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在離家不遠的地方租了一個帶院子的畫室，大概20平方米。窗外有棵像老人背一樣彎曲的棗樹，周圍被葡萄架包圍著。每年的4月——10月我就在棗樹下畫畫，《葡萄架下的少女》、《陽光燦爛的日子》、《一個星期五的下午》都是在那兒畫的。我在這個小院里努力完成大學時期沒時間完成的課題：外光的研究。
1998年，我搬到了西三旗，于是就從“小院”上了“樓”。突然離開了習慣的寫生，竟一下子不知道畫什么好了，1998年——2000年間的作品，我自己比較滿意的也只有幾張，像《樂園》系列、《觀魚》等等。也就是從這個時候，我開始利用照片和圖片進行創(chuàng)作了。
1999年，朋友東子在后海開了一家工藝品小店，門口也有一棵像老人背一樣的樹。那時候我閑的沒事就常去，在那兒總能見到有意思的人，比如搖滾歌手何勇、喜歡獨自爬5000米以上雪山的小于、拍紀錄片的張跑。我跟小于說：“你喜歡高度，我喜歡深度。”但事實上后海一點也不深。記得那時老騎著車轉悠，在水邊拍游泳的人。有一次，我在銀錠橋附近拍照，有兩個正在游泳的人突然停了下來，抬頭對我說：“哥們兒，別老拍了，給我們留一張啊。”他倆站在齊腰的河水里，露著的又大又圓的肚皮在陽光下反射著光。嘿嘿，嚇了我一跳!
那時候畫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寫照，是在東子小店里坐出來的靈感。青春的光芒只有倚靠在岸邊的欄桿上才有安全感，手中打火機的火苗是心中不滅的希望?！洞蚧饳C與綠茶》、《夏日暖洋洋》是那個時期的代表作。前年我當了父親，再次畫后海就變得厚重溫暖了，有的幾近抽象，像羅斯科一樣。畫后海的同時也開始畫北京其它地方的風景，比如《長安街》系列。這些風景幾乎全部發(fā)生在夏天，并且陽光高照，我想這一定和以前我的“印象派時期”的寫生有關?，F(xiàn)在我還常常在陽光特別好的日子拿著相機，騎著自行車到處狂拍。哪天你在路上看到一個背著G10相機，在太陽底下興奮地蹬著變速自行車的毛頭小伙子，沒準兒就是我。
2003年，非典過后的后海有了太多的酒吧，東子就關了小店，搬到云南大理過嬉皮士的生活去了，我們那一小撮人的“烏托邦”也就消散了。偶爾在河邊能碰到畫水墨的朱偉，騎著小車，頂著大腦袋鍛煉。今年五一在迷笛音樂節(jié)上又聽到何勇的《鐘鼓樓》時，想起了那段日子，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幾年前，好友趙力就建議我畫畫上海外灘，那時也做了些準備工作，但一直沒有動筆。我對上海的記憶都是片段的：大白兔奶糖、三毛流浪記、七十二家房客、楊青家吱吱響的木地板以及印著外灘建筑的灰藍色帆布旅行包，此外基本茫然。直到今年，李旭再次提起，我才有了做這個主題為“雙城記”的展覽的動力。
我父親是江蘇人，兩個表妹就住在離上海只有30分鐘車程的昆山。2000年的時候，我在表妹家住了半個月，這期間我在跟北京景山公園差不多大小的亭林公園畫了半個月的寫生，一個幫親戚賣茶水的小姑娘成了我的模特。每天下午的2點——4點就在涼亭里畫畫，這也算是研究了江南的外光了。與北京不同的是那朦朧中一閃一閃的亮光，猶抱琵琶半遮面，像極了顏文梁畫的上海某公園一角，還有陳逸飛的水鄉(xiāng)。這里的樹也小了許多，沒有北方的艷陽高照、大刀闊斧和一排排筆直垂天的大楊樹。對上海的感性認識漸漸開始形成。
上海是中國油畫的發(fā)源地，20世紀初，西方美術在上海租界的影響十分深遠。劉海粟的上海美術?？茖W校98年前就開辦了，是他把“印象派”帶到了中國，對于像我這樣從“印象派”中走出來的畫家，上海是個內心深處有莫名親近感的城市。
我將這次展覽設定為：上海部分以夜景為主，北京部分以白天為主——這是我的主觀認知。上海之美是深藏在這座大城內部的，越挖掘越深刻，而我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了解和體會，只能捕捉那些“浮光掠影”，也沒準兒有更好的效果。我并不覺得畫好一棵樹就能代表森林，但是對一棵樹的專心描畫，同樣也是對森林的敬意。
“與其思考，不如感受”是我藝術創(chuàng)作的主旨。作品題材全部來自我的生活感受，只要是美好的、讓我身心適意的，都會拿來“為我所用”。我不懂什么高深的道理，只是內心對“美”有刻骨的觸感。馬蒂斯說他的畫是“安樂椅”，假如我呈現(xiàn)的也是這樣的椅子，能給你提供一點愉悅和撫慰，我就會很高興了!
【編輯：小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