角度被批評家稱為文化沖突，從我個人角度來說是呈現(xiàn)中立的態(tài)度。從學術上闡釋是多元和復雜，因為不管反對什么或不反對什么，只要選擇其中任何一樣，都會削弱作品包含的意義。從社會學意義上說，我有確定的不能改變的立場，就是我想復興一種文化精神。從20 0 6年始，我的創(chuàng)作有所改變，主要是藝術和其它的空間場所構成的一種關系，藝術與國家，藝術與人民，藝術與權利，藝術與信仰;主體圖像自身有一種模糊性，由最初的不確定性推導出來的。如果沒有當初堅持的中性的文化立場，也沒有今天的推導。國家、權利、信仰都是很中性的詞，藝術與它們之間構成的關系是復雜而有意思的，藝術本身沒有什么。我的藝術完全不是我個人的，沒有私密化，非常具有公共性。它的圖像來源以及背后的方法論，都是由人民來創(chuàng)造的，我只是一個橋梁。一個藝術家一生的脈絡還是有一致性的，因為有前定的方法論的基礎。
郭 ：《大批判》的創(chuàng)作中還是有哲學批判在里面，而現(xiàn)在是否完全隱藏?
王 ：對我這個時期的作品，無論我怎么說自己是中性的文化態(tài)度，在別人看來其中還是有二元對立的闡釋，現(xiàn)在我就把這些都模糊掉，讓藝術與其它事物構成一種關系。
董 ：在目前的創(chuàng)作中，藝術的本質發(fā)生了變化嗎?藝術的社會意義更大了嗎?
王 ：藝術的本質沒有發(fā)生變化，是藝術家自己的看法變了。文化情境作為強大的力量對藝術家構成影響。我的作品從《后古典》系列、《極地》系列，直到20 0 6年的《藝術與國家》、《藝術與權利》等等，這些都是在表達藝術與其它領域所構成的一種關系，但不是明確的態(tài)度和關系。作為一個中國藝術家，我想表達什么，我想恢復什么-我的思想，我的創(chuàng)作，當然，希望能夠影響世界。
郭 ：從東北出去以后你關注過東北的藝術家群體嗎?你怎么看東北地區(qū)的藝術家?
王 ：我從20多歲就離開東北到處走，談不上關注或不關注，但我所能談的是，如果是做當代藝術這個工作，最起碼要一段時間離開東北。北方文化的整體氛圍容易導致信仰的一致性，這并不利于做當代藝術。暫時抽離一下，再回來看問題，可能會多看到一些問題。
董 ：藝術經歷過幾個階段，今天的藝術有什么明顯的特征，你怎么看待藝術的市場化問題?
王 ：現(xiàn)在人們會說，市場過熱，導致藝術內涵缺失。我想是人們過于夸大藝術市場話題了，如果把它放在背景中，應該沒有想象的那么嚴重。從8 0年代創(chuàng)作的藝術作品到至今，作為藝術家我的作品和市場沒有什么關系，市場是他人附加上去的東西。作品拍賣收藏，本質上和藝術家沒有必然聯(lián)系，如果先假設這個關系存在，那么藝術家是沒法阻擋的。這在西方的歷程中也一樣。我們自身把它夸大了，構成言語的事實。藝術家應該要保持清醒，保持一種狀態(tài)，就是市場跟自己沒關系。創(chuàng)作的時候堅持藝術家自身的學術邏輯和工作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董 ：從最初到現(xiàn)在，今天的展覽模式和藝術觀念有什么明顯的變化?
王 ：這個變化很大。今天的中國藝術非常國際化，我認為外在形式不重要，關鍵是藝術內涵。如果我們要實現(xiàn)一個文化大國的夢想，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和思想性、策展人的理念以及批評家的作用，這些都很重要。
【編輯：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