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jīng)最恰切地畫出中國人面孔的張曉剛，最近在挖掘中國人的記憶，他的方式是繪畫加日記的“個人史記”。
“我不是歷史學家，我可以對史實不負責任。我只強調(diào)歷史給我的一種感受就行。書寫、記錄對我來講是這件作品的一個思路。”張曉剛說。
這位中國當代藝術(shù)家的最新個展《史記》最近在剛建成不久的佩斯北京畫廊首展。張曉剛上世紀90年代以《血緣》系列而在中外藝術(shù)界聞名。也是中國當代藝術(shù)家當中的第一位“百萬寶貝”，《血緣》拍出了超過97萬美元的高價，16幅作品的拍賣價超過50萬美元。
《史記》則延續(xù)了他一貫陰郁的創(chuàng)作風格，強調(diào)一種歷史的厚重感、滄桑感，帶著人們回到了1980年代的集體記憶當中。當然《史記》最大的創(chuàng)意所在，還是個人史、圖畫和書寫三者的結(jié)合。
史、畫和字結(jié)合的開始
“80年代起，我就想怎么把文字和繪畫結(jié)合起來，有點學中國古代繪畫的感覺——題詩。”但張曉剛并不善毛筆字，只能用鋼筆實現(xiàn)這個最初的構(gòu)想，他覺得“那時的作品不太協(xié)調(diào)”。
直到2005年，策展人黃專在北京有一個展覽，“觀念性比較強”，要求張曉剛最好不要用繪畫，而選擇一些比較有實驗性的表現(xiàn)方式。那時張曉剛正在畫《失憶與記憶》系列，這個邀請對他來講絕對是一個挑戰(zhàn)，好在張曉剛一直對文字也飽有興趣，又有一些書信寫作的經(jīng)驗。
那年，張曉剛回到老家昆明，在那里他度過了高中的快樂時光。他看電視的時間越來越多，老換頻道，天馬行空地思考些東西。他漸漸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人與媒體有“一對矛盾的關系”。“我發(fā)現(xiàn)電視每天在用它的模式24小時播出，比方談到事件、歷史啊等等，他們有一種固定的模式，有他們的描述方式。而人有一種對待生活啊，對待自己的另外一種描述方式。”
張曉剛把這兩個東西結(jié)合起來，拍攝很多“有感覺”的電視畫面，他發(fā)現(xiàn)自己無意選出的滿意照片都是與老的紀錄片有關的。于是，他“用個人的描述方式在圖片上進行書寫，書寫的內(nèi)容與電視圖像沒有一點兒關系，甚至是反過來的。”
當年的這個展覽，展出了20張，“反響都不錯”。由于選擇的圖像都是跟記憶相關的，那種一貫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氛圍還在。但是“當時對文字不是特別考究，手寫只是從形式語言的角度，形成一種自我描述的感覺。”
“老外很有興趣，他們也是從形式的角度覺得很神秘，就問我內(nèi)容是什么，有的是感想，有的是我讀過的書，把喜歡的書抄下來，還有早期的流行音樂的簡譜也被抄下來。”張曉剛笑說，“我們這一代有抄書的習慣。”
從抄書到記日記
2006年開始，這種展覽的邀約越來越多了，“尤其是博物館的展覽，他們都要求我展出這樣的作品。”于是張曉剛索性決定做大一點兒。
張曉剛意識到，“老抄書好像也不對”，他覺得可以“在上面寫一點兒我的真情實感，文字內(nèi)容跟圖像內(nèi)容還是沒有太大的關系。我就這樣開始寫，像寫日記。有的是寫過的，有的是當天想到的。這樣的作品做了兩年多，三年。”
直到今年9月，張曉剛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全心投入準備這個個展“史記”。墻上的鏡面鋼板的創(chuàng)作思路就是“隨意的畫，回歸到繪畫的最初狀態(tài)，加上文字的部分。”
依稀從畫作中還能看到張曉剛早期作品中的元素，郵政綠、光斑、電燈泡、沙發(fā)、天安門、床??這就是他眼中的“ 80年代的歷史記憶”，也是他自豪的“青春年代”。
另一個展廳的地上整齊地突兀出一排排的矩形水泥，上面又“長”出了80年代的一些舊物，比如老式收音機、磁帶、暖水瓶、手電筒??;寬闊的展廳中央，擺放著一些銅鑄裝置。它們仿若剛出土的歷經(jīng)時代變遷而擠壓變形的電燈泡、英雄墨水瓶、鋼筆。
張曉剛想象著把“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做成一個古化石的感覺。”但做出來以后，“別人都說像墓碑。”
“我關心的是個人的心路史，而個人的歷史，就肯定要跟日記有關。所以我想，干脆這批作品我就來寫一篇日記。”
內(nèi)容上寫些什么呢?張曉剛開始時想，“管他什么呢，就記流水賬，后來想，光流水賬還不過癮，跟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有點關系，習慣性的總想表達點兒什么。幸虧80年代我們有文字的功底，功底還在，寫一點兒東西還行。”
但開始創(chuàng)作這批作品的時候，他才真正感受到這個嚴峻的“挑戰(zhàn)”。他用手撫摸一下自己的腦袋，笑說，“有的時候憋啊，一天連一個字都沒有!”
第一天、第二天，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他就給策展人冷林發(fā)短信，說：“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整個一個很疲憊的狀態(tài)，無奈、無聊。”
冷林建議“就把你的疲憊、無聊的狀態(tài)寫出去”。張曉剛就這樣開始了，把真實的心態(tài)，想到的東西呈現(xiàn)出來。他寫的第一篇日記，就是在“洗手間”那個作品上面完成的，還原自己從上海回來的疲勞身心，寫著寫著似乎找到了一點兒感覺。
但是有段時間他到了工作室還是什么也干不進去。直到“后來我就發(fā)現(xiàn)，每天四點我開始有感覺，四點到八點是感覺比較好的一段。”于是循著規(guī)律，他每天中午起床后，下午兩點鐘，三點鐘去工作室，先把其他的事做完，然后把門一關，“ 閉關了兩個月”，寫了14篇日記。
他需要這種封閉空間，“因為跟人接觸了，感覺就沒了。需要回歸到一個真實的寫日記的狀態(tài)，那天想到了什么，我就寫什么。”
這十幾幅作品中，除了“臥室”，由床引發(fā)了一系列思考，文字與圖有一定的關系外，張曉剛在盡量“避免看圖說話 ”。
繪畫兩三天可以完成一幅，但是寫日記平均要耗掉他四五天的時間。善于總結(jié)的張曉剛領悟到“我寫東西最困難的是第一句話。痛苦半天，第一句寫什么不知道。要是寫好了第一句，那么后面寫得就很順手很有感覺了”。
他看著記者手中的筆記本說，“你們記者是不是在小本子上，記了好多第一句，第一句，第一句，到時候要寫的時候就直接拿來用了?!”
那張臉的來源
張曉剛的藝術(shù)似乎越做越微觀，過去他挖掘家庭、血緣，今天則在挖掘個人史，時隔多年，他仍然將《血緣》、《大家庭》系列作品視為他“革命性”的開發(fā)。
1992年，張曉剛有幸去歐洲開眼界。他很珍惜那三個月的時光。以前在四川美院讀書，了解到的西方美術(shù)史都是些書本，而現(xiàn)在的他可以接觸到世界一流的美術(shù)館、博物館。
這樣大強度的參觀對張曉剛的內(nèi)心沖擊很大，他開始變得“絕望”，他發(fā)現(xiàn)自己一直堅持的藝術(shù)理念，原來在幾百年前，幾十年前，人家都已經(jīng)近乎完善，我們的發(fā)展空間到底在哪里?“1992年我一年沒有畫畫，越看越絕望。看完梵高博物館，我發(fā)呆地坐在那兒。”
在國外連連遭受“打擊”，張曉剛盤算著，回國首先要看的兩樣東西。第一個是天安門，第二個是老照片。“我要第一次認認真真地看中國人的臉。”
1993年，張曉剛覺悟了，帶著“絕望”逃避不是辦法，他要“因為絕望而面對。”他回到父母家，“看到我家的照片，才真正讀到了那些信息，真正受了啟發(fā)。”
1994年，他畫出了《大家庭》。“感覺自己畫的東西落在了實處。我生活在這個國家里面，找到一點兒相關的東西，很高興，很真實。”
張揚導演的電影《向日葵》曾經(jīng)將他的畫作作為電影海報。那一幅幅冷色調(diào)的老照片式的表現(xiàn)方式，一家三口、四口，端坐著，被記錄下來——大大的丹鳳眼、高高的鼻梁、小小的嘴，那一張張可男可女、可老可少的，近乎模式化的臉孔。
“原始的模特，是我的母親，我看到我母親年輕的照片是這樣的，很漂亮的。然后就開始逐漸變變變，變成這樣一張臉。因為我不是肖像畫家，我不要畫出來一個人，讓人感覺出來是誰誰誰。我就畫，我理解的這么一個人。我回憶一個人長成什么樣，描述一個人是什么樣。我要的是這樣一種感覺。所以，慢慢慢慢就提煉出來了，眼睛應該怎么畫、鼻子應該怎么畫、頭發(fā)應該怎么畫，慢慢就變成了一張臉。”張曉剛說。
張曉剛筆下的人物被認為是符合美學和意識形態(tài)雙重標準的，人物好看，又積極向上。他將其解釋為一種“中性美” ，是“中國千百年來，比較喜歡的一種美學。”
“當時的文化背景是這樣，人的心態(tài)都是在比較調(diào)侃的大環(huán)境下的，那時解構(gòu)主義比較流行，所以我才會想到從中性的角度去看。現(xiàn)在我可能不會想到。”
畫中的人物面無表情，清一色透露著一種迷茫的目光，甚至你能從中讀出一種憂郁，一種痛苦。“我不會畫表情。我唯一畫過一張笑臉也很別扭”，張曉剛說，“我需要的不是一種具體的情緒，我需要的是一種狀態(tài)，一種感覺。所以我不會畫笑臉。”
正在展出的《史記》，和《大家庭》、《失憶與記憶》、《綠墻》相比，只加入了“鏡面”等為數(shù)不多的新元素。
“我從來不追求突破啊，革命啊，改變啊。我就喜歡已經(jīng)過去了、有記憶感的、模糊了的、夢幻的、變異了的東西。我對這樣的東西有感覺。我更關注的是在符號下面的一個人的內(nèi)心軌跡。”張曉剛說。
張曉剛有一個“老是回頭看自己作品”的習慣，“我發(fā)現(xiàn)這個作品局部還可以，我會把那個局部取出來，創(chuàng)作新東西。”他發(fā)現(xiàn)，“換材料時，表達的方式變了，還會引申出另外的一些東西，可能第一眼感覺你怎么變了，其實你一看還是我的東西。我也希望還是保持住這種感覺。”
最近的十幾年，張曉剛酷愛畫燈泡。對一個燈泡他可以反復地畫，幾十張也不厭煩。深得他喜愛的恰恰是那些不像甚至“怪異”的燈泡。對此，他也自有一番玄妙的理解：“我畫電燈泡的時候，是在畫一個人，我畫墨水瓶也是相當于在畫一個人，我畫一個人的時候，像是在畫一個電燈泡。它對我來講都不是一種物質(zhì)，而是一種精神。”
【編輯：張瑜】
